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春，女，今年五十二岁，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东风煤矿工人。修炼法轮功以前，李新春因多种疾病缠身，整天心情不好，经常和家人打架、争吵，上班也没有好心情。九八年六月的一天，单位的一个同事去单位旁边一家看法轮大法讲法录像，让李新春也去，从此李新春开始看书学法，身体越来越好，各种疾病不翼而飞，跟家人也不打仗了，跟婆婆的恩怨也化解了，大法使李新春的家变得和睦了。

下面是李新春自述其遭受迫害的经历。

跟踪绑架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下班坐车时被人跟踪，我上车时，发现后边不对劲，好象有一辆车在跟着。当坐到东风矿派出所时，红旗派出所警察，就是我居住地的警察，把车拦住，挟持我下车，把我绑架到红旗派出所。

新兴分局“六一零”、红旗派出所警察等同时绑架十多位法轮功学员。之后，红旗派出所警察还非法抄了我的家。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我被庭审，在没有任何证人、证据的情况下，把我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由看守所郑姓所长、曲姓班长、王大伟把我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

在黑女监九监区遭受迫害（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酷刑演示：罚坐小板凳

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九监区，由一个犯人楼道长叫于淑范领到她们屋，开始对我进行迫害，坐小板凳，地方不到五十厘米×五十厘米的地板砖上，不许超过一点儿，出格一点儿，包夹就踢我，当时包夹是李淑梅（伊春林业局会计，挪用公款罪）、卜淑兰、帮教李春娟（邪悟人员）和楼道长于淑范，她们轮番开始诬陷谩骂师父。我被辱骂、强行坐在小板凳上八天八夜，屁股开始腐烂，当时是夏天，就穿一条单裤和内裤，内裤都贴在身上，我原来一百三十多斤，可那时被迫害得身体才九十多斤。

到晚上，七、八个人围攻，她们不让我睡觉，不“转化”就利用犯人骂。她们又一个劲的骂师父、骂大法，我自己心理压力非常大，自己在实在承受不住的情况下，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事，写了不该写的、做了不该做的事。从那以后，心理压力一直很大，整天不愿意说话，有时就对着外面哭。

九监区的犯人卜淑兰，原来是什么公司的老总，迫害大法弟子最狠，用破抹布堵大法弟子的嘴，写上师父的名字贴在法轮功学员后背或坐在屁股底下，拿牙签扎法轮功学员鼻子，不让睡觉。

然后，卜淑兰用骗的手段把我们骗到车间强行干活，叠纸袋，胶袋子，搓棉签，剪衣服上的线头。从早上六点出工，一直到晚上八点，有时候到十点才收工。有时还缝衣服，往衣服上缝花，挑玉米种子，种子有农药，对人体有很强的伤害力，致使我们的脸、眼睛、手、腿都肿了。

在九监区，看不到大法书，也不和法轮功学员之间接触，整天放诬蔑大法的录像。

在黑女监七监区遭受迫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我到七监区，那里法轮功学员多，还有能看到大法书。

三月份开始，七监区狱警让我们写诬蔑师父的“心得”，当时是有十一位法轮功学员，我们五位法轮功学员交了严正声明，当时大队长王晓丽气懵了，在车间回来，就到我们呆的那个屋，把我们一顿骂，又开始不让我们睡觉、码坐，不给开水喝，不许去超市，不许家属接见，不许打电话或写信。帮教郑旭晖（齐齐哈尔社保局长贪污罪）开始找我们谈话，我就是不“转化”，不能一错再错。

就这样，我们开始反迫害，不参加任何劳动，不要任何任务，我们干活是帮助犯人干活，为的是救她们，通过我们的行为来救度她们。后来，也有犯人得法的，有的不敢公开，但是也跟着我们偷偷的看《转法轮》。有时，王晓丽大队长也说：“你们都挺好，就是不理解你们！”

在七监区，多位法轮功学员遭群体迫害

二零一二年六～七月份，在七监区，晚上七点二十分左右报数，报一个蹲一个。我们这个楼道里有十几个法轮功学员，报数时，我们十二名法轮功学员不蹲。我们没犯法，我们也不是犯人，我们十二名法轮功学员不蹲。

后来，副监狱长史耕辉来检查，给大队长王晓丽施加压力，王晓丽就让我们十二名法轮功学员不许睡觉，并且在走廊里罚站到半夜，而且还不断的谩骂、侮辱。

白天八点三十分，还不许给开水，不许去超市，不许家人接见。在“码坐”期间，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法轮功学员李华都休克了。后来一看我们还不蹲，就利用犯人硬往下拉我们，如果我们再不蹲，就不让犯人睡觉，扣分，让犯人对大法弟子产生仇恨，对我们产生误解。

还有一次让我们照相，我们不照，警察让好几个犯人按住法轮功学员硬照，最后上楼，对道的法轮功学员一看我们都不蹲，她们悟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后来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也不蹲着报数，恶警怕了。后来还把法轮功学员刘艳伟、孙栗、李耀光、李红又送到九监区和十一监区进行迫害，因为九监区和十一监区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地方，也是两个最邪恶的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