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五月中国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周艳波于二零一五年六月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周艳波1996年4月在身体几经崩溃的情况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全身十几种疾病不翼而飞，明白了人生许多哲理，心境开阔，变得宽容大度，工作更加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以“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被评为“优秀带教老师”、“优秀护士”、和“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五年多的时间没开过一分钱的药（因为从炼法轮功再没有得过病），为医院节省了上万元的医药费；还有无数个休息日都献给了开发区医院。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利用职权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他的指使和操纵下，利用全国的宣传机器对法轮大法进行造谣抹黑，利用公、检、法、司、单位以及社区等对法轮功学员随意抓捕，抄家、停止工作、降职降薪、拘留、教养、判刑以致酷刑折磨等迫害，挑动全国人民参与，把广大民众推向罪恶的深渊。

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至今二十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

以下是周艳波在控告状中简述她十六年来遭受的迫害事实：

一、各种手段高压威胁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去市政府上访，要求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恢复合法的炼功环境，我们静静的站在市政府外围的马路牙上，秩序井然，丝毫没有妨碍交通。而一批一批的警察、武警还有部队的人员，他们把道路堵的水泄不通。当天下午开来一排大客车，一批防暴警察象接到命令一样，跑步蜂拥而来，把我们一片片的包围起来，一边喊一边把我们一个个连同老人和小孩都推上大客车，然后拉到各个学校。

我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十五中学，四个多小时之后劫持到大连市金州区三里汽车驾驶学校关押一夜，二十二早晨又劫持到金州区友谊派出所，非法审讯后获释。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在上级的压力下多次找我谈话，逼我们放弃信仰，逼我们交书。当时院长赵文友（已故）、书记桂金福为逼我放弃信仰，给我丈夫施压让他逼我放弃信仰，说如果还学还炼就开除公职。桂金福最后一次逼我说：“你如果还学还炼就不是开不开除公职的问题了，那就是墙里墙外的问题了”。

因我坚持信仰不放弃，医院先后给我警告、记大过、开除留院查看等处分；取消我先进工作者的资格；降低工资；扣发奖金。 有一次，书记找我丈夫谈话，目的是逼他说服我，让我放弃信仰，说如果还炼就开除公职。当时我们家几乎是依靠我的工资维持生活，因为丈夫单位不太景气。我丈夫一听急了，我们一家人怎么生活啊？回家逼我放弃信仰，心急之下竟打了我（过后他也后悔、自责），把我鼻梁骨打折了，眼圈青紫，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家里的玻璃窗和玻璃杯都砸碎了，满地都是破碎的玻璃碴……

第二天我带着伤、忍着痛上了班（因为不想影响工作、不给领导添麻烦），同事们看到我有的惊呆了；有的掉眼泪了。记得那天坐班车的时候，他们都不说话了，有的同事就在抹眼泪，平时一路都是谈笑风生的，那天都沉默了。我知道他们是在为我难过。

那时家里家外都在逼我，给我心里造成的压力真的让人难以承受。每次听到院长找我、书记找我，我心里都是一惊一惊的，不知又要降下什么灾难。

二零零零年夏季的一天，我单位院长赵文友、书记桂金福、人事科长李猛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欲将我和单位另两位护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被我们正念抵制，结果绑架未遂。事后才得知单位为达到给我们洗脑的目的已经给我们三人每人交了2000元的洗脑费。

二、上访被秘密绑架到马三家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五日去北京为法轮功问题上访，十月十八日被北京东巴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北京东巴派出所二天一夜，二十日被劫持到大连戒毒所强制洗脑，他们用打、骂、罚站、罚蹲、电刑等办法强制我们放弃信仰。

十月二十七日，把我劫持到了开发区刑警大队一中队，特派重大案组的刑警对我整天整夜的审讯。连续五天五夜不让我睡觉，三、四个警察轮番的昼夜对我进行轰炸、引诱、欺骗、威胁、恐吓、侮辱等，把我折磨的头晕脑胀，反复逼问我：谁让你去的北京？和谁一起去的？

十月十一日把我劫持到大连看守所关押，期间强迫做奴工，选豆子，一百斤的大麻袋装满了豆子，运进来，选好了再运出去。瘦小的我根本就拿不动。管教就骂我偷懒。强制坐板、不许炼功等。每天吃的是白菜汤和萝卜汤。五十一天，我被煎熬的身躯消瘦了二十多斤。我家人去接见也没让见。因我去北京上访，当地公安部门向家属勒索5000元（罚款）。

十二月二十一日没有任何法律程序把我从大连劫持到了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在那里为逼我写“三书”（即“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打、骂、罚站、罚蹲、在厕所里蹲着、强制坐板凳、超负荷的奴役。“包夹”二十四小时监视我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向管教汇报。给我身心造成极大的压力和创伤。

我被秘密绑架到马三家，没有人告诉我家人，家里人到处打听、查找才知道的。二零零一年正月初五那天，我家人从大连赶到沈阳，因为我坚持信仰不妥协而不让我们见面。家人带着对我的牵挂和担心返回大连。

三、投入男子劳教所折磨、强制洗脑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我和其他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一同被劫持沈阳张士教养院变换招术迫害。刚到那里，警察就对我们说：“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说这是江泽民的命令。“

男女同居一屋，同吃同住，三四个人整天围着强制洗脑。我刚进去就有两男一女在那等候，首先问这问那，了解底细实施对策。昼夜不让我合眼，闭眼打一下盹，他们就马上推醒我。他们轮番对我轰炸、谩骂、用恶毒的语言侮辱挖苦、栽赃师父和大法。经过二十天的强制洗脑他们也没达到目的，我们一个没有妥协，但他们还不死心。

同年五月十日，我们九姐妹被押送到沈阳沈新劳教所。我被他们摧残后的身体已经是弱不禁风了，还是逼我们走路、做操、拔草、报数，还逼我们观看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录像。因我不准他们播放诽谤大法和师父的虚假报道，在大队长郭勇指使下，他们把我关到禁闭室里，还用手铐把我铐起来吊在铁栏杆上，我在剧痛中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沈新教养院的警察还围着我说着、笑着。还说什么：这个姿势一定很舒服。在我绝食抗议他们的违法行径时，大队长郭勇指使男普犯把我按压住进行暴力灌食。

在沈新教养院期间，我丈夫、儿子，还有妈妈、姐姐先后都去看望我，但是都因为我不转化就不让接见，丈夫去看我时还被狱警骗去500元钱，说给我买吃的，结果我一分钱也没花着。他们不但不让家属接见我们，还不许家属给我们存钱，我们身上分文没有连卫生纸和洗衣皂都是那里好心人给的。

在沈新教养院期间，两次把我投入大北监狱地下监管医院，在那里遭受更严重的迫害，酷刑折磨，戴手铐、脚镣，身体呈“大”字形扣在床上不能动。我和邹桂荣（已迫害致死）、尹丽萍、王杰（已迫害致死）等绝食绝水抗议对我们的无理迫害，要求无罪释放。狱警指使犯人把我们一个一个拖出去，按在地上揪头发、打嘴巴子、无数次的野蛮插管，往胃里灌大量浓盐水、生玉米糊等，食管被插破了吐出了鲜血，头发被他们一缕一缕的揪在地上……

在我身体极度衰竭，枯瘦如柴、体温40度、心跳150-160次∕分、心电图异常、医院诊断心衰、肾衰的情况下，双腿已经不能走路了，一“保外就医”形式获释。回家后我才知道放我时沈新教养院的警察还象我家人勒索3000元钱。

四、再遭绑架毒打

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大连金州区拥政派出所警察绑架，一个年轻的男警察，姓雷（警号是：202277）来审讯我，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没说，他就劈头盖脸打我，到了晚上把我扣在“老虎凳”上，手铐铐的过紧，造成双手青紫、发凉并肿起来了。

第二天又来了两个男警察，又开始对我一顿毒打，刑讯逼供，把我打得没有人样了，双眼冒金星、头晕脑胀。我不想连累别人，没有报出姓名、住址和单位。他们就恶毒的打我。

十一月一日我关押到大连金州看守所，为反迫害争取人身自由，我又绝食绝水十一天，遭受了毒打和残暴的野蛮灌食等迫害，也是在身体极度衰弱的情况下，于十一月十一日晚以“取保候审”名义释放。

五、被非法剥夺工作、流离失所的艰难日子

在获得自由后，我多次找到医院领导及相关部门要求恢复我工作，递交书面材料。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同样有工作和生存的权利。继赵文友之后上任的院长李学忠和人事科长李猛因我坚持信仰坚决不给我恢复工作。李学忠和李猛说要想上班就必须写“保证书”。

二零零一年九月，我们医院三位护士一起多次找到院长李学忠，要求上班恢复工作，李学忠说：“你们已经不是医院的职工了，被开除了”。我们说：“开除了？我们怎么不知道啊，开除了也得有个手续呀”。李学忠说：“没有手续，口头开除。”要想上班就得写“保证书”（保证不学不炼法轮功）。我说：“炼功不影响工作，我没有违法”。李学忠不但不安排工作，反而撵我们出去，还打电话报警说我们妨碍他工作要抓捕我们。

从劳教所里获释后，沈新劳教所就不时地往家打电话骚扰，连我姐姐家、弟弟家都不得安宁，经常接到骚扰电话，问我身体怎么样，如果挺好还得把我收回去，说“刑期”未满。有一次我在家中，沈新劳教所狱警邓阳往我家打电话，正好我接的电话，说他们在金州，问我家怎么走，要来看看我。我放下了电话，为了我的人身安全，我离开了家，被迫流离失所……

好不容易一家人团聚了，谁知又分开了。为了防止跟踪迫害，我不敢往家打电话，更不敢回家。年幼的儿子没有妈妈的照料，在学校里时常受不明真相的人歧视和欺侮，幼小的心灵遭受了极大的创伤，时常一个人在家里哭。

丈夫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那时派出所、劳教所及我俩双方单位领导都给他施加压力，又怕我再次被抓，警察还是不时地往家打电话，到我丈夫单位骚扰他，问我在哪儿干什么等等。他几乎天天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恐不安中，于2003年他单方提出离婚，大连市金州区法院没有给我送达，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开庭并判处离婚的决定。

我被迫流离失所，在外面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生活上靠亲戚朋友接济，居无定所。这些年搬了十几次的家。十五年单位没给我开过一分钱的工资，连个下岗职工的最低生活标准都没享受，生活上的艰难和精神上的压力靠着顽强的毅力走过了一年又一年。我去过菜市场拣别人扔掉的菜叶；经常一元钱一堆的菜买来家能吃好几天。

那几年身上穿的衣服几乎都是亲朋好友救济的。流离失所的日子，警察还到处找我，我也不敢公开露面，但生活所迫也得四处打工。记得我第一次经别人介绍到一家诊所打工，老板问我在哪儿毕业的？以前在哪个单位工作？为什么现在不上班？我如实地说了，结果干了一天活就给我结帐了，给了我二十元的工钱，说以后什么时候需要你再找你。我知道这一定是因为我炼法轮功怕受牵连。当我拿到这二十元钱的时候，真的眼含泪水，哽咽不能语，我终于挣到钱啦！可是转念又一想，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又失去了。

即使这样，朝不保夕的日子也不长久……

六、在铁岭看守所遭“抻刑”等酷刑、九死一生

二零零二年十月八日，一位家住铁岭的朋友接我到她家去住，谁知刚到她家当晚，正赶上铁岭市公安局“大搜捕”，当时王立军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为表现自己、讨好上级，那天晚上绑架了十几名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家中正在睡觉时绑架的。我和朋友都没有幸免，半夜十二点他们疯狂地砸门，随后破门而入。

当时抓我的四个男警察对我劈头盖脸、拳打脚踢，打得我遍体鳞伤，把家中大法书籍和贵重物品抢劫一空，我本人随身带的钱物也被他们搜走，出狱也没返还。

第二天我们被劫持到铁岭市看守所。那里的警察都象魔鬼一样疯狂，每天都对着喇叭大喊大叫，谩骂我们。更严重的是连续二十四小时的酷刑折磨，将我的四肢伸到极限再用铁环固定在地板上，叫“抻刑”，长达一个多月。

铁岭的三九天零下三十多度，呼气成霜，他们不让我穿棉衣，只穿一件单衣服固定在地板上，并打开窗户冻我，还让犯人在我身上踩来踩去的。一个月后又把我脖子和脚用铁链子拴在一起再固定在地板上，坐卧不安，令人痛苦不堪，撕心裂肺。由于局部长期受压血流障碍，造成日后半年的时间右腿才恢复知觉。

那里的狱医钱大鹏更是狠毒，野蛮的给我插胃管，插不进去就打我嘴巴子，把我打得满脸青紫、肿的象馒头，嘴里还不停的骂着、叫嚣着。用大量的冲厕所水或浓盐水在极短时间内往胃里灌，胃急剧膨胀而苦不堪言……并且再带着刑具的时候还插着胃管持续一个月不拔出（胃管都是劣质胃管）。直到造成胃出血才拔出，胃管已经沾满了脓和血……

这期间三次给我往“马三家”送，都因为体检不合格而拒收。十二月九日，在我又一次生命垂危，医院诊断心衰、肾衰的情况下才放了我，又向我家人诈取四千元钱，不给任何凭证。

七、第五次遭绑架、又一次生命垂危

在我弟弟家住了一个月，残酷折磨后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灾难又一次降在了我的头上。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一日，我在朋友家被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密谋绑架我朋友的同时连我一起绑架，在中山分局地下室关押了两天一夜后劫持到大连市看守所，二十天没吃没喝，凹陷的眼球都不能转动了，舌根已经僵直了，干枯的身躯摸上去似乎没有了温度……

一月三十日也是大年三十那天放了我回家。可我的家在哪里？哪里是我的家？我姐夫去接的我，把我送到了我弟弟家。

当时妈妈、姐姐、姐夫、弟弟和弟妹都在弟弟家，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空气象凝固了一样，没有了上几次来家时的那种气氛。由于我几次被抓、被迫害，他们也经受不了这样一次次的惊心动魄，而且每次放我时都得要一大笔钱。姐姐、弟弟家生活也不宽裕，妈妈也没有退休金，都是他们凑钱把我接回来的。所以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和那剜心透骨的伤害。这次是姐夫说小话才勉强要了一千元钱。

这几年，由于我的被迫害，家人一共被勒索了一万三千多元钱。这笔钱就象巨石一样压了我好几年。

从那以后，我就和妈妈住在一起。为了安全，我和母亲在外面租房子住，不与别人联系，连亲戚都不知道我们住在哪儿。为了按时交纳房租费，我和母亲节衣缩食，母女俩相依为命，又先后搬了四次家。年迈的母亲跟随着我过着清贫的日子还不算什么，精神上的打击使母亲过早的衰老。由于我多次被抓，她惊吓、焦虑、担心、惶恐，精神上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又为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着落而伤感，于二零零六年二月过早的去世了。

江泽民发出的“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在执行他的命令，大连开发区医院剥夺了我十五年的工作权利，扣发我所有的工资和一切生活补贴以及中国公民应享有的待遇，直接经济损失达200多万。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要求恢复工作，从李学忠院长到岳忠生院长，再到李元忠院长，还有人事部部长李猛，我无数次的找过他们，他们互相推脱不给我解决工作问题。现任院长说找政府解决。其他相关部门我也找过，他们也是互相推诿，直到今天也没解决。

十六年来给我的家庭、孩子和我本人带来的伤害不是几张纸就能表达得了的，如今独身一人的我也是年过半百了，还没有安身之处，过着漂泊不定、朝不保夕的日子，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