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五月中国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白瑞松控告元凶江泽民。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江泽民疯狂发起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致使亿万修心向善的民众及其家人被卷入长达十七年的浩劫之中，众多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并造成现在社会道德急速下滑，社会秩序混乱，经济下滑，尤其是司法系统的混乱黑暗。

至今二十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下面是白瑞松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份事实与理由：

我的第一次被非法拘留是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不久，妻子刘风云为了还大法一个清白，毅然进京上访，在北京被抓进看守所。一天傍晚德惠公安局国保大队张庆春（此人遭恶报已死）带领一群国保大队的人非法将我绑架到公安局，家里扔下年仅六岁的女儿白贺一人在家。他们为了达到拘留我的目的，打电话将我单位的车间主任魏士军叫到公安局，叫他到我家把孩子带走，尽管孩子死活不跟他走，但他们仍强行拘留我十天，就在我被非法拘留期间，振兴所警察从我家里又抓走多名照顾孩子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拘留，有的被劳教。其中一名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被恶警用小白龙打了五十棍，整个后背被打烂。

第一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五六月份，一天，汽车铰链厂的车间主任徐有才和新来不久的副主任曲星石找到我的家，对我说你跟我们去单位一趟，经委的王纪林主任要找你谈话，并说外面有单位派来的车。我到了单位办公室看到副厂长初万先、厂长闫文征和经委的王纪林主任，还有一个跟王纪林一起来的在做笔录，王纪林问：你能不能保证不进京上访。我说我没有必要对你保证什么，再说我也没犯法。话问完了，笔录也做完了 ，王纪林说那你回去吧。

我一回到家，发现门是开的，满屋里全是振兴派出所的警察，其中有派出所的指导员徐金龙、孙晓光等人，他们把我直接绑架到拘留所后又关进看守所。

在看守所一进新生班就被马力忠（德惠人，敲诈犯）从头上灌下了三盆凉水。到了晚上，听到铺头骂马力忠：“那一盆洗脚水怎么不往你自己脑袋上浇，你真不是人。”不久我又被绑架到九台劳教所劳教一年。

在九台劳教所被强制劳动，挖沟抬大石头，干的全都是超体力劳动，还要强迫洗脑。强制转化，一年后，回到家，单位副厂长初万先受振兴派出所指使，要求我继续上班，并强行要回了我的劳教决定书，为的是销毁迫害罪证，同时也是为了拒付非法劳教时期单位发放的工资。

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在二零零一年，当时我正在家中，振兴所徐金龙带领一群警察再一次将我绑架，绑架的理由仅仅是怀疑我在墙上写了“法轮大法好”。在拘留所里，一天，拘留所的头头和610的头头还有公安局长共三人把我叫出来谈话。当时我问了一句话，你们为什么只抓法轮功，那些写广告的你们为什么不管？结果被公安局长郭广田（此人原在德惠交警大队）狠狠打了三个耳光。下午刑警大队的白庆瑶（此人原在法制科，专门往九台劳教所送人的）和另一恶人在拘留所趁我不备将我双手反剪，狠狠用手铐铐住，绑架到九台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

在九台劳教所，我因反迫害绝食，被灌浓盐水，因反对教育科造假（每天大量的写同一样的答卷，不写姓名）被关进严管，被恶警郭一平和另一恶人（犯人）将我带到管教室，关上所有的门。将我的双手反铐在暖气管子上，用半米长的电棍电我的嘴和颈部，导致手和暖气管子之间发出阵阵火花，直到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恶人才停止电击。

二零零二年六月初，九台劳教所的警察又在图谋对法轮功学员又一轮更大的迫害。六月二号，曹队长带着一些法轮功学员和普教在劳教所的院外强迫锄地，领队的记录者（德惠小偷，姓张）故意找碴连续打了好几个法轮功，我也被打了，曹队长还说不转化就打。我愤而闯出劳教所，下午在回家的路上被设卡抓回，关进严管，当天晚上将我的双手用手铐铐在床的两边。不久我身上长满了疥疮，浑身就像花斑豹，手肿的就像馒头，就是这样，警察还强迫我挑瓜子。恶警唐波还以完不成任务每次加期十天。连续加了好几次，最后非法加期半年。

由于九台劳教所恶警将一名松原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明慧网已曝光，一天劳教所的头头到舍内视察，我问了一句话：“既然劳教所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把人活活打死？”警察因此恨之入骨，为了报复，指使马殿霜（公主岭小偷）陷害我，一会从门外进来说：他在炼功，快去报告，出去一会回来又说：他闭眼睛在发正念，转身又去报告。由于马殿霜积极陷害法轮功，得到了高科的赏识，但不久就遭报，表现上他背后骂警察刘希多是社会流氓，被犯人报告大队将他关进教育大队严管，他们也去取证关于马殿霜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种种恶行，并写了证实材料。但不久马殿霜在严管就放出话来，法轮功谁谁写的证实材料我看过了，怎样怎样写的，恶警给他看的目的是制造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矛盾和仇恨。同时参与迫害的劳教人员还有榆树的罗树立等人。

又过了不久，一天晚上八点左右，我突然被带到一大队并严管起来 （严管大队在教育大队），一大队新来的教导员李勇是刚刚从前院办公室调来的，我在一大队被关了一个月，李勇调走时，我就又被带回四大队，回来后，榆树的吴东峰故作神秘的对他说，这次关你是有人举报你要逃跑。后来我问高科为什么把我严管，高科却说不出什么原因。

到了二零零四年就是算上被非法加期也快到期了，陷害的材料也凑足了，一天我突然被铐上手铐带到前楼的一个地下室，干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厚厚的一摞不知什么材料，让我承认，他们还打了我，并用电棍电我。对于他们的陷害当然不能承认，于是我就被关进了前楼的笼子里，当时被关的还有松原和吉林的法轮功学员，这次高科故意没有露面。

九天后，我被放出劳教所一走出大门，就被推进早已等在那里的610汽车里，直接开往兴隆山洗脑班，当时车里有德惠振兴所的警察孙晓光、经委和610的人。在洗脑班一关就是一个月，由于我不吃饭，一天，洗脑班的狱警沈全红对我说，我们楼下研究了，决定对你打针（注射不明药物）治疗，下午他们给我打了吊瓶，不可思议的是打上吊瓶后，恶人突然拿出录像机对我录像。沈全红则坐在床边摆出一副对我关心的姿态，录完像后沈全红说我表现好（没反抗），狱医梁奇也说不用打了，就把吊瓶拔了。第二天小便时，就发现便中有血块，正如明慧网报导被打毒针的症状一样。快到一月时，我大便时开始便血，同时恶人认为他们也达到了目的。二零零四年的四月，德惠610办公室主任李玉科和汽车铰链厂的工会主席杜宝军把我接回。临走时沈全红对我说：上面决定你回去以后就把你媳妇抓来。并威胁我说：不许把这里的事情说出去，我家很多人都在德惠公安局，别说到时候找你算账。

顺便补充一点；在九台劳教所当时我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一样，都被集体采血化验并存档。

回到分别三年的家，四壁空空，灰尘很厚，妻子和女儿早已不知去向，邻居告诉我由于振兴所警察老去骚扰，孩子被吓的不行，几年前是我们帮她们搬的家，大概就在铁路小学附近，经多方打听，终于在铁路家属楼找到了她们，这期间她们已经搬了好几次家，因为没钱她们是和别人合租的房子，她们租的是外屋。为了生活，我就在大华附近的酒厂找了一份工作（烧锅炉）。

第三次被劳教

同年的十二月十四日。那一天我们一家人在家，国保大队的毛春生领着附近派出所的警察敲门，捂住门镜不让屋里向外看，说是查户口的，由于没给他们开，他们非法撬开门并将我们再次非法抓捕并抄家，还打伤了我。

绑架到国保大队后，当天晚上国保开始加班，葛旭全和另一瘦高个长脸的女恶警闫斯琪负责非法审问我。整个晚上我的双手都被反铐着，他们不让我闭眼睛，葛旭全还用装满矿泉水的瓶子抽我的脸，往脸上喷水。国保大队的女恶警闫斯琪用胶带粘我的眼睛和嘴，用尖头皮鞋踢我的前胸，还撕碎了棉坎肩。

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葛旭全整理完材料后将我非法关进看守所，几天后一个警察竟然拿着厚厚的材料来看守所提审，他自称是岔路口派出所的，把我叫出去也没问什么写了几行字就走了。我看到厚厚的材料中工作单位一栏写的是无职业。还有一张照片照的是我家的床，他们把被子弄乱，立一张纸牌，上写“白瑞松家”，目的险恶。

不久，警察再一次将我非法劳教两年。

在九台劳教所，恶警赵凤山故意对我说，你们这批法轮功都是农村派出所凑名额抓来的。在那里我被分到严管大队，后又把我分到高科所在的大队，在那里每天用包夹看着我。不久，我大便开始便血 ，在这期间，我还遭到邪恶的多次陷害，或是借刀杀人，或是把名声搞臭。而这一切都是警察在我便血最严重期间干的。

由于失血严重，我就是披上被子也冷的打哆嗦，为了应付一下，警察将我的双手铐上由张小队长和王大鼻子（狱医）将我带到郊区的一个医院（人民医院）的脑外科，大夫说便血应该到隔壁的肛肠科去看，王大鼻子说那的机器坏了，就在脑外科找了一个大夫在病志上写了不知一些什么应付一下就回来了。便血期间，劳教所不给治疗，一拖再拖，高科还说我跟他较劲，甚至强迫我挑瓜子，叫我出去陪他打乒乓球，目的是说我装病。到了第八天，那个叫张什么鹏的小队长对我说你要还便血我们就领你上医院去看，但得你自己花钱。结果一看便池里全是血，只好把我带到长春的医院去检查，用的是我哥哥从家里寄来的钱。在医院里检查时，大夫让高科出去，高科说他是罪犯我得看着他，我说我不是罪犯，我是法轮功，大夫说原来是法轮功啊。

妻子被迫害致死

熬过了两年的劳教生活，大难不死，可是一到家，听到的却是妻子被抓进看守所，孩子被送进万兴学校监视居住的噩耗，当时万兴学校已放假，当我提出要见孩子时，国保大队指导员赵玉杰说学校给她找了一个好老师给她补课，并说要见孩子得请示张庆春，最后说张庆春不同意，不让我们见面。几经辗转，我找到万兴学校的校长，他说我做不了主，那个送她来的国保警察说了任何人和她见面，必须经过他们批准，最后校长给610打了电话，610办公室主任李玉科让交押金才可以见面，我说我没有钱，最后李玉科让我写了一个把孩子送回来的所谓保证才让见。见到孩子，才知道国保在撒谎，原来孩子是由看门人（此人名叫王勇成，原化肥厂职工）的老婆看着，她也不是教师，也没辅导功课。

从九台回家的第二天，我到振兴派出所要回被他扣留的身份证，孙晓光说丢了，让我重新办理新身份证，同时为了继续陷害我，振兴派出所的警察许凤伟就拿出一个空白的法轮功重点人物档案急不可待的要取我的双手指纹，给我立案，并要回了劳教决定书，目的是销毁迫害罪证。

为了妻子刘风云奔走找到国保的张庆春向他说明刘风云的病情，提出保外就医的要求时，第二天许凤伟就找上门来威胁说：算了吧，这么大岁数，再进去也折腾不起了。后来刘风云被非法判刑两年。我就给白鹤也办了转学并接回了家。为生活我开始在家做沙发卖，一天我出去买菜时，恶警王在先和许凤伟闯到我家，王在先对我的邻居说：听说他最近又出去活动了，邻居说他每天在屋里做沙发从不出门，只有买菜才出去。王在先一看阴谋没得逞，临走时对邻居说你给我好好看着他，有什么情况给我们打电话。我买菜一回来邻居就把情况告诉了我。

熬过了两年，刘风云出狱回来，人已被迫害致残，由于长期强迫坐小板凳洗脑，整个脊椎严重变形，已成了废人。但毕竟一家人能团聚了。据刘风云讲，当时在监狱里长期营养不良，家里又无钱可寄，她们就把别人吃香蕉剩下的香蕉皮切碎吃掉，或把鸡蛋皮压碎吃掉。

人是接回来了，但是迫害并没有停止。才到家不长时间，站前所的黄显峰和另一个警察就找到刘凤云无耻地向她要回判刑的证据，刘凤云说早就没了，警察没办法，悻悻而归。

同年的七月二十二日早五点，来了两个女人敲门，后面还跟了一个穿警服两个穿便服的男人，由于没敲开门，又转到后院，和邻居说了一会话才走。据邻居讲他们是站前派出所的人。一天傍晚，站前派出所警察带着照相机、录像机开着警车再一次闯家，抄了家，还绑架了刘风云，给白贺造成了巨大的惊吓。几天后刘风云被抬回几乎奄奄一息，可就是躺在炕上不能动的期间，站前所的恶警仍来家骚扰。

那个地方实在住不下去了，后来我们就搬到了街里，但迫害仍没有停止，据邻居讲经常有警察来楼区骚扰，有时是敲门，有时是在楼道里或楼下。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再一次被抄家绑架，在拘留所拘留十五天后又关进看守所，最后俩人以取保候审的方式被家人接回。

一次又一次的迫害，使我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刘风云已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六日晚十点五十分悲惨离世。她死时两眼不闭，这是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泪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