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张立新、白玉福夫妇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张立新：七遭绑架 被非法劳教一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为向政府说明法轮功事实真相，我去省政府和平请愿，在大庆火车站被警察截住，并通知我家辖区的大庆创新派出所把我接回，创新派出所把我带回后关了我一天，之后创新派出所的警察李军又多次传我去派出所，还因此被非法关押过一宿。

二零零零年五月九日，我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到大庆驻京办事处，驻京办的（时任大庆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张国军对我进行了毒打；之后，我所在的单位大庆石油管理局物业二公司测井物业所所长潘波、保安朱光宇、小队干部韩建梅和小队书记韩兴华等四个人到北京接我。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一日，大庆公安局警察以两千八百元的条件将我从北京信访办带回，即大庆警察与北京信访办达成了私了协议，回到大庆后，大庆警察将两千八百元扣到了我个人的头上；被物业二公司相关单位要求承担了到北京接我的四个人的所谓差旅费用，共四千七百一十八元，当时很多法轮功学员都被强制承担了这样的费用，以至部分人员竟然假借接人的名义到北京旅游；从北京回到大庆后，我被创新派出所警察刘学忠、宋长久直接送到大庆市让胡路区拘留所非法关押了半个月。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八日，我因在大庆石油管理局参加集体炼功，被绑架到大庆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三十天；在看守所期间，我们二十多名女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一个房间里，拥挤、闷热不说，有时还只让穿着短裤在大铺上站成一排，女警察对我们挨个毒打谩骂，极尽人格侮辱。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我被转到大庆市萨尔图区拘留所非法关押三十五天，并被该拘留所所长勒索三百元。

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三日，我被从拘留所放回后，又被大庆物业二公司书记李风明指使骗去强行洗脑一个月；因为我的上访，单位扣发了我一年的工资（至今未给），使我的家庭一下子陷入了生活困境，连坐交通车的一两元钱都不得不算计在生活开支之内，孩子吃根冰棍都是件奢侈的事儿。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五日，我和丈夫白玉福在楼区做大法真相，被大庆市让胡路区创新派出所警察陈启东和另一警察非法抓捕。当时只有不到九岁的小女儿独自在家，还正发着高烧，我再三要求把我丈夫放了，回家照顾孩子，可是陈启东怎么说都不行，抓我俩就象立了大功，硬是把我送到市看守所，关了三十八天；丈夫白玉福被大庆测井公司接回，并因此给撤销了武保科科长职务；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八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哈尔滨戒毒劳教所。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早晨五点多钟，大庆东湖公安分局政委孙广范和乔华副局长带领一伙警察，到我家敲门，我不给开，僵持到七点多，他们找来开锁大王强行把门撬开，还让我十四岁的小女儿白杨给出开锁的钱。当时楼下有很多人围观，他们就当着这些人的面儿，强行把我和丈夫一起带走。我家的打印机、电脑、硬盘、U盘、大法书、师父法像和炼功的mp3等一切个人粅品全部被抄走，家里被翻的一片狼藉，他们甚至还威胁要带走我小女儿，东湖分局政委孙广范恐吓小女儿说：“你爸爸妈妈别想回来了。”受惊吓的小女儿把自己关在屋里，一整天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在茫然无助下，她给外地读研的姐姐打了电话，大女儿闻讯后连夜赶了回来，姐俩顶着种种压力到公安分局要妈妈爸爸。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东湖公安分局还强行向还在读书的两个女儿索要了五千元钱，我于九月三十日被放回，丈夫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我骑着自行车走在小区的路上，被埋伏在路上的大庆公安局国保支队冯海波等警察伙同东湖公安分局片警邹绍刚绑架。他们强行把我塞进车里，抢走我的钥匙闯进我家，翻了一天，把六台打印机、两个电脑、所有大法书、师父法像、六个炼功的mp3、做书工具、所有大小U盘、两个大硬盘、两部手机，还有一千五百元钱全部抢走，就连手机充电器也都抢走了。

抄家时，丈夫没在家，两个女儿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外地念大学，家里只剩一个八十二岁老母亲，经常拉尿在裤子里，全靠我照顾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母亲。因为没人看老太太，警察一直在我家里守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他们从物业找来俩个女的来看着老太太，才把我带走，当天晚上，老太太把大便便在裤子里，弄得到处都是，物业的人一看收拾不了，没法下手，就报告了物业的领导，物业书记给警察打电话，我才因此被放回。

白玉福：三遭绑架 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五日，我和妻子一同被绑架，妻子被送到看守所关了三十八天，我被单位测井公司带回单位。十二月六日，测井公司召开党群工作会，对我进行所谓的“帮助”，问我：“你是要保住科长职务，还是坚持修炼？如果放弃修炼，即使保不住武保科长，还可以保住科长职务。”我表示坚持修炼到底，为此，测井公司作出了解聘我武保科长职务、降为一般干部的决定，工资、奖金及其它一切待遇均同时降级；后来由于不断受到警察和单位骚扰，同年年底被迫买断工龄。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日，是该年端午节的头一天，测井公司副书记赵新武（后来患癌症死亡）带领十余人在没有任何手续和理由的情况下，采取欺骗手段，将我野蛮绑架到了大庆红卫星洗脑班。我在洗脑班绝食六天六夜，出现了高血压、心律过速、肾衰竭等症状，被送进大庆第四医院，我在医院走脱，赵新武等人不死心，妄想继续迫害我，带着十几个人在我家周围监视了一周，看见我家人出门就跟在后边，我妻子发现后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才撤走。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庆东湖公安分局到我家抄家，我与妻子一同被绑架，妻子在女儿向公安分局交了五千元钱后于九月三十日被放回家，我被非法关押到大庆市龙凤看守所，曾被几个人强行插管灌食，三十多天后，即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被非法劳教两年，先是关押在大庆劳教所半年，又被转到绥化劳教所关押一年半。在被关押期间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被强迫进行体力劳动，编制汽车坐垫、装牙签、制作服装等，每天干活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而且每天干活都有繁重的指标，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因为完不成任务而遭到打骂、惩罚、关小号等。在心理和体力的双重压力下，我出现高血压症状，高压160左右，低压100左右，我的牙齿也出现了松动现象，因得不到及时治疗，结果越来越严重，最后半年吃饭都很困难，只能用菜汤泡饭和馒头，结束劳教时，我的牙齿只剩下十几颗，回家后镶了全口牙。

我们之所以状告江泽民，就是感觉这世人太可怜了，在我们被迫害的过程中，很多参与迫害的人就是在机械的执行着江泽民的命令，却不知道自己正在无知中犯罪，只有将江泽民绳之以法，才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才能让善良在中华大地上得以传扬，也会让世人知道，权力终究不能大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