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英女士于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向最高检察院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董玉英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自己遭迫害的事实：

我从小体弱多病，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在我重病缠身、身心都再也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偶然间碰到一个和我一道练过气功的重病人，她整个人完全变了：年轻了，脸上白里透红，神采奕奕。我很吃惊，问她怎么突然身体这么好了？可找到了灵丹妙药么？她叫我马上去炼法轮功。从此我走进大法修炼。

我修炼法轮功没几天，就开始拉血，拉了半个月，体重不但没减轻，还重了。我知道师尊在给我清理身体，把我的病连根拔去。不出两个月，我全身多年药医无效的疾病全部消失，脸上皱纹减少，白里透红。而我的暴躁脾气也改很多。儿女们都很支持我修炼大法。

然而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残酷迫害。从，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二零一五年的十六年中，我被中共人员绑架、关押十次：

第一次绑架：被非法拘留十天

二零零零年二月，我带了张真相资料，打算送到公安局，请国保大队长董世红顺便转交。董世红和国保人员张兵立刻非法强行把我带到公安局非法审讯一天，把我关到资阳城关派出所一间满是屎尿、一米多宽，两米长的黑屋子里，然后非法拘留十天，拘留期间经常非法审讯我，并强迫我写保证。

第二次绑架：被非法拘留十七天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早上五点，我到大众锻炼的地方东岳山去炼功，被坏人举报，被强行绑架，非法拘留十七天，关押地点资阳莲花山拘留所。

第三次绑架：被囚派出所、拘留所、劳教所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面对越来越残酷的恐怖迫害步步升级，我走上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呼“法轮大法好！”“还法轮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被天安门广场便衣警察绑架。在驻京办非法关了几天后，我被雁江区国保大队警察黄光武等铐上手铐带回资阳，关在城西派出所满是屎尿的小黑留置室四十八小时，又非法关进莲花山拘留所。期间，雁江区“六一零”曾办洗脑班，强迫听诽谤、看诬陷法轮功的书。不久，雁江区公安分局及“六一零”非法批我一年半劳教。我坚决不承认这种迫害，未签任何字。在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因体检不合格未收，又把我重新关进拘留所。二零零一年三月中旬，我心脏停止跳动大概半小时，二零零一年三月底出狱。

第四次：被关戒毒所

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我在亲戚家被警察绑架。大邑刑警大队长周文才带着七、八个警察，提着手枪，拿着手铐、绳索闯进民宅，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强行抄家，抄走很多法轮功资料。警察用枪口对着我侄儿的太阳穴，然后五花大绑捆上；七十岁的亲戚也被警察铐上手铐绑架走。周文才狠狠打我、踢我、扇我耳光，把我打得眼前金星直冒。然后用手铐把我两臂一上一下背铐在后，几分钟就痛得我脸通红，汗水直冒。周文才等警察把我们劫持到大邑刑警大队，分别暴力取证，我再一次遭警察毒打、背铐，三十六个小时不准解便、睡觉。一警察还故意把手铐用力往上提，我听见咔嚓声，我肩膀关节被提伤脱臼，痛得我不由自主喊了一声。我肩膀痛了半年多。

同修廖大姐绝食抗议，我立刻绝食声援。第十天，戒毒所所长张某把我“大”字铐在铁栅上强行灌食，他亲自动手，抓住我的头发，一把把我的头扯进小于我头部的两铁柱子中间，当时我就失去知觉。后来头部两侧肿起老高。由于残酷迫害，十月三日晚，我突然心脏病发作，休克五个多小时。与此同时，同修廖大姐被酷刑折磨致死。大邑与资阳雁江区公安分局怕我死去担责任，暂放我回家。为避免他们持续迫害，我离开了家。第三天他们就来抓我。为抓住我这个老太婆，他们出动了一百多个警力。

第五次：遭非法劳教一年半监外执行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我乘车到雁江区石岭镇发放真相资料，遭人恶告，被石岭派出所警察绑架。关了一个月后，把我拉到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狱医一听我心脏立刻不收，又照了心电图，更不收了。石岭派出所警察朱小勇与楠木寺劳教所狱警大吵，强迫他们收下我，说劳教所医疗条件好。狱警大队长骂朱小勇：“比我们的心还黑，死都弄到我们这里来死！”坚决不收。朱小勇、周付昌只好将我拉回，又关了我十天。过了很久，送了一张非法劳教一年半监外执行的通知书给我。

第六次：被非法关押一个月

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四日，我到米易一朋友家，刚坐下几分钟便被米易丙谷派出所警察绑架，逼供一天一夜，说我是外地人，去米易走亲朋家是非法串联，将我非法关押一个月。

第七次：被非法关押一个月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日，几个善良常人把我从便衣警察严密包围、监视中救出去，把我带到大邑安仁镇乡下去修养。谁知我们还未进院子，门口两个老太婆叫我们快跑，说房主几天前被抓了。我们赶快离开，刚走了几十米，就被追上来的警察绑架，当时我被打倒在地，失去知觉。安仁派出所警察把我和小王铐上手铐，通宵刑讯逼供，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打伤、踢伤。从六月二日下午到六月六日下午，整整铐了我四天四夜，不许我睡觉。晚上警察们睡觉，便把我吊铐在窗户上。除了两个警察外，其余的都不许我解便。

姓徐的大胖子所长不停的破口大骂，“你是政治犯，对你们政治犯没有法律可讲。弄死你，我们还得奖呢，弄死你敢做啥？”他们不停体罚我。姓杨的所长对姓徐的所长说：“把她弄死算了，弄死了就上报说她自杀了。”六月五日下午，我突然心脏不舒服，全身抽搐，警察无动于衷，还讥笑、辱骂我。六月六日，朱小勇一见我便骂：“你怎么不死了？死在哪个沟沟里多好，死了当烂你妈根粑红苕。”

六月六日下午，朱小勇、黄光武再一次把我绑架进雁江区看守所。在看守所，我口头、书面用宪法、刑法，揭露他们执法枉法，残酷迫害我的事实。一个月后，我被取保候审。

第八次：被囚看守所、洗脑班 遭药物迫害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三日，我乘284次特快列车从成都到上海。十四日，我给一个病人推荐“常念法轮大法好可祛病”，被一个男便衣特务、一个女列车员窃听后绑架，非法关押遭资阳看守所。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我被四川省资阳市、区政法委、“六一零”、国安、国保由资阳看守所秘密绑架到新津洗脑班——成都市法制教育中心，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在新津洗脑班，我遭到了巨大的羞辱和摧残，给我原本和谐正常的家庭、社会关系带来破坏。他们用暴力强迫从我血管里输进破坏中枢神经的毒药。这种药一输进去，我立刻严重幻视幻听、精神严重躁狂、紧张、恐惧，心胃处剧烈难受，每一个脑细胞都在被严重杀伤当中，每分每秒都在拼命，都要用尽全部意志，才能控制精神不突然分裂。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七日吃中饭时，看见吃剩的饭菜汤里有白色粉状物。我的饭由“陪教”打，汤饭菜和在一起。我马上问：“谁在我饭里下了药？”三个“陪教”破口大骂，叫来洗脑班骨干殷得财，殷得财什么也没说，看了一眼就走了。半个多小时后，药性发作：头昏沉、严重嗜睡、心胃不舒服、烦躁紧张。徐丹来抱走被子、体罚、不许睡觉。逐渐的，我全身生理机能失常，各种疾病纷至沓来。而这一切都是洗脑班主任李峰精心策划、殷得财实施、指使、教唆的。用李峰的话说，他是“牵口袋”的人。

几天后，在第一步不停实施的基础上，他们开始了第二步。殷得财把我叫去一边高声叫骂、威胁，一边编造说我写了什么东西等等。殷得财是直接指挥、安排并实施迫害我的最邪恶之徒。他一天要数次到每个监房看法轮功学员的状态，以便针对状态迫害。他高声恐吓、叫骂、羞辱、指使打手与他一道用各种非人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多次在我面前表白，说他本质不坏，可是这个“本质不坏”的人却是最凶残、最卖力迫害正信、迫害善良的邪恶。成百上千的大法徒的正信被他恶毒的迫害，成百成千的大法徒，被他直接并指使他人用尽各种方式疯狂的羞辱、折磨。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被折磨致疯，而这个人却是律师！他说他是中央派下来的，是经过中共中央“六一零”培训的，什么特务伎俩和流氓手段他全部具备。凶残的邪恶小人徐丹，就是他调教的得力打手。

我的身体状况在毒药作用下越来越差，接着，几个彪形大汉把我拖上车到医院“看病”，然后一个约三十岁姓周的花桥镇医院医生，第二天拿来几袋配好的黑色液体药，在洗脑班里强迫我输液。（洗脑班里输液架等一应器具齐全）我虽然坚决不输液，也决想不到他们会给我输破坏中枢神经的毒药！输进去没多久，突然眼前变得模糊，开始出现各种幻觉、耳中出现各种声音，头剧烈难受，一种所有脑细胞被严重杀伤的感觉，分分秒秒都在拼命挣扎，要用尽全部的意志强力控制，才能使精神不突然分裂。心胃处剧烈难受，严重躁狂、恐惧、紧张。我要求姓周的把那些黑色液体的药名和使用说明书给我看，姓周的没拿出来。后来毒性反应越来越强，到第三天我拼命不许他们输。姓周的还不甘心，骂骂咧咧的说药很贵就浪费了。这种毒药的毒性一直持续到两年后的今天还时有发作。如果我不是拼尽全力控制、不停在心里念颂“法轮大法好”，可能像祝霞一样疯了，也可能象刘生乐、李晓文已经死了。连殷得财都当我面说我目光呆滞、行为呆傻。他们把我送到上海家人处时，我的家人都说我变得不认识了，并且记忆也丧失大半，头发也几乎全白了。

在这种危险情况下，高小牧趁机死逼我写什么“深入揭批”。五月一日，高小牧说她向省里要求加班给我“洗脑”，每天加班费一百二十元钱。不管她怎么强逼叫骂，我坚决拒绝。

第九次：被洗脑班迫害半年

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早上，我在家开门丢垃圾，几个恶人从我对门的资溪司法所办公室内冲出来，把住我家门，将我强行绑架后抄家，抢走私人财产：所有大法经书、资料、光盘、电脑等，并把我绑架到二娥湖洗脑班迫害半年。

第十次：被非法判刑 遭上海女监残酷迫害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八日晚，嘉定区南翔镇派出所十几个警察涌进我借租房内实施绑架、抄家，抄走大法经书、光碟、资料、优盘、两台电脑。被嘉定区法院枉法诬判三年六个月徒刑。

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绑架到上海市女子监狱。一进监狱，监区长仇敏颖即已安排了“转化”我的监房环境，遭到我的坚决抵制，后一直被严管迫害。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中队长黄艳裔毫无理由的把我关进禁闭室，叫包夹犯朱玉燕把收录机音量开到最大，置于我身边，正对着我滚动播放红歌，从早到晚十几小时的用高音强烈刺激，不顾我血压210/140高压，不顾监狱卫生所医生招呼；打电话到监狱炊厂叫虐待我，每顿只给平均量三分之一量的菜，时间长了之后，导致我严重缺钾、维生素而阵发性昏晕；唆使朱玉燕、王洁平在倒着拖我到禁闭间的路上，把我高高提起，然后突然放手，把我仰面摔在地上，我顿时昏迷过去，很久才苏醒。黄看我醒过来，立刻打开红歌高音喇叭刺激我。她知道我血压高，故意摔倒我，其用心可想而知。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无任何借口的把我关进禁闭间。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十二日，狱警朱世惠以“抄《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时，没有抄“邪教”两个字”，第三次把我关进禁闭间，并对我上约束带一周多，一天二十四小时，睡觉、吃饭、解便都不解开。

二零一五年五月，上海监狱局对监狱下达对法轮功学员必须达到百分之百转化率的邪恶命令，上海女子监狱六月专门组成“攻坚组”，由副监狱长李翠萍负责，由迫害法轮功的专管监区五监区（现三监区）监区长仇敏颖直接组织、具体实施迫害。狱警茅颖说：“十多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二零一五年七月初，狱警刘碧云专门向我宣布监狱决定：“监狱决定用挤压的方式转化你，叫你生不如死，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要你继续坚持你的东西，就人不知鬼不觉的干掉你！”

从二零一五年六月开始到二零一六年二月底，我被仇敏颖指使六个包夹犯灭绝人性的折磨，遍体鳞伤，内衣血渍斑斑，每天的旧伤上都会增添新伤，满头、后颈、两腋下、双乳房、双膝、双脚、双手的乌青红肿从未消失过，至今双腿双臂伤残未愈，韧带严重受伤，行走困难，上下楼梯疼痛难忍，左手不能弯到后背，右边腰部被打伤处至今坐一会儿就剧痛。

在长达八个多月，二百多天的日日夜夜，从早到晚，从晚到早，我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处于被迫害中：每天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点或十二点，长达十七个小时以上的体罚、打骂，然后抄写白天罚抄的东西，抄二、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睡下之后刚睡着便被包夹犯打醒、踢醒，每天如此，每晚如此。特别是在行刑房的日日夜夜的酷刑折磨，多次被毒打昏迷过去。

仇敏颖多次恐吓我：你出去敢暴露这里的监管秘密，你就等着麻烦，等着再次进监狱！刘碧云也说：你出去守不好口，敢多话，有你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