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病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一九九六年前，我患有多种疾病，如冠心病、风湿病、高血压、腰间盘突出、哮喘病等，尤其是脑痉挛疼起来，疼的我使劲撞墙，脑袋整天象烀了一层壳，从小到大上学什么也学不进去，记不住；文革“下乡”时从开得很快的敞篷车上甩下来，腰摔坏了，一点不敢吃力……整天没有好受的时候。

更糟糕的是，一九八九年我丈夫得了精神分裂症，他从四楼把孩子扔下来，自己拿刀抹脖子，随后也从四楼跳下来，脸摔变形了，锁骨摔折了，浑身不能动，孩子的脸被玻璃扎伤，缝了十多针。丈夫出院后，失去了理智，半夜说走就走， 手里经常拿着大铁球，我就得跟着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在家不能说话，不能看电视，丈夫不让吃鸡蛋，不让吃鱼、吃肉，我们十年没在家做过肉，我天天在外面哭，身体变的越来越不好了。邻居看我病的那样，整天吃药也不好使。

一九九六年五月八日，邻居就给了我一张票，让我去看看法轮功的录像。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拒绝邻居大姐的好意，当天晚上就去看了。进去听会场播放的音乐，我像听催眠曲一样，一下就睡着了，但后来师父讲什么我都能听见，师父讲完了，我也睡醒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身体感觉特别轻松，我把药和药罐子全扔了。我就开始学打坐，第三天我就出去炼功了，抱轮时腰疼得直哆嗦，我也没把手拿下来。打坐时我身体里的风呼呼的往外排，感觉身体非常舒服。第四天，十三岁的女儿洗了一盆子衣服，我一看都没洗干净，就想：我能不能洗？我想到自己已经是炼功人了，师父说炼功人是没有病的。没有病了我能不能洗衣服？我跟自己说：“能洗。”就这样我开始洗衣服，我把衣服洗完了，我身体没有什么感觉，一身轻。于是，我又洗了十个面袋子，把家里的窗帘、被褥、床单、枕套整个都洗了一遍，我连续洗了四天，在第四天正在做饭的时候，感觉要吐，吐物就像喷泉一样，从口里喷出去，可我都当作好事，那天我也坚持去听课了，我就是这样走入修炼的。

法轮功学员是好人

可是一九九九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依法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关押。之后单位要我去哈尔滨市轴承总厂所谓学习。我看到总厂办公楼走廊脏的下不去脚，我自觉用了几天时间，里里外外的收拾，把玻璃擦的透亮。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在眼里。主任跟书记说：你看这都是小刘干的，里外收拾的多干净！书记笑着说：她要当佛！

我单位搬迁调到哈尔滨轴承厂南直分厂工作。刚报到，班长就极不高兴，跟别人抱怨：“给我分来一个法轮功（学员）。”我也不辩解。我们工作的厂房是十三年前的老房，地上的油渍都很厚，我就自己买来火碱、铁丝等，有空就擦，一点点的擦，每个地方都擦到。总厂检查卫生的说：“你们这真是木见纹，铁见光啊。”变电所的班长说：我们咋没来这么个人呢？我说：“让你们班的人学炼法轮功啊。”我所在的班什么都不用班长操心，全厂三十六个班长一起开会，我们班长自豪地说：“我们班有法轮功（学员）。”我退休时，大家都恋恋不舍，全班一起吃个饭，工长非得把我买火碱等花的钱给报销了（一个工长管许多班）。他真诚的说：“你们法轮功真不是装的。”

依法上访遭非法拘留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去北京依法上访，在天安门被便衣推上车，拉到什么地方，到那一看，满院子都是人。当时我们在最后，我说上厕所，不让去，让我们报名，我们没报就把我们拉到了不知名的地方。到那他们就审我们，审我的人说：你要留在原来那，就得打死你。三天后又把我们送到原来的地方，我看留在那的人都是遍体鳞伤的。我们就开始绝食，他们就灌食，连踢带打野蛮的灌食，把不报名的分到各地，把我分到天津。后来哈尔滨警察把我接回来直接送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办案人问我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那肯定是假的，我们师父告诉不能杀生，杀生是有罪的。我被非法关押了五十多天。回来后单位让我上轴承总厂学习。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我从看守所回家，香坊分局罚了我三千元，没出任何手续，到现在也没还；哈尔滨轴承厂罚了两千元。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六日，香坊区安埠派出所，非法抄家，抄走了我炼功磁带，师父讲法磁带和十多个书签。

被非法劳教　遭酷刑折磨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在超市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被哈尔滨香坊区安埠派出所绑架，后劫持到哈尔滨第二看守所。

酷刑演示：半蹲反铐背挂（就是站不起来也蹲不下）

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我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非法关押两年，二零零六年底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保外就医回家。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我被关进的当日，警察逼我写“三书”，我不写。警察队长吴洪勋、副队长赵余庆把我双手铐在床梯上，罚我在地上蹲着，这种刑罚蹲的我一分一秒都很难承受。第三天副队长姚福昌、女警察吴宝云手持电棍把我弄到一个小黑屋里，把我眼睛蒙上要电我，未遂。然后又给我送回到我原来蹲的那个屋，把手铐铐在床栏的更高处，让我蹲不下、站不起来，手铐杀进肉里，感觉都铐在骨头里，我的心脏感觉剜心透骨的难受、撕心裂肺的疼痛，他们从早晨八点多上班一直铐到晚上四点多下班才又把手铐到原来的高度，继续逼我蹲着。当天晚上十点多我的心脏跳的不行了，副队长赵余庆才把大夫找来，大夫说，需要休息，才让我躺到早晨五点多。五点多后又继续蹲。

从二月二十四日起都一直每天二十四小时被铐着不间断的在蹲，整整七天六宿不让睡觉、不让洗漱。被蹲、铐的第二天，我的左脚就长出了一个鸡蛋黄大小的黑紫色血泡。被蹲铐的第四天，我的大脑已经处于迷幻状态，甚至手被铐在哪了都不知道了。我的脚就没有知觉，不好使了。每迈一步，身体就前仰后合的晃，晃半天才能再迈下一步。

中共酷刑示意图：上大挂（即吊背铐）

第八天早晨，在吴洪勋的授意下，副队长赵余庆又给我上大挂，即用警绳把双手从后背吊到半空中，双脚离地。我的腿因为七天六宿的蹲，神经已经蹲坏了，脚没有知觉，带不起拖鞋，站立不稳，姚福昌和吴宝云连打带踹的往我的腿上踢，说我是装的。

二零零五年三月，在万家劳教所，让我挑冰棍杆，绑成一捆捆的。

二零零五年五、六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把我叫到办公室，赵余庆对我说，明天领你去看病，你出去不能说，说了回来收拾你，还说检查出来病算我们的，我们掏钱。检查不出来病算你的，你掏钱。第一个大夫检查问，你的腿怎么整的，我说他不让我说，大夫说你来时不是这样的，现在这样的，对吧。紧接着到下一个科，大夫说怎么整的，我说我蹲了七天六宿，警察李长杰说：“不说能瘪死你呀。”检查回来，赵余庆告诉我说没有病，意思是让我负责检查费。但却带回来很多打针和吃的药，强行给我打针吃药。我说，你说我没病，我吃什么药？没病还用吃药吗？！我不吃他们就打，吃一顿打一顿，姚福昌打的多，拽着头发打，头发都一撮一撮的被拽下来。我一直把这些头发攒起来作为证据保存，等我住院时他们都给偷拿走了。

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五日因我不背诋毁法轮功的守则，被当班警察李长杰拉到无人的房间连着打我六个耳光，口中还污言秽语的骂着脏话。因为我腿、脚已经不好使了，她逼着我不停的走，不让我坐着。从那后，我腿更严重了，连上食堂吃饭都去不了了。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因为我一直不配合背守则，给我关小号一个多月，多次被警察姚福昌、贾翠严、于芳丽、周木歧、李长杰、吴宝云用电棍电我的脸、腿、脚，已被迫害致残的双腿行走更加困难。从小号出来，一到姚福昌和吴宝云的班，他们说我是装的，见我就打，连踢带踹。一次我上厕所，路过办公室，姚福昌和吴宝云见到我，又踹又打，打够了，才给我拽到厕所。等我从厕所回来，又连踢带打，打够了，才给拽屋去了。我被打的浑身青紫，没一块好地方，这种事情不只一次。

一天，吴宝云说她一个小时打我一次。紧接着真的每隔小时都打一次，每个班四、五个人，每个人轮流都打了一遍，用电棍电，打、踹、踢。有一次他们打时，吴宝云没在，别人都打完一遍了，我往外挪，都到门口了。吴宝云回来，她说：回来回来我还没打呢，又把我拽回来，几个人又打。女警察于芳丽自己说，我都下不去手了。吴宝云用电棍专电我的坏脚，还电我脸的两侧，从这以后我的腿一走就晃的更厉害了。

二零零六年二月，有三个法轮功学员到期要回家，警察逼她们写“三书”，她们不写，给她们上大挂。之后，全屋里二十来人挨个都被逼着写“三书”，不写就上大挂。

酷刑演示：吊铐、电击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姚福昌把我拉出去，问我写不写，我说不写。他说，我给你治治腿，让你装。五、六个人把我打一顿，然后给我上大挂，用警绳把双手从后边吊起来，用电棍电。还问我能不能走，我说能走。可是腿不停地晃；他们又把我吊起来，说她的腿能动，她装的，放下，吊起来，再放下……就这样，我被吊了一上午。

到中午吃饭了，他们不让我吃饭，把我关到一个小黑屋里。他们吃完饭四、五个人回来在我旁边打扑克，姚福昌说一会还挂你。我一看没有活路了，我实在承受到极限了，就不想这样活受罪了。这时见到对面有一个电线头，线头在外面，我想摸电死了算了，总比没完没了的吊强。（注：这完全是中共警察酷刑迫害造成的，但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还是要和平反迫害，不宜用过激的方式反迫害）我一把抓住电线头，把电线拽开了，死死抓住不放，不想活了，他们所有人都扑过来把我摁倒在地，劈头盖脸的打我，姚福昌让警察把警棍和铐子拿来，我的左手攥着绳子，姚福昌使尽浑身的力气用警棍打我拽电线的左手，哐哐的打。之后拳打脚踢，打够了又给我上大挂，这次是用手铐给我上大挂吊起来的，铐子杀到骨头里（到现在我的手还能看到疤痕）。看我没反应，下午二点左右他们把我放下来，把我摁到铁椅子上。 坐铁椅子到下午四点多，上厕所时，我的腿彻底不好使了。以前晃着能迈步，之后连一步都迈不了，上厕所都是普教把我拖到厕所，再从厕所拖回来，又被放到铁椅子上坐了一宿。第二天，腿不但不好使了，还肿了。

那次，我的手骨头被打成粉碎性骨折，肿的象馒头似的，一点不能动，连一张纸都拿不了，上厕所都不能提裤子。大夫用手啪啪打我的手，我的手一点知觉都没有。我连着三个月没脱衣服，三个月后脱衣服发现胳膊已经肌肉萎缩变形了，现在手还一个粗，一个细。

因我声明高压下写的“三书”作废，赵余庆打我三个耳光，又用绳子把我手捆住，牵着快走，又用电棍电我的坏脚，然后突然松开让我，故意让我重重地跌倒在地上，这样反复折磨我 。

有一天警察要带我去看病，他们问我谁打的你，我说是姚福昌。姚福昌就给我两个大嘴巴子，又对着我后背心脏部位用警棍恨恨地打了两下。警察跟医院大夫说谎，说我是装的。住院二十多天也不见好转 ，大夫才问我说，你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我说已经两年了，大夫气的暴跳如雷，知道被骗了，大声喊：“出院，根本就治不好”。

家属知道我身体情况，多次去找“六一零”、市劳教委、万家劳教所。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左右，劳教所警察领我去公安医院检查，结果是心脏病、高血压、腿和脚神经损伤，无知觉。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保外就医回家。吴洪勋还扣押我六百元钱，我走时跟他要也不给。吴洪勋还威胁我家人，说不能告他，告就不放人；还不让我在本地住，让我去上海女儿家住。吴洪勋还让我女儿上海所在地派出所、街道监控我，还监控我女儿家人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