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模芳、梅碧琳夫妇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他们分别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自己遭迫害的事实：

梅碧琳： 两次遭非法劳教共计六年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毫不夸张的说吃过的药比饭还多，从小到大面黄肌瘦，骨瘦如柴，饱受生不如死的多种病痛折磨。直到一九九五年二月，喜得法轮大法，炼功三个月后我体会到无病一身轻，拜读《转法轮》后理解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无论在任何环境中我都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来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好人，工作尽心尽责，诚恳待人，做事多为别人着想。在学校我被评为优秀教师，受到师生们的尊敬、好评。我丈夫周模芳也修炼法轮功，修炼后的他戒掉了烟酒，脾气由暴躁变温和，与家人、同事的关系也融洽了。

由于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切身体会见证了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自一九九九年7.20以来，本着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态度，说一句真话：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为此，我们全家三代四口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饱尝了对人权、人性、信仰自由践踏之苦难： 各部门、各级别领导多次找我们谈话记笔录、二十四小时监视居住、监控、绑架、拘留、抄家、劳教、判刑、开除公职、降低工资级别，扣工龄，扣发工资。每逢假日、敏感日骚扰家人、电话监控、家门口安装两个摄像头监控。单位和家人受株连。二零一二年八月下旬开始，丈夫周模芳一直被昆明盘龙国保不明原因追捕通缉，女婿被公安威胁恐吓，女儿才组织一年多的家庭被迫拆散，原本完整的两个家庭已支离破碎。丈夫至今有家不能回。

二零零零年寒假，学校党委书记李斌生对我说：“上面”要对我二十四小时监视居住。从那天起就不允许我离开昆明，学校就派几名学生监视我的一切行动，电话也被监控起来，二十四小时监视居住持续了一个多月。之后的一天清晨，我在校园内炼功，学校党委副书记张耀叫来昆明市龙头街派出所警察把我绑架到昆明市龙头街派出所，给我强加“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送梁亭拘留所拘留十五天，然后又把我非法关押到海埂滇池旁某地七天，由本单位职工袁春花看管。一共被非法关押二十三天。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六日，我在一个熟人家刚吃完晚饭，警察突然闯进来，将我绑架到昆明市龙头街派出所。四月十七日昆明市官渡公安分局扣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罪名把我关押到昆明市第一看守所。一个月后，又以“国家有关部门于一九九九年十月将法轮功定为邪教后梅碧琳还继续修炼法轮功”和“非法聚会”为罪名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日早上七点多钟，我正要出门上课，学院党委副书记张耀带领七、八个便衣警察突然闯进我家进行抓人、打人、抄家。将我和丈夫周模芳绑架。连学校刚发给我和丈夫的工资和课时津贴3850元都抢走了。我责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说：“你去问上面。”他们不由分说将我连拖带抬的推下楼，塞进一辆轿车里急忙开走。后又强加“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将我强行抬进昆明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的一天张耀等几人在办公室找我谈话，对我说修炼法轮功的教师不许上讲台，还非要让我表态。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做好人没错。””我的教师资格就被取消，调到教务处工作，每月发给六百多元生活费。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八点半左右，我正在学校教材室埋头分发教材，突然被冲进来的几名警察从背后将我按倒在地，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拖到了门外，他们野蛮的将我塞进一辆小汽车里开车就跑。我的头被罩上了头盔，手被铐上手铐。当时车上有盘龙警察李金昌等人，还有本单位保卫科人员周德全、子丽华。两辆小车直奔云南省女子劳教所，下午五点多，他们在我面前临时填写了一张劳教三年的所谓决定书，一个警察站在小汽车门口对我宣读，我不服，就被他们直接抬进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里。就这样，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后被劳教所延期一个月。在劳教所黑窝里我被强行灌食，被折磨死去活来，被强迫做奴工从早八点至凌晨两、三点，长期不得睡觉，没有休息时间。而家中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没人照顾，她和我女儿在痛苦中备受精神折磨。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回家后，单位办理我的退休手续过程中，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郝传松无理将我职称降级，降低工资，乱扣工龄，（学院人事处工作人员赵海英经手）我多次找过相关领导反映此事，一直都未能得到解决。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中午十一时左右，盘龙分局警察闯进我家绑架、抄家。此次参与的警察均穿便衣，共有七人，他们将我家里的大法书籍、电脑、光盘等资料均抢劫一空，并将我们夫妇绑架到印象派出所，强行滚手印、验血，之后送医院体检。新华同仁医院检查出我夫妇都有严重高血压，我依然被强行送到盘龙区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因持续高血压，造成脑梗阻出血，下肢瘫痪。五月二十五日下午盘龙区国保通知家人到看守所将我抬回家。当时是由看守所派了三个犯人将我抬了出来。盘龙公安分局以“不适关押，取保候审”为由开了释放证。

二零一二年八月中旬，昆明市国保和盘龙区国保等四名警察来到学院老干科办公室私设公堂，对我夫妇进行逼供，由于骚扰不断，无法正常生活，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我丈夫被迫离家，家里留下当时下肢瘫痪的我。没过几天丈夫就被莫名追捕通缉。我和女儿的日子更加不得安宁。

仅仅在十八大前夕，上至省“六一零”人员、昆明市国保警察下至单位保卫处人员对我们进行了多达十余次的骚扰。两个监控摄像头直接安到了家门口（曾经在我家四楼大门前安装过第三个摄像头）。层层压力使得我夫妇、女儿和母亲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打击。经济上受到严重迫害。

周模芳：遭劳教、判刑共计六年

我是一个气功爱好者。社会上只要有一种新的功法出现，我都会去涉猎一番。一九九四年，我了解了法轮功，在那轻盈飘逸的动作吸引下，我跟着炼了起来。在叠扣小腹时，我的劳宫穴涌出了阵阵热流，我被这极强的气机荡漾着，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二十多年烈性酒的酒瘾戒掉了（一次能喝七到八公两）；专抽阿诗玛牌香烟的瘾戒掉了，争强斗狠的脾气几乎没有了；从做一个好人开始，专心修炼法轮大法。最终由一个极重名、利、情的人变成了一个能时刻为他人着想的修炼者。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华大地乌云翻滚，铺天盖地的谎言四起，大法和师父遭到江泽民流氓集团的污蔑、抹黑、造谣、迫害。在血腥的镇压下，我遭受残酷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昆明公安在没有任何证件出示和宣布下，将我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日清晨，昆明市官渡国保冯军带着一伙人冲进了我的家里，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非法抄家，我被非法关进官渡区看守所，之后又被转到西山区看守所，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十一个月。后被非法秘密判刑五年，不通知家属，不准请律师。

在监狱严管大队，我被迫害得头发白了一大半，血压上到二百以上，心脏病、脑血栓、全身浮肿等十多种病被迫害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监狱说我“转化”就给我办保外就医，否则只能拖到刑满。我坚决否定不走“转化”的路，直到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才被放回家。回家后，我才被告知已被单位开除了公职。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原单位保卫处将我从省一监接回家以后，由各级“六一零”和国保、户籍所在派出所、单位保卫处约我谈话并告知，从现在起，到什么地方都要报告他们，更不能离开昆明，并说是上面的规定。为方便监控，我被安排在学校离退办上班，从此只要是所谓的敏感日我都被安排值班，尤其是奥运期间，那几天我本该是休息日却被安排值班。

在我准备回四川看望亲人的过程中，被强迫退了两次机票、一次火车票，最终仍未能如愿以偿。那两天有两辆标有公安字样的面包车和十来个穿便衣的人守在出校门的必经之地。我和老伴买菜都有人跟着。

二零一零年端午节，我们一家三口到外地旅游，这本来是公民的自由，无可非议。就因为我和老伴是炼法轮功的，就惊动了省里七个部门，层层施压，致使单位领导也受到了无辜牵连，女儿也被单位几个部门找去谈话。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中午十一时左右，盘龙分局七个警察闯进我家非法抄家，将我家里的书籍、电脑、光盘等资料均抢劫一空，并将我夫妇绑架到昆明市印象派出所，逼滚手印、验血，之后送医院体检。因我血压高看守所拒收，于当晚回家，却被要求签字取保候审。

二零一二年八月中旬昆明市国保和盘龙区国保等四名警察来到学院老干科办公室私设公堂，对我夫妇进行逼供，由于骚扰不断，无法正常生活，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我逼迫离家，没过几天我就被莫名追捕通缉，至今我有家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