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江泽民利用掌控的中共和国家权力，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以个人意志成立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同年七月二十日操控整部国家机器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迫害政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抓捕、判刑、劳教、酷刑折磨、活摘器官等迫害，严重败坏了国家声誉和社会道德，破坏了国家宪法及法律，使社会风气急速下滑。

二零一五年五月至今，二十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以下是王晓燕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份事实：

一九九六年法轮功正盛传中国大陆大江南北，我与丈夫陈振林、儿子陈泳岐一家三口有幸共同走入了大法修炼，按大法的标准“真、善、忍”要求努力向上做好人，身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之前，我们都体质虚弱，几乎有个头疼感冒、流行病什么的，都能摊上，而且离不开各种药物。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药物与我们无缘，冬天穿很少的衣服也不会觉得冷，更别说感冒了。就这样，每天早晚，我儿子也跟我们一起到炼功点学法、炼功。一家人沉浸在幸福快乐之中。

一家三口被绑架折磨

可是1999年7月20日，被控告人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7月23日上午，城里派出所几个警察非法闯进我家进行搜查，在没有向我们出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把我和丈夫、上学的儿子（当时只有18岁）一起绑架到城里派出所戴上手铐，然后关押在两平米大小没有任何通风设施、闷热潮湿的暗室里，里面异味难闻，蚊叮虫咬，不给水喝，不让上厕所。

大概关押了3-4个小时后，又开始对我们轮番“提审”，强迫放弃炼功。我儿子在派出所同样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有一个警察反铐我儿子，手铐用力的向上提，把我儿子的头踩在脚下，手铐嵌入肉里太深，疼痛难忍，这样持续了5分多钟（儿子手腕上的这个手铐印两年多后才退去）后又关进暗室。我儿子当时挣扎着要人权，有个五大三粗的警察张治国轻蔑的说，“人权？你有什么人权？”

中午12点左右，把我和儿子转送到拘留所。在拘留所中，我儿子与抢劫、杀人犯关在一起，受到欺辱。这样我儿子被非法关押了三、四天。说是放人，其实，是做铒，想通过儿子抓其他大法学员。儿子去了亲戚家，看到楼下有警车在巡逻，有时骑自行车，发现后面有尾追的。

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在拘留所里，三伏天十几个人挤在几平米的监室里，热得透不过气，每天还要被提审，被警察训斥，我们吃尽了苦头，艰难的过了十五天。

因我丈夫的工作单位不属地方管，当天晚上丈夫被部队关押在禁闭室进行迫害，每天派人看管逼迫放弃修炼。二零零零年六月，部队上又借口我去北京证实法为由，再次对丈夫非法关禁闭进行迫害5天左右，放出来后，暗地里监视。

2000年7月份，80多岁的老公爹知道了儿子被迫害的事情后，突然的精神打击使他一卧不起住进医院，当丈夫回家看望父亲时，部队又派一名军人随身跟踪监视他的行踪，本来回家看望老人想给老人一个安慰，结果老人看到儿子回家都有人监视，更是加倍的恐惧和气愤，当儿子离开他不久，老人就含冤离世。

二零零零年七月丈夫到北京天安门证实大法，当时北京大街小巷布满了便衣和警察，当天就被警察非法抓进了天安门派出所，又送进一看守所。在看守所里，警察指使监室犯人对他迫害，日夜轮流值班看管，不让睡觉，不让炼功。4天后被部队人员押回本地直接关押在部队，部队领导逼他放弃修炼。他坚决抵制，部队领导就从经济上对他进行迫害，扣发工资，取消休假日，派人监视他的行踪。

再次绑架迫害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日晩上五、六点钟，丈夫刚刚下班回到家，城里派出所的警察张治国骗开我家的门，所长王兆震带领一大帮警察蜂拥而入闯进我家，在我家乱翻一通。当丈夫制止他们的恶行时，王兆震勃然大怒，朝他小腹狠命地猛击一拳，当时打得他摔在地上起不来了，紧接着把他的手反铐在我家的暖气管子上。又一个警察拿着我家“法轮大法是正法”的胶印，蘸着红印油在我家的墙上乱盖一通，又往他脸上乱盖，边盖边叫骂着，那些脏话不堪入耳，旁边站着有居委会与派出所的人都在看。

八点左右，儿子学完计算机课回家，发现门是半掩着，里面很多人在叫骂，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推开门后，惊呆了。他看到父亲嘴角流着血，满脸红印，就问他父亲怎么回事？王兆震这才注意到我儿子进来，立即冲向我儿子夺下了儿子手中的记录本。儿子质问“你们想干什么？”旁边一位20多岁的警察便朝我儿子脸上狠狠地砸了三拳， 儿子被砸得眼前一片漆黑，差点摔倒。恶警一边砸，一边说，你这样的我见多了，看你嚣张的。其他警察和居委会的人都在看着。

接着我下班回家，警察不由分说把我也铐在暖气管子上。这次把我家抄了底朝天，家中的所有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录音机、倒带机、录像带。还抢走了5千元现金、高档酒（前两样已归还）、铜电线等贵重物品。

这样折腾了一番再次把我们一家三口劫持到城里派出所。在派出所里，我们分别被审讯，一直折腾到晚上十一点左右，王兆震又通知部队把丈夫带走软禁，对他施加压力，强迫他放弃修炼“真、善、忍”，不放弃就开除工职。丈夫坚决不放弃。结果部队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一日，非法开除了他的工职。

我在城里派出所里一个年轻的警察揪着我的头发，拳打脚踢，头发揪得一把一把的往下掉，脸被打得当时就肿了起来。就这样折腾了好长时间，把我们又送进了拘留所。

在寒冷的夜里，把我和另一位女同修关进了一个没住人的闲屋里屋里象冰窟，两个人只有一床几乎没有棉花的小破被，寒冷的北风直往屋里灌，冻得牙咔牙，一夜两人紧紧靠在一起，挨到了天亮，又把我们，还有我儿子，转到了威海市看守所。

一到看守所就开始提审我和儿子。那时正是大年期间，外面下着雪，他们把我儿子的鞋袜脱掉，赤着脚站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提审的警察不停地恐吓，时不时的将凉水浇到我儿子头上，并威胁“要将我儿子衣服扒光放到雪地里罚站”，儿子指责他们的邪恶行为，却遭到警察掴脸。第二天又提审并转号让牢头整儿子，经警察授意，牢头时不时地对我儿子拳打脚踢，并诽谤师父与大法，每天都要问：“还炼不炼了”？只要回答“炼”，就少不了一顿暴打与恶语攻击。在号里，每天只睡3个小时，并做苦工，强制背牢规，唱狱歌，苦工做不完不让睡觉，并不断加大做苦工的强度。顿顿喝清菜汤，与猪食没什么两样，一个月瘦了20多斤。我儿子被拘留所、看守所两次共非法关押34天。

我在看守所，六一零的刘杰、刘金虎不断的非法提审我，没得到任何口供，又进行更残酷的迫害：三天两夜不让睡觉，戴着手铐连续提审。白天刘金虎审问，不回答他的问题就让我在一块五十平方厘米的框框里蹲着，不准出框框，不准动，否则就用脚踢，邪劲上来就用脚踩我戴手铐的双手，手铐都勒到手腕里很深。晚上就是派出所的警察，分两班轮流审讯，不让睡觉，连闭一下眼都不行。张治国还狠毒的把我铐在椅子上，逼我到院子站着，当时是数九寒天，西北风飘着雪花，夜晚寒风刺骨，他却逼我到院子站着，不让进屋，不让睡觉，他却躲在屋里睡觉。

就这样折腾我三天两夜，就非法劳教我三年，送到山东王村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里也同样遭到了非人的迫害，手段和上面的极其相似，强迫转化，强迫劳动，每天干十六、七个小时的活，不让随便说话，不让随便上厕所，还得逼迫写认识，有时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在劳教所我被非法关押了二年零两个月，即2001年1月2日至2003年3月1日。

丈夫在劳教所遭惨无人道折磨

丈夫在二零零二年九月的一天，贴真相不干胶时，被恶人举报，再次被警察刘杰指使一伙人非法抓捕，并抄了我的家，又将丈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迫害一个多月。在看守所，丈夫为反迫害，绝食抗议，警察又以给灌食为由对丈夫进行折磨，用手铐把他的双手、双脚、铐在铁椅子上，唆使犯人摁住头和脖子，然后进行野蛮灌食。过程中，“省工作组”的人员以给我丈夫恢复工作的谎言欺骗我丈夫，让他放弃修炼，并扬言坚持修炼就劳教。就这样反复提审，最后“610”将丈夫非法劳教三年。在丈夫拒绝在劳教书上签字的情况下，强行把他送进了王村劳教所。

丈夫刚到劳教所，警察就找年轻体壮、凶猛打手，进行昼夜二十四小时车轮战术，看管不让睡觉，同时灌输歪理邪说，逼迫写所谓“三书”，一计不行又生一计。等夜深人静时，把手铐锁紧，关进避人耳目的地方，用毛巾堵着丈夫的嘴，然后用粘胶带封上，只能鼻子喘气，四个人开始对丈夫进行“按摩”：二人按住丈夫的腿，一人一条，用手用力捏腿的肌肉，另二人按丈夫的两臂，捏的肌肉筋，痛的真是让人死不了、活不成，往死里整。这种刑罚时间不长，人就窒息过去了，等醒来后再继续折磨你，就这样让你死去活来，活来死去。

不长时间，丈夫的两条腿肿得就象一袋面那样粗，不能走路，不能站立，上厕所蹲不下。丈夫已经被折磨成这样了，他们还不善罢干休，几个犹大又拽着他的腿在暗室里转圈，不一会就又晕过去了，等醒过来再继续折磨，拳打脚踢。而且还不让上厕所，不让喝水，然后再罚站，罚坐，腚坐在七、八公分宽的小板凳上不准动弹，每天二十多个小时，屁股都坐破了，流着血水，折磨到这种程度，接下来就强迫劳动，每天都要干上十八个小时以上。

从二零零二年九月的某一天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一日，历时近一千天，丈夫熬过了生不如死的“劳教”期限。

我与丈夫从劳教所放回家后，我丈夫因在劳教所里遭受酷刑的折磨，身心受到很大的损伤，身体虚弱，经常有不适感觉，吃不好睡不好，精神十分压抑。因被非法开除公职，没有经济来源，虚弱的身体得不到营养的补充和充分的休养，加上居委会受“上边”指示对炼功人的不断骚扰和监视，精神压力太大。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下，为了生计，还得强撑着身体去找工作。几经周折我和丈夫在同一个单位找了一份工作，老板对我们也挺满意。可不长时间，被“610”知道了，就到工作单位威胁老板，叫我们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如果不写就要开除我们，否则就封单位的门，因为我们坚决不写，被逼无奈，老板只好违心地把我们炼法轮功的全辞退了。

后来丈夫只好干一些体力活或零工，很低的收入。就这样他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经济条件又差，于2015年3月22日含冤离世，年仅62岁。如果不是近三年劳教所的无人性的摧残，我丈夫决不会早逝。

不断的监控、骚扰、威胁

我在二零零零年的六月，到北京上访，为大法讨个公道，回来后又被派出所的警察铐在暖气管子审问一天，没得到任何回答，最后又迫使我的单位停发我的工资，办我一个月的“学习班”。每天单位派人，逼我写“保证”。

我从2001年1月2日至2003年的3月1日被非法劳教，还被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共计被非法关押890多天，这期间没给工资和一切其它待遇，也没给交劳保费，单位还扣了3个月的工资，后来强行办内退，每月只有400元的工资。

在我和丈夫被非法关押和劳教期间，我儿子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生活上更是没有保证，饥一顿、饿一顿，吃尽了苦头，那段日子，他感到象天塌一样，夜晚屡屡被恶梦侵袭而醒，坐愣半天，饱尝了同龄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巨大痛苦。他说“逢年过节，看着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邻居们亲朋互访，胸口压抑的难受又怎是言语能形容得了”。

那几年由于我们的行踪受到监视，居委会，派出所一有风吹草动，便找上门来骚扰，这期间也出现过多次警察闯入搜查。居委会的张玉秀更放出狠话说我儿子，“你炼法轮功，这辈子找不到对象”。行踪被监视，找工作又受盘查，一到敏感日又要到派出所接受盘问，做笔录，我儿子只好于2008年初忍痛离开了父母，去了陌生的异国他乡。这一走就是八个年头，当听到了他父亲去世的噩耗，痛苦的不能自拔。

本来我们这个小家庭，在“真、善、忍“大法的沐浴中无比的快乐幸福。可是这美好的一切却被江泽民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政策毁掉了。关于我一家三口人遭受迫害的事例实在太多，又不能书面太详细叙述。仅凭此文很难让世人体会与理解这些年我们遭受的苦难。迫害过程中，直接参与迫害我一家的“610”人员和派出所的警察，究其根源都是“上边”——祸国殃民的江泽民一手策划、命令、指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