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孩子一生下来就与我们一起学法。在大法遭到迫害时，我们曾抱着孩子一起進京上访。这些年来孩子也是在摔打中一路走过来的，小小年纪吃了不少苦，也一直在法中修炼。

孩子从小就很懂事，刚上学时，老师非常喜欢他，被老师选中当体育委员。一年级下学期，学校要求全体一年级小学生全部入队。我和妻子交流，我们的孩子不能去入队，我们是大法弟子，是来证实法的，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向邪党宣誓，为其输送能量，让小弟子在修炼中留下污点呢？这也不是在证实法呀。我们不能认可这个邪恶的规定，我们要与孩子一起否定邪党这个害人、毁人的规定，拒绝入队。孩子也说，不能与红色恶龙一伙儿，也主动要求不入队。

此念一出，顿觉振奋，但各种阻力也随之而来。亲人因不理解而吵闹，老师因上级的压力而不同意，各种阻力一齐压过来。我们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心里也很不踏实。有同修说，先符合常人状态先入上，再给上网退了，别叫常人不理解。

我们静下心来，排除这些干扰，静观这一切。我们深知，作为大法弟子不入队是正确的。从证实法上看，入队是在抵消和玷污大法；从修炼上看，入队是在逃避困难和压力，是在留下污点。看清这一切，我们坚定一念，我们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我们要坚定的走下去，堂堂正正的面对，就是不承认邪恶的安排。

妻子找到孩子的班主任老师，讲到我们有自己的信仰，讲到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我们要求不入队。老师也拿不定主意，要请示校长，等候通知。过了几天一直没消息，我们想，不能把这事压到老师的身上，让老师为难，我们要直接面对校长甚至是教育局。于是我开始给校长写信，我在信中写道：“作为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教育，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有用之材。我们拿钱送孩子来学校念书，是想让孩子接受传统教育，学习知识。我们有自己的信仰，我们对中共这个信仰不感兴趣。信仰是自由的，是不能强拉人的。而且，入队的那个什么章程中不也是提到要自愿加入吗？……”

我们让孩子把信捎到学校。过了几天，一直没有回音。于是，我们决定到学校去见校长。记得当时天空阴沉，下着小雨，我和妻子来到学校，要求见校长，校长迟迟没有露面。等了一会儿，孩子的班主任老师从楼上下来，走过来对我们说：“按上面的规定都得入队。” 我们说，“我们不入，希望老师和校长能理解。”老师迟疑了一下，勉强的说：“既然你们有这样的想法，那不入就不入吧。”

我和妻子走出学校，雨过天晴，碧空如洗，心情是如此的轻松，我们一起否定了邪党的要求，也否定了对小弟子的迫害。随即一想，那样的话孩子的学生干部可能也当不成了吧，老师可能也会为难吧。但又一想，随其自然，当不当都无所谓。

后来孩子平稳的度过了小学，也一直在班级当体委，而且在学校各方面都很出色，在老师和同学们中很有名气，大家都知道他没有入队，也是他们年级中仅有的一个。到了中学，孩子也没有入团。

二零零九年，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不在邪党所谓的生育指标内，所以孩子的户口一直未上。要上户口就得上缴几万元的罚款。我和妻子交流，大法弟子的钱财都是大法资源，我们不能接受邪党这种无理的要求，不能接受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不能给邪党一分钱。亲人对此放心不下，担心孩子上不了幼儿园，也上不了学，几次要拿钱给办户口。我们劝说亲人，不要拿钱办户口，你们的钱也是血汗钱，这种罚款是不合理的，是迫害。我们是学大法的，是好人，善有善报，慢慢的一切都会解决的，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你们看现在形势的发展，在二胎问题上一步步的放开，以后会有户口的。

随着正法的层层推進，世间的形势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我们的孩子先是顺利的上了幼儿园，然后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通过出生证明顺利的上了小学，一年之后，又顺利的办了户口，一分钱没花，学校也给孩子补办了应有的学籍。

到了一年级下学期，这个孩子也面临了学校要求入队的问题，我们与孩子交流，孩子也表示不要入队。我与妻子交流，想一想上次不入队，我们更多想到的是否定这一迫害，让自己的孩子最终不入队，而这次，我们应该想到的是如何利用否定入队这件事，把真相讲给老师和校长，把人给救了。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妻子开始给学校和老师写信，一方面讲述大法真相及我们家所遭受的迫害，另一方面，妻子讲述了不入队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从法律上讲，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有权利选择和不选择信仰。对于少先队的信仰我们不感兴趣，我们也有不加入的权利；从传统文化上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神论，而少先队是无神论。我们认同的是敬天惜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百善孝为先的中国神传文化，无神论与传统文化相抵触，我们不入这个队；从亲情伦理上，孩子的父亲因坚定“真、善、忍”的信仰，在牢狱中被中共酷刑迫害。要求孩子向一个迫害自己父亲的组织宣誓，这是对孩子幼小心灵的扭曲，更是对人性的摧残，在情感和道理上我们是无法接受的……”

孩子将这封信交给了学校老师。

过了几天，六岁的孩子放学回家不经意间说到：今天学校党委书记找孩子谈话了，书记问：“想不想戴红领巾？”孩子说：“我不想戴。”书记问：“为什么呢？”孩子说：“我觉的太勒脖子了。”书记又说：“我给你戴上，你看看勒不勒脖子。”孩子说：“我不想戴！”说完孩子就跑开了。

我和妻子交流，学校书记找孩子谈，说明她还有症结没解开，我们应该直接面对她。于是妻子联系了老师，要求见校长和书记。学校书记和主任接待了我们。

书记强调，“要尊重孩子个人的想法，你们有你们的信仰，不要干涉孩子的选择。”

我知道，书记想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我说，“孩子还太小，在信仰这个问题上是随家长的。”

妻子又重新陈述了我们不入队的想法和原由，我在一旁静静的发正念，妻子心态很祥和，但平和的言语中透出一种坚毅，一种不可动摇的坚毅。渐渐的，谈话的氛围由紧张逐渐逐渐轻松起来，书记和主任目光中的抵触与不解渐渐褪去，慢慢的充满了敬佩。最后书记和主任让我们写了一个不入队的说明，同意了我们家孩子不入队的要求。

走出学校，我们感到欣慰，欣慰书记和主任在了解了真相之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我们这个孩子刚入学的时候成绩平平，但经过这次事情之后，孩子的学习成绩有了一个大的飞跃，好象一下子开窍了，在学校的数学竞赛中得了一百分，与我们谈话的那个主任亲自为孩子颁发奖状。

我们心里知道，孩子在是否入队这个问题上做出了自己正确的决定，师父为其开智开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