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疯狂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对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政策，使无数法轮功学员和家人陷入了痛苦和困境之中，神州大地血雨腥风，悲剧连连。

崔景贵在控告状中说：“因为我家多人被迫害，年近八十的老母郭素元也只能被迫流离失所，惦记着一双在外同样流离失所和遭关押的儿女，精神受到莫大的摧残，在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本是阖家欢乐的日子含冤离世了。这些就是这场迫害的恶果。”

下面是崔景贵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我一九九九年八月份开始炼法轮功后，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那时的我满身长大疮，求医问药毫无效果，加之本来就贫穷的家庭（我和母亲俩人生活，母亲已七十五岁，生活在农村，没有劳动能力）也无钱医治，我母亲就叫我炼法轮功了。通过学法炼功，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我虽然识字不多，但是我就把“真善忍”记在心中，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去做，我无病一身轻，我感激师父的慈悲苦度。

二零零五年的十一月五日晚上，我散发真相资料被老街基的派出所给绑架，他们为了让我说出资料是哪来的，就搞刑讯逼供，用塑料袋套住脑袋扎紧，同时用黑胶棒打我，致使我晕死过去，他们再把塑料袋打开，醒过来再套再打。就这样我被打得死去活来，还给我坐老虎凳。但是我想我做的是正事，救人的事，死我也不说，他们说我太顽固，就把我带到在一面坡粮库办公的“610”办公室继续拷问，又给我坐老虎凳，同时用棒子打我。

酷刑演示：塑料袋套头

随后，他们就把我押送尚志市第二看守所，在押送中一小警察说你交五百元钱就放你，我说我没有，他们没勒索着，到看守所老街基派出所的所长跟看守所的人说他顽固着呢，狠点整。在看守所，警察多次非法提审我，在一次提审时，他们对我说：“说不说？不说！明天把你浇上汽油烧死，说你自焚。”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日，我被哈尔滨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扰乱社会秩序”劳教三年，于二零零六年正月初十送往长林子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无休止的软硬兼施下，我不情愿的写下了“三书”，做了对不起师父和大法的事。在劳教所的精神、肉体同时折磨迫害加之恶劣的环境，我浑身长满了疥疮，不是流脓淌水，就是结一层硬疤。

二零零七年四月六日，在早饭回来的路上，我带头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郝威和薛原把我从车间叫到宿舍楼的办公室，对我进行谩骂、威胁，还用拳头打脸、扇嘴巴、踢我（尽往我身上长疮的地方连踢带打，使脓血流了一地。后来，大法弟子发现我脸上有伤，分别找到副队长薛原和大队长郝威提出抗议，要求处理打人者。两个恶警开始百般抵赖，到最后迫于无奈才同意私下向我“承认错误”。在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所写“三书”作废。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我和一部份大法弟子被转到绥化劳教所，一进绥化劳教所就被采取人人过关，要求写转化书，我不会写就叫我签字，我不签就殴打我，狠命的打我，普犯打人是常事，五月二十七日普教人员张胜柱把我门牙掉踢掉三颗，警察根本不管。在我出狱时要我签字，我不签，他们说，不签就不放你，我想我一个人在哪都一样，就是不签。

三年的劳教折磨，在出劳教所时，我是伤痕累累，浑身长满了疥疮，大腿烂的流脓淌水，耳朵被踢坏留着脓水、手、脚、腿都被踢坏，留着脓水，脚底的裂口至今还在，好牙没剩几颗，吃饭困难，在我还不到六十岁时就一颗牙全无，我只能用没牙的嘴去吃点米饭。

以上所述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天天都在痛苦的煎熬中，真正的苦难岂是笔墨所能描述。

综上所述，被控告人江泽民，不仅迫害了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和家人，更是毁坏了全中国人民的道德良知，使众多的人在江泽民的谎言毒害下，无知的被利用，做助纣为虐的事。他们当中一些人已遭恶报，一些人在受良心的谴责。善恶有报的天理，永世昭昭，谁也逃不过。希望所有公、检、法、司人员，能尽快明辨是非，不要迫于高层压力，为了一己私利昧着良心犯罪，也许还有机会弥补，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

被控告人江泽民倒行逆施，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触犯了《宪法》第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条；《刑法》第二百五十一、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六、三百九十七、二百五十四、三百九十九条；违反了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中规定：公民享有并且应该得到政府保障的生命、自由、人身权、人格权、信仰自由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