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六十一岁的董广文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董广文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修炼大法：身心受益 脱胎换骨

我叫董广文，原住黑龙江省庆安县，在庆安县安装公司上班。一九九七年春，当时四十五岁的我已病魔缠身：肝郁气滞，心律过速，胃病，颌下淋巴结、体质瘦弱每年冬天都要摊上一、两次重感冒，特别有一顽疾缠身—-皮炎，奇痒难忍久治不愈没有特效药。我曾先后练了各种功法都不管用，病情反而日愈加重，苦不堪言。

一九九七年春，我喜得大法。从此事事处处都以真善忍为标准要求自己。一个多月后，我惊奇地发现身上的皮炎没有了，随后我身体上所有的病都奇迹般地消失了。

有一次我带几个人在我县纪检委家属楼安装水暖工程。距我们不到五十米是我县建委一栋商品楼也在施工，施工的是湖南民工，一天晚上，因用电两工地争执起来，我去劝解，可湖南民工不由分说，挥起铁锨、大铲，把我打倒在地，头被砍伤，鲜血直流，我方工程负责人闻讯赶来，让我马上去医院包扎，我说今天这活得干完，不能误了明天供热试水。于是简单包扎了一下，又继续把活干完。事后我拒绝了纪检委领导找湖南方给我赔偿，更没有怨恨湖南民工，还主动帮助他们，（他们施工用水须从我工地接水管。）我工地工人气不过，策划要报复湖南民工。我发现后，及时制止了他们。后来建委、纪检委领导们知道了这些事都称赞我境界高。当然他们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

二零零四年我到北京打工，在街坊邻居之间如有需要帮助的我马上施以援手，他们不知道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我修炼，可是看见我都热情地打招呼，都知道我是个好人。我所在的工厂也是一样，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是修炼人，是被公认的好人。就是在绥化劳教所、佳木斯监狱那种被迫害的环境下，也是被公认定好人。

如今我已十八年与药无缘，我虽然已六十一岁，但身体敏捷健康、一头黑发。同时我也体验到了放淡名利、不争不斗、宽容大度、助人为乐、道德升华后给我带来的美好，心里总是乐融融的。

然而，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妒嫉成性的江泽民疯狂迫害。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来，我无端遭受了以下迫害：

在庆安县拘留所：抽炉钩子、皮鞋踹胸口……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七日，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法轮功真相。可当我们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时，却被警察绑架，强行把我们塞进警车拉到前门公安分局，之后把我关进一个像大铁笼子的房间里，至半夜凌晨才被释放。

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当地派出所警察以我不放弃信仰为名，把我非法关进庆安拘留所，我和另一个法轮功学员刘岩被非法关押在一个监室内，一个大板铺占室内三分之二，上面有几床又脏又潮的被子，散发着异味；每天只让上一次厕所，上午狱警打开牢门，在押人员要到走廊的另一头上厕所。有一栾姓狱警一脸横肉，叉着腰手拿炉钩子，看谁不顺眼就抽谁。拘留所所长马某也不手软，有一次我们的大法书被他搜了出来，他一掌把我打倒在地上。

非法提审时，警察非打即骂。有一次非法提审我，有一个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穿着便装的警察，没说上几句话，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地踢在我胸口上，疼得我不敢大喘气，一个多月才好。

在庆安县巡警大队：打耳光、秦琼背剑酷刑……

二零零一年一月七日，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去庆安县同乐乡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同乐乡派出所绑架，当晚九点多把我们劫持到庆安县巡警大队。这时公安局“六一零”头目王志龙早就在那等候，王志龙看见我和刘岩恨的咬牙切齿：“又是你们，看我怎么收拾你。”他先非法审问刘岩，又安排一个年轻警察逼着我开飞机（一种体罚形式）大约一个多小时。王志龙与刑警队长还有一个也是刑警队的头，气势汹汹冲我而来，一人揪住我头发和胳膊，另一人把住我的另一只胳膊，一人左右开弓，狠狠的打了我二十多个耳光，我两耳轰鸣，两颊疼痛、麻木，直到打的他手疼的受不了了才停下来，开始问我真相传单是从哪来的，我不说。巡警队长提议对我们实施秦琼背剑酷刑，说罢他找来一条细绳，一头紧紧的绑在我的手指上，从背后向上提到极限，再把另一只手臂从前面肩上拉到背后极限时再用细绳绑在手指上，立刻两臂与手指被抻拉的疼痛难忍，但这还没完，他们又用啤酒瓶子硬塞到那个细绳与背之间的缝隙中，马上人痛的象撕心裂肺一样。可是他们却毫无人性的买来酒菜，一边喝酒一边欣赏着我那痛苦万分的样子，他们开心的笑着、欣赏着他们制造出来的杰作。这样他们一直把我折磨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才把我们五人非法关押到庆安县看守所。

在绥化劳教所：强行洗脑、关小号、做奴工……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日，我与刘岩、还有一名男同修被劫持到绥化劳教所，绥化劳教所是黑龙江省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几个劳教所之一，专门设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设专人（普通劳教人员）二十四小时包夹监控，一起吃饭、干活、甚至上厕所都要监视。睡觉时安排专人在床头盯着，教导员杨波戴着一副近视镜，向我们灌输歪理邪说。在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中，前期劳教所采用的是伪善欺骗的手段，蛊惑我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后期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强制“转化”，连续几天晚上不让睡觉，使用电棍恐吓，拳打脚踢，白天还得照常出工，完成强行规定的劳动任务。由于我不配合他们的“转化”我被高忠海教导员关小号，又被陈新龙队长非法加刑二十天。

二零零一年冬天，在绥化劳教所，有一次我被高忠海教导员关进了小号。是一间很小的黑监室，中间固定一铁椅子，人坐上后再用专用皮带把人的身体、两臂、两腿都绑在铁椅子上，坐上一天两腿就会浮肿，时间一长两腿麻木，那是冬天，但没有暖气。而且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没有菜，只给一个馒头。

在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中，前期劳教所采用的是伪善欺骗的手段，蛊惑我们放弃信仰，后期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强制“转化”，连续几天晚上不让睡觉，使用电棍恐吓，拳打脚踢，白天还的照常出工，完成强行规定的劳动任务。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

在延庆看守所：浇凉水、毒打、不让睡觉……

二零零四年，我来到北京打工。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市延庆县公安局三名便衣警察开一辆普通白色轿车，闯进我所在工厂绑架我，傍晚把我绑架到延庆看守所。这个监室都是年轻人，我一进监室就有人喊我洗澡，洗完头之后，那个管事的说不行还得洗，他就一盆一盆的往我头上浇凉水，浇得我浑身发抖，我直起腰来说我不洗了，这时突然跑来四、五个人用拳头等像雨点似的打在我的头上背上，我被打倒在地，从头上往下流血。后来到延庆医院缝上了伤口。

第二天晚上延庆县预审科来了两个人非法提审我，在预审室给我戴上手铐，固定到铁椅子上，胳膊小腿腰都被固定住。一个是长相很斯文的人，另一个象社会人一样，长相斯文的人套话想知道是谁教我电脑的，他觉得我这个年纪不可能会使用电脑。我说我没有违法也没有犯罪，教我电脑的人更没有违法犯罪，我告诉了你，你会去迫害他，那么你就又犯罪了，我这不是害你吗？将来法轮功平反时你怎么办呢？何况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们会原谅你，可是法律能放过你吗？老天会不会原谅你们呢？我一直在给他们讲真相。第三天晚上又多一个人，他们依然把我固定在铁椅子上，从他们之间谈话中我知道新来这个人叫于立，并且他是个头。可是他却假惺惺地说那个社会人是头，他说了算，并说他脾气不好要发起火来谁也没办法，恐吓我供出别人。因昨天一天一宿没让我睡觉，于是我合上眼。他们就用水浇、用矿泉水瓶打我，不让我睡觉。这样他们折磨我几天后，端午节那天我被非法批捕，把我劫持到北京七处——即北京第一看守所。

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因为我拒绝穿号服，拒绝背监规，他们就不允许我买生活用品，不允许我喝热水。每个监室内，都有狱警指定两个犯人管理监室，这两个人每天都去管教室汇报。这两个人经常组织一伙人围攻我，时不时打我嘴巴，转身就走怕监控看见。他们安排我打扫卫生间、擦玻璃可是却不给我香皂洗手，吃饭的时候我只能用牙缸当菜碗、用手指拨着吃。监室的人一周剪一次指甲，理一次胡须，指甲刀和剃须刀都是公用的，但不给我用。隔几天要考一次监规，我说我没犯罪我不背，他们就用矿泉水瓶子打我脑袋。

在佳木斯监狱：电棍电击、胶带粘嘴、掐喉咙酷刑……

二零一零年初，延庆法院对我非法判刑四年，我向北京第二法院上诉，被驳回后于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九日被劫持到北京市天河监狱。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我被转关到佳木斯监狱。

在佳木斯监狱，一次，我正在炼功，被中队长陈春霖发现。他把我叫到他的休息室，这里没有监控，他叫杂工组长给我铐上背铐，拿起啪啪闪着蓝色火花的电棍向我的颈部打来，我大声说：“我没有犯罪，信仰法轮功受宪法保护。”他一边用电棍电我一边冷笑：“我看谁能保护你，今天就打你看谁能保护你。”我说：“你再打我，我就告你！”他说：“这里没有监控镜头，谁看见我打你了？你告我，就因为我打法轮功你就能告的了我吗？”他叫另外两个犯人用不干胶把我的嘴封上，用一只手按住我的头，另一只手捏我的喉咙。这是陈独创的“锁喉功”这种迫害很隐蔽，外表看不出伤，可是喉咙里面全坏了，当时没有多大感觉，可是过后吃饭喝水吞咽都非常困难，一直疼了半个多月。

在佳木斯监狱也要天天出工干活，后来被我拒绝了。但还是要在监室打扫卫生、打水、打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