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纳粹盖世太保似的“610办公室”。随后在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亿万修心向善的民众及其家人被卷入长达十七年的浩劫之中，众多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

目前，二十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下面是赵李专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份事实：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工作期间，我被带到齐齐哈尔中国一重集团公安处被要求保证今后不炼法轮功，同时受到威胁与疯狂辱骂。在他们不被满意的情况下我被非法行政拘留长达一个月，被强迫要求放弃修炼法轮功与党保持一致。被拘留期间放在办公桌里的大法书籍被中国一重集团设计研究院行政科窃取，索要时又被一重集团公安处以劳教相威胁。

在我被非法拘留的前几天我家被和平派出所抄家，大法书籍被抢走，我父亲因修炼法轮功已经被非法拘留，同样被强迫要求转化放弃修炼。

二零零零年腊月二十七晚五点左右，我和父亲被诱骗到富拉尔基和平派出所，再次被要求放弃修炼，当天晚上我俩被同时行政拘留，这次我又被拘留一个月。在拘留所我们听说江泽民有密令，过年期间各地不准有炼法轮功的到北京上访，否则省委书记将被拿下。这样层层就下达了指令，过年前要关押一批炼法轮功的学员。过年期间拘留所关押的只有法轮功学员，其他的年前都放了。当地关押在拘留所的法轮功学员有二十～三十人。过年期间我们在拘留所看到“自焚伪案”的播出。如果过年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自焚”的拍摄会被干扰或被当场揭穿。拘留所的警察接触了大量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从法轮功学员的言行他们知道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

从拘留所出来之前我家人被勒索三千块钱。由于我被两次非法拘留，对法轮功的迫害又不断升级，单位领导担心我炼法轮功对他们职位升迁或物质利益上有负面影响，经济上对我进行节流，不让正常进职称。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五号半夜和平派出所所长领了三个警察又来抄家，手抄大法书籍被抢走。当晚我和父亲被带到和平派出所，第二天被送进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四个月，在看守所吃窝窝头，窝窝头发绿，里边有沙子、土、老鼠屎，喝的咸汤不如刷锅水，没有一滴油。一米来宽的地铺上掉头立着睡八个人。睡觉就跟受刑一样，挤得浑身难受。最邪恶的是定时方便，大便时间受限制，到时间就得起来，不起来就拳脚相加。邪党搞的人整人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魔窟被发挥到了极致。人性的丑恶在这里得到无所顾忌最充分的展现。生命的价值在这里体现的还不如一包方便面。人的良知善念被极度恶劣的物质条件彻底摧毁。

出来的时候又被勒索三千块钱，被迫害的牙齿松动，人瘦的象鸡骨架。那时我理解了为什么在以往的各种运动中很多人选择了自杀。有的被恶人打死，恶人为逃避责任说是自杀；有的不堪屈辱，无法忍受各种折磨，对未来绝望而自杀。

二零零二年八月我家发现家里电话被监听。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日下午三点左右富区红宝石派出所四个恶警到单位将我绑架，他们没着装，酒气熏人，一副流氓黑社会嘴脸。被绑架到红宝石派出所后，我左手腕被铐在靠近地面的暖气管上，只能蹲着，被四个恶警群殴，上衣被扒光，被踢打的眼前漆黑，胸腔被踹痛胀象要爆炸一样，剧烈咳嗽、呕吐不止。以后喘气都胸疼，持续有几个月之久。殴打完又去家里抄家，电脑、移动硬盘被抢走，价值七千五百元人民币。

下午五点左右被绑架到富拉尔基腰葫芦公安农场。在农场被固定在铁椅子上，肢体各部均不能动。被几个恶警再次殴打，其中一个恶警拿40mm宽、十多mm厚、400mm长的硬木条用力抽打脚心，浑身疼的象火烧一样，出一身汗，汗出的湿透了毛衣，与此同时被一个恶警向嘴里灌啤酒。后来脚肿的穿不上鞋。双手背铐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又被绑架到富拉尔基区看守所。（十一月末到十二月初这段时间富区绑架了二十～三十法轮功学员。有十七名法轮功学员被富区国保大队队长李瑞新等警察酷刑折磨，有的被警察连续几天上大挂，其中高性莲被迫害致死，六十多岁的崔荣被害得双目失明，赵亚珍被折磨得病重保外就医，四十多岁杨淑君被迫害的满头白发。十六位法轮功学员一年多后全部被非法判刑，其中杨淑君十二年，李季秋、刘博刚、沙秀兰七年，王淑新、赵李专、赵亚珍、崔荣五年。主管这起迫害案件的是富拉尔基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林旭、国保大队队长李瑞新。）

看守所的窝窝头经常不蒸熟，里边有生面，吃的很多人感冒、拉肚。第二年四月份我又被绑架到齐齐哈尔第一看守所。这里为了赚钱让在押人员干手工活。有时一天要干二十一小时的活，甚至不让睡觉，有的干着活就睡着了。

二零零六年七月我被非法判刑五年。二零零六年八月～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我在泰来监狱十四监区一中队受迫害。十四监区大队长姓雷，教导员姓张。每天早六点出工干活，晚七～八点收工。由于劳动强度超出人的体能极限，有的积劳成疾。二零零八年夏天有一个刑事犯人干着活摔倒了，送到监狱卫生所就死了。在送往卫生所的这段时间，中队姓秦的指导员对大家说：以后再有类似情况就自己承担医疗费了，大队原则上没钱承担费用。后来谁要有病也得坚持出工完成任务，不完成任务不带你去医疗所看病。有一个刑事犯，发高烧实在无法完成任务，只好花高价钱买料交任务（这样做的不只一个）。这里没有星期天，每年过年我都得干活，否则，完不成任务要受惩罚。这里的菜汤九月～第二年五月，一律是白菜煮土豆，一股猪食味，却没猪食有营养，普遍牙齿脱落。

在监狱监管警察的唆使下法轮功学员普遍受到辱骂、殴打。有的被打死，有的遭受各种酷刑。我写的上诉材料被压制。我所在的中队指导员叫秦勇，想通过转化我求得职位升迁。唆使七个的刑事犯对我进行辱骂、殴打、酷刑。其中孙雪辉、高明、宁之杰、李猛、王义武尤其心狠手黑。嘴巴子被打了无数，打的他们都不想打了，门牙被打掉。用扁担挑重物的铁钩抡后背，用木槌砸脚趾，砸膝盖，右脚拇指盖被砸掉，用烟头往身上烫，不让睡觉，暴晒。被捆住不能动后，几个人用消防栓高压水从嘴、肛门向体内注高压水。恶徒敢这么做是依仗江鬼“打死算自杀”的密令。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结束冤狱出来后，知道我被单位除名了。因为我被非法判刑，我父亲心情极度沉重，对法轮功学员无节制的迫害令他无尽的担心、忧虑、悲愤，在惨痛的煎熬中于二零一二年离世。他这一生非常坎坷，文革期间受歧视一家被下放农村，退休后修炼法轮功又惨遭迫害。

我妻子（白玫）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五年被非法劳教一年。

我妹妹（赵李力）、工程师，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功，一九九九年十月底因坚持信仰，被单位除名，于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零年在深圳三次被非法拘留和抄家，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因绝食抗议迫害，被强制灌食；现在漂泊海外，父亲离世时也无法回国看一眼。

我妹夫（李树强）、会计师，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二年在深圳两次被非法关押近两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从事非人的体力劳动，长期超时加班，没有任何报酬，没有休息日，同时受到犯人包夹看管；在被关押期间，和被非法关押的其他法轮功弟子一起接受莫名的体检，险些成为活体器官供体。现在漂泊海外，无法和国内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