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生在控告书中写道：被非法关押在射阳看守所期间，“绝食绝水，到第五天，……警察刘立军带着六个短刑犯用紧铐把我带到小花园旁，打倒仰面在地，……然后，用清水从高处对准我的头脸不断注下。俗语说：‘高山流水，水滴石穿。’一时间，我的五官全部都被水注满，几乎窒息，身体又不能动弹。灌完两桶半的时候，我连摇头都不会了，只感到脑袋沉沉的，耳朵里嗡嗡的，心往下沉，等看到双手时，发现完全呈紫黑色。”

李荣生，男，五十三岁，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临海镇人，一九九七年底，在堂姐家读了《转法轮》，才接触法轮功，身体与心灵得到净化后，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一九九八年，李荣生开始以“真、善、忍”为原则修炼，做真正的好人，思想境界、道德品质显著提高，同时都得到了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睦，内心的祥和与宁静，周边人自然间接受益，对社会有百利无一害。他的前妻当时说：全家修炼法轮功真好，这是她生命中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李荣生在他的《刑事控告书》讲述了他因信仰真、善、忍，做好人，遭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他和家庭极其残忍的迫害，下面是主要事实。

1．六朵派出所、射阳县看守所的迫害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九下午，我被民警周纯江带去六朵派出所。公安局政保股收到我向相关部门和个人寄的几封讲真相的信，抄家后，我被副股长徐惠来等五人直接绑架到公安局三楼。

为了给我构陷罪名，他们动用八个警察分四班，拷打我四天四夜，不准闭眼，不让吃饱，不回答问话就体罚、打骂。到第四夜，直接在背铐上挂一张木椅罚站，眼睁不开时，徐惠来就用湿毛巾乱抽头脸，第四天早上换班时，四个人气愤的对我拳打脚踢。本来，复印资料、寄信澄清事实真相应该是公民的合法权益。用下流的手段意图扩大打击面对谁都不利，也很难做到。在六月二日晚，我被送进射阳县看守所。

几次提审刨根问底未果，六月十四日，我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在公安局三楼的另一个房间，三天两夜不准睡觉，不松戒具，询问形式更是变本加厉，在镣铐上玩出很多花样，还称，不肯放弃法轮功，打死你也活该。诱我确定自己什么时间到哪里，干什么，才肯把我送回看守所。可笑的是，不久后，就凭我寄了几封信，复印过千把张资料，给建湖、阜宁的谁送过几张，就逮捕我，并凭此起诉。

射阳县看守所还不算最黑暗的地方，但我在其间的特殊待遇，总有一种恐怖的压抑感。奴工任务必须每天付出近二十小时的劳动才能完成，炎热的夏天长期只有三小时睡眠，没有人有好心情。在警察授意下，其他人拿我排解情绪，竟是看我太善良，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劝说。这种多重的承受耗尽了我的精神力与体力，不到两个月，我消瘦了近三十斤。

七月二十五日，被告知逮捕了，我在极限的承受中，决定绝食抗议。看守所当然有很多对待这种行为的方法，保证能让你在生不如死的极度痛苦中屈服。对我下手时，更肆无忌惮。

八月二日，把我与死刑犯关到一起。

九月份，以“破坏法律实施罪”起诉我。可是不足三百字的起诉书上，只有我和谁复印资料、寄信、给谁送过资料，并没有哪些行为破坏了哪国的哪条法律实施呀。对如此荒唐的法律文书与司法程序，我只能选择绝食抗议。这次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伸张正义，却使我的身体受到了致命的摧残。

我在起诉书背面写好了无罪辩护状后，绝食绝水，到第五天，神志处于游离状态时，警察刘立军带着六个短刑犯用紧铐把我带到小花园旁，打倒仰面在地，并用六个人摁住，紧铐在我的头顶，被刘立军的皮鞋踩的更紧，然后，用清水从高处对准我的头脸不断注下。俗语说：“高山流水，水滴石穿。”一时间，我的五官全部都被水注满，几乎窒息，身体又不能动弹，灌完两桶半的时候，我连摇头都不会了，只感到脑袋沉沉的，耳朵里嗡嗡的，心往下沉，等看到双手时，发现完全呈紫黑色。逐步的，我出现手心脚心麻胀，逐渐四肢麻木，站立不稳，行走不便。到十二月底时，生活不能自理，从此苦不堪言。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我是被法警连拖带抱上法庭的。女审判长吴秀华，公诉人武秀华。秘密开庭的旁听者只有“六一零”成员及相关人等。一番表演后，起诉书上的所谓罪名基本明确了。到我辩护时，有人说，你炼法轮功，仍不放弃就是犯罪，别再胡搅蛮缠了。我当时真的明白究竟谁在破坏法律实施，谁在践踏法律尊严了，自然零签字。

三月二十九日，宣判我九年徒刑，使我对中共的司法体制彻底失望，当然不肯去上诉。一位有良知警官了解这一过程后说：“没有尺了，瘫痪状态下的九年，这是不让你活了。”

2. 洪泽湖监狱的迫害

与亲人们的生离死别式的痛苦会见后，四月十一日，我被顾、吴两个警察劫持到了洪泽湖监狱。看我被人扶着，十大队杜姓教导员一脚把我踢趴在巷洞里，还不让别人拉，我就要爬起时，又被他踹倒了，然后才被拖进去，强迫剃头、换囚衣。

入监队属“严管”单位，劳动强度很大，还要训练训话，休息时间很少，人们的心态都不正常。我不能干活了，行动又不方便，也就不让吃饱，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不让洗澡。说等所谓“转优”了才会宽松些，不然就押着受训或架去训练或强迫看诽谤录像，不听他们的话就加重虐待，不停的折腾，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

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我被封闭到“转化”区的谈话室，狱政科组织张冠军、孙运等十几人轮番对我突击强化洗脑，到深夜，我疲劳的实在不能在支撑时，也不放过我，不停的换人，换上我想见的人蒙骗我，直到我理智不清的照抄“四书”，逼迫我签字后，才让我去休息，才让我吃饱，才准许我与家人会见，才肯带我去查病。

检查出我的小脑神经细胞受损，代谢紊乱，机制失调，机能减退后，九月五日，被送去监狱医院每天都用很多药物。到十一月二十日出院时，我已经完全瘫痪了，是被驮回教育中队的。可迫害仍在继续，看来是要“肉体上消灭”了。

当时有不少人都开始反思自己的心路历程，所谓百分之百的“转化”谎言彻底破产，尽力圆谎只是相互欺骗。

善良的重病人被关在黑牢里没药医了，牵动所有亲人们的心，我的母亲、妻儿、姐妹、千里迢迢到我面前痛哭失声，哥哥弟弟也以泪洗面，不仅家庭损失，也是家族损失，劝我努力活下来，我安慰他们时有一句话，放心吧，都不会白白承受和付出的。

3．九年冤狱回家 已家破人残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六日，妻子终于承受不了那种绝望痛苦的煎熬，加之社会有形的压力与县“六一零”办公室的怂恿、唆使我妻子离婚再嫁。能让她与女儿解脱当时的困境，我也只能顺其自然。

二零零五年三月，我们全体都被以查传染病为名抽走不少血，也许可能用于充实人体器官库吧。敢活体摘取大法弟子人体器官牟取暴利，那还有什么坏事是这些人不敢做的呢？

“士可杀，不可辱”，可就在那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屈辱、羞辱、耻辱、侮辱、凌辱中熬到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我回到了家乡，可谓“九死一生”也已经是妻离子散、家破人残、一无所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日常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只能靠低保、残补勉强维持生计了。能够生存至今得感谢恩师的呵护与真正亲人们的帮助，还有众家兄弟姐妹及临海镇财政给予的经济援助。

那些直接参与往死里迫害我的人，多是在强权的高压下，为了公职为了饭碗、为了自保才出卖自己的良知，沦为邪恶的帮凶，假正义之名对着善良民众行恶犯罪。我不怪罪他们，但他们还是会因自己所做的坏事受到报应甚至天罚。这是说，谁参与的邪恶迫害越重对谁的毒害越深，人生福分都会被扒光的。深究落马贪官，又有几个不是曾经讨好江鬼破坏大法的急先锋、马前卒呢？能对我被迫害的过程作证，甚或共讨江氏是他们得救的机会，是他们今生今世乃至整个生命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