以下是张万荣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我是一九九六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的腿就是在石板炕上烙，都感觉在冰里一样。修炼后，我的老寒腿病完全好了，再也没有像冰一样的感觉了。以前我脾气不好，三天两头和丈夫打仗。学法后，家庭和睦，再也不吵架了。从炼功以来，无病一身轻，精神饱满，真正的体现到了人没有病的滋味。

我老伴周刚，现年六十三岁，他看到我修炼后的身心变化，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以前他脾气不好，对我和孩子非打即骂，不容人说话。修炼后，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家庭和睦了，大人孩子有了笑容，他的身体也无病一身轻了，干多少活也不累。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从此以后，我家就成了看守所、洗脑班。晚上有警察在看着，白天有乡里、村里的干部坐在我家里“转化”我，逼我交书，交师父法像，村干部一天上我家抄三次家，村长和会计罚我一百元钱。一九九九年八月二日市里办洗脑班因我没去，村里又罚我两百元。

大约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份一天，我刚从地瓜地回来，乡里派出所和乡干部来了一帮人，把我抓上了车，绑架到县局。县政保科长李晶对我拳打脚踢，然后拉到看守所非法拘留我一个月，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县政保科还勒索我三千元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末，因我在家炼不了功，警察三天两头就要抓我，于是我决定去北京上访。我走到锦州车站就被劫持回来，县局政保科又把我送到了看守所，拘留我一个月，又勒索三千元，无证据。在县局搜身时我被翻去近五百元。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和女儿被绑架到县公安局，警察对我一顿暴打，用皮鞋头子专往我头上踢，打了一上午。我女儿不满二十岁，身上被打的一道道黑色的血迹。后来我们被非法拘留一个月。在看守所，腊月二十九晚上我上厕所晕倒在地上人事不省，后来经过同监室的人喊，我才醒过来。直到初三我没吃没喝，根本就没人问过我的病情，也没有通知我家人，幸好我命大。我病刚好就被逼干繁重的活，每天干到深夜。我女儿也干一样的活。出狱时还罚我们娘俩五千元。

演示图：电棍电击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再次去北京证实大法。我把真相横幅挂在天安门围栏上，在过地下通道被两个警察绑架到站前派出所，五个彪形大汉用三根电棍轮番电我，足足电了一下午。后来我被关进一个郊区看守所，第二天又把我拉到八达岭驻京办。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当地镇政府人员和派出所警察把我押回当地派出所。他们逼我放弃修炼，对我拳打脚踢。在我去北京的时候，派出所向我们父母要人，父母吓坏了，父亲患有小脑萎缩，经过炼功之后能够自理，可是经过这场恐吓，老人承受不了打击，病情加重，不能自理。十二月二十四日，我被带回当地派出所，警察对我拳打脚踢，罚站两个小时并举三十多斤的大铁球子。警察去北京的一切费用都算在我头上，大约一千五、六百元。后将我劫持到看守所，非法拘留七个月。大约在七月份，又将我非法劳教三年。

在劳教所，我受尽了非人折磨，曾经六天六夜不让我睡觉，我的大脑受到严重伤害，我被逼做奴工，繁重的劳动，从早上起来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十点才能休息。每天都有包夹看着，没有说话的自由。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视力急剧下降，四、五米远都看不清另外一个人的眼睛、鼻子。劳教所每天逼迫我们看电视，大音量播放邪党谎言，使我的耳朵听觉器官也失灵了，不大声说话根本就听不见。

十六年来，我四次被拘留，一次被劳教，五年没在家过年，这些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在我受迫害的日子里，老伴也跟着我着急上火，担惊受怕，十多年来饱受着精神的痛苦折磨。我的老父亲听说我被劳教，就瘫在炕上了，在我回来不长时间就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