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发动的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给郑冬云和她的家人带来巨大的创伤和难以磨灭的阴影。中国最高法院二零一五年五月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郑冬云女士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被告江泽民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以个人意志成立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同年七月二十日操控整部国家机器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迫害政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抓捕、判刑、劳教、酷刑折磨、活摘器官等迫害，严重败坏了国家声誉和社会道德，破坏了国家宪法及法律。

根据中国刑法规定，江泽民犯下了剥夺公民信仰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剥夺公民财产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酷刑罪、敲诈勒索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利用中共邪教组织）。二零一五年五月至今，二十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以下是郑冬云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份事实：

我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大法前，身体一直不好，多种疾病缠身，体重只有五十一公斤，经常胃疼、关节痛、心慌、头晕、感冒，两个手腕上长了杏核大的疙瘩，痛得和面都和不了。特别是心慌头晕，导致我擦不了地，提不了水，经常看医生、吃药打针，找巫婆，病却不见好。修炼大法后，各种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深感大法的神奇。修炼前经常跟丈夫吵架，修炼后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家庭变得和睦，成了一个真正的贤妻良母。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被阜平镇派出所副所长陈雷劫持到派出所，逼交大法书，周秋来指示陈雷逼迫我抄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否则拘留，恐吓不准再炼功。

非法关押、勒索钱财

一九九九年九月八日，我与三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被天安门警察绑架，劫持到天安门公安分局，关进铁笼子，迫害数小时。

当日下午被阜平公安局纪检书记周秋来劫持回阜平县看守所并敲诈我丈夫700元钱。阜平县公安局长庄春来、纪检书记周秋来指使刑警队长李克强、邸学勇、张凤军三个人将我按倒在地，把两个胳膊拧到背后，用细绳缠上，将我五花大绑。李克强使劲从背后提绳子，疼得我浑身冒汗，汗水湿透了衣服，滴在地上湿了一大片。一小时后，我头晕目眩栽倒在地。李克强一把把我拽起，推倒在一个破沙发上，李克强还不时从背后用力提绳子。我的双臂被捆的麻木，疼痛难忍，胸闷的喘不了气，李克强还过一会儿踢我两脚，骂上几句。

我被五花大绑栽在那里两个多小时。李克强给我解开绳子时说用另一种刑法，我已虚脱了，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两个胳膊被捆的成凹凸状，看上去一道道的血痕，后半夜了才让我睡在铺了一张纸的水泥炕上。第二天，我的右手失去知觉，背上一大片黑紫色，痛得起不来，在随后的半个月一直用左手吃饭。

非法关押期间，周秋来、马保忠软硬兼施，恐吓我的家人，威逼要挟取保金，要钱要物共勒索17000多元，非法关押我四十天。期间县委书记范永禄、政法委书记贾建峰都参与对我进行迫害。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周秋来、马保忠又将我劫持到公安局，他们又向我丈夫恐吓威逼、索要钱物，否则就关看守所。丈夫无奈，只好又被勒索500元，两条一百元一条的烟。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我第二次进京上访又被天安门警察绑架，关进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后在县委书记范永禄的指示下，阜平县周秋来、“610”头子齐贵亮和阜平镇镇长马河州将我劫持回阜平，关进阜平看守所。公安局局长庄春来向检察院签发提请批准逮捕书，阜平县政法委书记闫立明恐吓家人说：“二次进京，现行反革命，上边把这当重案抓，要判刑。”家人吓坏了，无奈花钱往出保。闫立明要5000元，周秋来要2000元，公安局要10000元，齐贵亮还要车费3000元，检察院也要钱。另外还要请他们吃喝，送东西，就连周秋来洗澡、去美容院、找小姐的钱也要我的家人出。这次被非法关押38天，共勒索人民币30000元。

二零零一年六月四日中午一点四十分，我在公公的生意摊上帮忙，来了两车警察企图绑架我，我走脱，从此流离失所。

遭入室绑架、在看守所被毒打、折磨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一日晚，保定新市区20多个警察，突然闯入我的住处抄家（我流离失所到保定和几位法轮功学员住一起）。我被绑架到一个派出所，关进铁笼子。铁笼里关押着十几位法轮功学员，笼子很小，天很热，透不过气来，晚上把我拽出去，三个警察轮流打我耳光无数，脸被打得没有知觉。

第二天中午，警察们把我和几名法轮功学员从铁笼里拽出来录像，录完像后，又把我们劫持到一个刑警队，又关进铁笼子，不给吃，不给喝，不让说话，不让上厕所。到了晚上九点钟左右，我被拽出来，关进一个小屋子，开始毒打我，他们揪头发、扇耳光、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再拽起来打，脸被打得失去知觉。

三个警察轮流着打，打累了，恶警们就把我铐在沙发扶手上，我直不起身，弓着腰，他们在我眼睛下放点着的蚊香熏我的眼，休息一会然后继续暴打，我被打倒在地，他们揪住我的头发，踩在脖子上，把我的头踩到两腿中间的地上，踩了好长时间我几乎窒息，就这样一直迫害到深夜。困了，警察们两人睡觉，一人暴打，还揪住我的头发使劲往墙上撞。一直到凌晨五点，他们累了，就把我铐在暖气管上，使我站不起，蹲不下。 第二天早上，一个警察头目进来把我从暖气管上解开又铐到沙发扶手上，又暴打我一顿，然后拿起一把铁钳说：“你不是不说话吗，我不信撬不开你的嘴，不说我就夹你。”说着就夹我的眼皮、夹嘴唇、夹鼻子、夹脸、夹浑身各处，还说夹我一千下，夹的我嘴唇流着血，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疼痛难忍。不知夹到几百下，他的手机响了才停止，接完电话他又抄起枕头上的凉席卷起来就打，越打越凶，打的我全身成了紫红色，肌肉都肿起来了。

迫害一直到中午，警察们打累了，又把我铐在汽车的尾气管上，发动马达，使我弓着腰，用汽车排放的尾气熏我、烤我。炎热的夏天，中午时分在太阳底下，我被烤着、熏着、晒着，我浑身冒汗，一会儿晕了过去。他们又把我关进铁笼子，强行取了我的手印，然后把我劫持到保定看守所非法关押。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在保定看守所，我绝食抗议迫害，多次遭野蛮灌食。每次灌食时，警察指使七八个男犯人把我抬到走廊里，有的按头，有的按胳膊，有的按腿，将我按倒在地不能动，狱医把粗塑料管从鼻子插到胃里灌所谓的“营养液”，实际是浓盐水。多次的灌食致使我的 鼻子好长时间鼻涕流下来没感觉。警察们还把我的双手和双脚铐在一起整整铐了十三个昼夜，警察们还指示犯人打我骂我侮辱我，睡觉不让上床，睡在潮湿的水泥地上一个多月，致使我全身长了疥疮。这一次我被非法关押迫害了五十六天。

期间，周秋来恐吓我的丈夫说：“保定要判她三年劳教，我可以帮着找找人，把她保出来。”他的目的是要钱，我丈夫又到处借钱（前两次的还没还），送给保定公安局姓唐的副局长5000元，还要什么保证金、灌食费、饭费、被子费，另外周秋来又要吃喝，又要手机、音响、茶几、香烟、衣服、金项链、又要洗澡、美容、找小姐。这次总共勒索30000元。

恐吓、骚扰不断

二零零一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我去邻县曲阳贴真相标语，被曲阳县齐村乡政府人员绑架，遭乡长李洪栋毒打，毒打后把我铐在大树上数小时。后阜平县警察秦杰和王顺海把我接回，当晚马保忠把我关进看守所迫害。周秋来又向我丈夫敲诈勒索2000元，我绝食抗议迫害。关押到第八天，看我身体不行了，周秋来又说：“已报了劳教，如果要想不批下来，就得活动活动，需要费用”。这样又被勒索4000元，这次家里共花去6000元，并被非法关押八天。

二零零三年正月十八日晚上十点多，阜平镇派出所七八个警察闯入家，把我真正熟睡的十岁的女儿惊醒，孩子吓得直哆嗦，公公婆婆吓得穿着睡衣跑到院里，警察们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又一次非法抄家。

二零零四年正月，镇派出所一群警察到家恐吓骚扰。 二零零五年夏天，齐贵亮带领保定地区及阜平县十几个人去家里恐吓、骚扰。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晚，恶警国保大队长张进辉带领二十多人又去抄家、企图绑架我未遂，无奈我再次流离失所。 中共“十七大”期间，阜平镇郑玉龙带几个警察骚扰，企图绑架我去洗脑班未遂。

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警察又两次到家恐吓、骚扰。

被绑架、在劳教所遭残忍迫害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二日阜平乡委书记王月蘅、“610”头子杨建伟、公安局长王易益民，勾结保定“610”上午十点左右，阜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队长高春雷、指导员李建平在保定市“610”、市公安局操纵下，在阜平县“610”及县公安局的亲自指使下，带着张阳等十几名警察闯到我家，把我绑架到公安局，二十分钟后又到我家非法抄家，抢走了十一本大法书，一本《明慧周刊》，一张李大师的法像。

我在公安局遭到高春雷的非法审讯，被公安局人员强行照相，由于我不配合这非法迫害遭到谩骂。第二天下午五点，高春雷又强迫我在拘留十五天的纸上签字，遭到拒绝后把我拽上车直接拉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到劳教所后，张阳和另一名警察把我拽下车，架着我的胳膊将坐在地上的我强行拖进去，我的鞋子被拖掉，袜子被蹭破，裤子上蹭的都是泥（刚下过雨）。我喊“法轮大法好”，劳教所狱医马小工穿着皮鞋狠踢我的嘴好几次，然后几个女警拥上来用胶带缠住我的嘴，很长时间才松开。

在劳教所一大队，队长指使普教人员（不是炼法轮功的劳教犯）把我拽到禁闭室，按倒在地，把我的衣服扒掉强行换上囚服，并故意把我的长发剪的长一股短一股，这些普教二十四小时轮流监控我等四位法轮功学员。监室内只有一条又臭又脏的褥子，没有被子和枕头，在里面，我们嘴不能动，整天在塑料小板凳上坐着不能动，不能随便上厕所，不让进食堂吃饭，并且随时会遭到一顿毒打和辱骂。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晚，队长侯俊梅、刘艳等逼我写放弃修炼的“四书”，遭我拒绝，直到深夜才让睡觉。

在劳教所，我被强迫做奴工，被迫害的头晕心慌，右手腕上起了一个大疙瘩，由于痛不能干活，队长王伟卫、侯俊梅、王森、李欣、揣卫、刘艳、赵素果、柳玉芬等轮流辱骂我，并且不让购买食品，每晚强行政治洗脑。在被强制奴役下，我的身体被迫害的很虚弱。

十月二十三日我被受队长指使的普教骂了一天，次日凌晨去厕所时晕倒在楼道内，可值班的队长王森过去看了一眼也没理睬。第二天上午，我心慌的身体站不稳，心脏特别难受，脸色苍白，要求去医院。过了很长时间，队长刘艳才让俩人把我架着到医院检查。狱医王永丽给量了一下血压，做了心电图，然后和刘艳到一边嘀咕了一阵儿，告诉我：你没事，各项指标正常。随后就让人把我架回去了。后来我的身体一直没恢复，劳教所狱医给我做过几次心电图，每次都称正常（十一月底，外面的专家给我做了心电图说我心脏有问题）。

在晕倒的第三天晚上，我不能一个人走路，心慌得厉害，脸色苍白，吃不下饭，说话无力，队长侯俊梅和狱医马小工叫人把我架到一队的大厅。我认为队长要给我看病，可马小工不但不给看病，反而和侯俊梅一起对我进行侮辱、讥笑、谩骂和讽刺了很长时间，最后连问都没问一句身体的情况，就让我一个人回监室。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一队的队长指使普教人员每晚把我们拒绝强迫看邪党新闻的法轮功学员连打带骂的强行拽到楼道站着，后改到一队的所谓“文化活动室”里，由普教犯人看守，剥夺晚上洗漱的权利。在随后的两个月，除吃饭外，只能在里面坐着，曾连续三个昼夜不许睡觉，不许随便上厕所，不许说话。

劳教所一队队长们想方设法迫害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如冬天吃饭时，法轮功学员不“踏步”，恶警就不让我们进食堂吃饭，在外面冻着；饭前不唱歌，骂一顿；走路走的慢，也骂一顿；大热天，在太阳底下晒是经常的事情。

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晚十点，队长侯俊梅指使普教把我抬进“转化”班，铐上手铐，指使犹大“转化”我，三个昼夜没让我睡觉，手铐整一个星期昼夜没给解，直到家属来看时才解开（他们都是背地里迫害法轮功学员），我吃饭、洗漱、上厕所都很困难，期间大队长刘子维还辱骂我，十八日晚才让我从“转化班”出来。在一大队，我曾三次遭受逼迫脱光衣服搜身的侮辱迫害。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我被转到四队非法关押迫害，一上四楼，队长张燕燕就指使犹大把我带到阅览室强行“转化”我，强迫我听假经文，写“四书 ”，我拒绝写“四书”，张燕燕和所长冯可庄多次去转化我，都没得逞。五月九日上午，张燕燕指使六个犹大在事先写好的邪恶“四书”（内容是放弃修炼、谩骂大法和大法师父）上，写上我的名字，让我按手印，遭到拒绝后六个犹大拽我的手强行按手印，我两手抓在椅子腿上，六个犹大很长时间没掰开，便把我按倒在地，我高喊抵制，恶徒们就脱掉我的鞋袜，拽着我的脚趾沾上印泥，在我的名字上按上脚印，我指责她们这种卑鄙手段。事后，我看见所长冯可庄在院子里，大声喊所长想要回所谓的“四书”，结果在冯的指使下，四队队长赵媛把我大骂一顿并非法加期两天，原因是喊所长。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晚，张燕燕再次指使打架、卖淫的四个普教人员在事先写好的“四书”上逼我按手印。十三日晚，张燕燕又指使打架、卖淫、偷盗的六个普教逼我在写好的“四书”上按手印，被我撕了两次。后来，卖淫犯李玲玲揪着 我的头发，打了我几个耳光，几个恶徒一齐用力掰开我抓在防盗窗上的手，把我打倒在地死死按着我的腿、脚、手和身子，跪着我的胳膊，掰着我的手在一本空白信纸上按了满满一本手印。我的手被掰肿了，两只手不停的打颤，心慌和头晕的在地上起不来。事后，安排按手印的队长张燕燕过来了，她在监控室已看到全过程，却假惺惺的说：“这是怎么了，怎么坐在地上？”我严正的告诉她：自己不承认这种荒唐的所谓“四书”，她们这种卑鄙的手段只能是自欺欺人，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不会写“四书”。

我被关在这个“转化”屋里被迫害二十天，期间除犹大外，不能和其他人接触，吃喝在屋里，上厕所和洗漱受限制，白天黑夜强行逼我听假经文、诽谤法轮大法的材料。我的身体本来就差，经这次迫害后，我走路费劲，吃不下饭，心脏难受的很厉害，队长赵媛和张燕燕却逼迫我干活，说我装病，不干活就二十四小时罚站。非法劳教到期了，又给我非法加期十九天。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阜平镇派出所的一男一女又闯到我家，说要给我照相，当时我没在家，派出所就不断打电话，逼我的丈夫把我的全身照片给派出所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