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倪春艳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法轮功教会我做人的准则

我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前我性格清高傲慢，结婚后几年来没管婆婆叫过妈。学了法轮功以后，我不但身上所有的疾病都好了，性格也变好了，与婆婆的关系变得十分融洽。法轮功使人的道德提升，教会了我们做人的准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在全国发布了迫害法轮功的命令，我和家人也因此深受其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们都象往常一样在外面炼功，突然来了很多警察赶我们走，我们不走，最后他们用车把我们推走。

二零零零年一月十日，我和几个同修集体炼功，被110警察绑架到依兰县公安局。公安局副局长张焕友说我们是扰乱社会治安，我说我们也没犯法扰乱什么治安了？我被非法关押十六天。在这期间，我的商店没有人经营，我的丈夫上街道开要求释放我的证明，街长说了一些法轮功和我的不好听的话，丈夫就和街长打了起来，街长把丈夫送到派出所，街长让派出所拘留了丈夫，结果丈夫也被非法拘留7天，最后家人被他们勒索罚金两千元，伙食费三百元，我才被释放。丈夫在拘留所回来，把所有的怨恨都发在我身上，把我鼻梁打塌，眼睛打充血，脸变形。

遭强灌浓盐水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九日，我正在商店卖货，原康园派出所一个姓邢的和姓孟的两个警察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说没时间，货没人看管，他们说去一趟就回来，要不去他们没法说，我说不去。他们就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我到派出所一看，原来他们早有预谋，公安局政保科科长龙德清和一个警察，在那等着我，他们一看到我就给我戴上手铐，那个警察拍桌子说我串连乡下给送书，我说拍什么桌子，书是新华书店买的，国家允许的有的是，你们凭什么抓人，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把我送进依兰县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等到第五天，看守所副所长林忠领着几名刑事犯把我铐在刑椅上，给我野蛮灌食，一个人薅着头发，两个按胳膊，一个掐鼻子，根本不给喘气的机会，给我灌浓盐水（瓶底还有没融化的盐）气管都灌坏了，直吐血水，我的耳朵也听不到声音了，半个月才好。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年底，还有三天就过年了，我被非法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七大队，因送去的法轮功学员很多，没有地方住，就分出一个十二大队，把我关押到十二队四班。

在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八，晚八点多钟，我们正在炼功，所长史英白和队长张波带领男女警察一、二百人，对我们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就听那电棍“嘎嘎”响，外面下着大雪，有的法轮功学员光着脚，有的穿着线衣，有的线衣被扯坏，有的被送进男队迫害，有的被强迫在雪地上冻着。我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光着脚在走廊里，就问史英白劳动教养所是教育人的地方，不是打人的地方，你是在犯法，我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你没有任何手续就把我们非法扣押在这里。我和一名学员去张波那要人，她说这是所规、队纪。过几天有的回来了，有的被送进小号，强迫我们干活，装牙签、编车坐垫、粘冰棍杆等。有一天我们在屋里，就听有人喊救命，我们屋里十多个人，全体冲出去，警察一看事不好，就向史英白报告，我们冲到别的屋一看，两个“转化”者和警察把一名法轮功学员按在地上，往嘴上粘胶带，那时要不转化他们利用各种办法迫害。被迫害的学员营救出来，可史英白和张波带着不少警察在门外，把我们围住，这时我们和他们说迫害的事实，最后我们被带到男队五队。拖到晚间八点多，把我们一点一点的分开，因我们一天没有吃饭，然后就连打带拽把我关进小号，因我们绝食外面也在绝食，当时正是二零零一年五月初五，那时有的法轮功学员被灌食灌的已休克，劳教所怕出人命才把我们放回队里，当时我被迫害八天，后来干活听男刑事犯说让他们原地待命。

哈尔滨万家劳教所要开加期大会，警察全副武装，拿着电棍，抬着担架，拿着氧气袋，给七大队、十二大队法轮功学员加期，最多加一年，最少加三个月。由卢振山和史英白主持会议，所长大骂大法师父时，七大队有个法轮功学员制止卢振山的时候，被警察当场打昏，后来听说七大队死了三个法轮功学员。

“上大挂”酷刑

有一天，我们去大排吃饭就感到不对，因十二大队有一个小号排没来吃饭，我们都没有吃饭都想回来，可是大门已被关上，就看男警察四、五个人抬着一个法轮功学员往男队拽，我们已出不去等把小号的法轮功学员迫害到男四队，就回来把我们也都迫害到男队，我被迫害到一大队，让男警察、男刑事犯迫害我，白天让又高又胖的男刑事犯迫害我，白天上大挂，晚间不让睡觉，在水泥地上坐着，或者刑椅上坐着，一大队大队长让我背手，我说我没有犯法，他一脚就把我的第四个手指踢坏，现在还变形呢！坐刑椅坐的两腿从膝盖往下全肿，在男队迫害十八天，才放回女队。回到女队就又上大挂，后来因全身长疥疮，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才被放回家。

一次次遭迫害，婆婆在惊吓中去世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九日晚九点半，中共开十六大，依兰县国保大队、东城派出所警察和610人员闯到我家，因丈夫不在家，他们六、七个警察进来就把我按倒，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连鞋都翻到一片狼藉，被非法关押十六天才放回。

二零一一年五月，在我丈夫去世第十二天，依兰县东城派出所派人到我家去找我，我正在和邻居说话，他们没有认出我来，回去就找来了一个叫李红军的警察，看我在家就跟我套近乎，我一看车里的警察在给我照相，我上前去问他：你在干什么呢？他说没干什么，我去抢没有抢到，他们开车就走了。

三月二十九日晚十点多钟，东城派出所警察闯到我家砸门，婆婆不给开，他们就从邻居家大门把铁栏杆掰坏，跳到我家，从车上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锤子砸门，婆婆怕把门砸坏，就把钥匙给了他们，警察闯入屋里。有一个警察，我问他你是谁？他说是副所长叫宋冶。我质问他们：你们是私闯民宅，你们是违法的。他们就开始翻东西，我说你们这是土匪，土匪没有规矩，有一个警察说我们就是土匪，抢去师父法像、MP3、EVD影碟机、手机十部。有个警察叫田野，发现一部非常好的苹果手机，我把手机抢到手里说：这个你们不能拿，这是孩子的手机，就交给婆婆，警察李阳搥了婆婆一拳，把婆婆搥个趔趄，抢去苹果手机，我婆婆说你怎么打我？李阳说：谁打你了。我说：你把他的警号记下来，他吓得把警号撕下。我问他们为什么绑架我，他们说这是上边让的，在东城派出所关押一夜，三十日早上五点被非法送到依兰县第二看守所关押。三十一日早了点，我被强行送到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半个月才放回。

我在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四日回到家中二十天后，婆婆在惊吓中和痛苦中就去世了，因丈夫去世后我一直和婆婆生活在一起，我们相依为命。所以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给我造成了家破人亡，家庭的痛苦，精神的痛苦，经济的痛苦，我生活在没有安宁的惶恐之中，没有一点安全感，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在此，我申请最高检察院对江泽民提起公诉，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江泽民的一切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