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弘传上亿人身心受益。被控告人江泽民在任时，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栽赃陷害和人身攻击，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抓捕、判刑、劳教、酷刑折磨、活摘器官等迫害，严重败坏了国家声誉和社会道德，破坏了国家宪法及法律。

二零一五年五月至今，二十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以下是于瑞燕女士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份事实和理由：

我和丈夫（刘培洪）在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以前我神经衰弱及神经性头痛，折磨的我整天愁眉苦脸，对生活失去信心。炼功以后，身心受益，无病一身轻，精神愉快，全家其乐融融。可是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亲手发动这场迫害后，控告人及其亲人深受其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新华村委利用恐吓、威逼的手段，逼迫我和我丈夫交出法轮功书籍，并且还要写不炼功的保证。我们不配合，就给我家断水断电，把我的丈夫秘密关押十多天，也不告诉家人。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我丈夫骑自行车到北京上访，在滨州被截访。村里把他拉回城关派出所，遭到国保大队长曹金辉和派出所民警的严刑拷打。用铁棍、警棍、胶辊轮番殴打我丈夫的头部、腰部，牙齿被打掉了，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接着被关押在诸城看守所一个月，逼迫做奴工。期间被村里勒索三千元（所谓的出车费），被国保勒索三千元。从看守所出来，也不让回家，在村委被关二十多天，白天晚上都有人看管，失去人身自由。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一日，为了开创炼功环境，我和丈夫打算到外面去炼功，走在路上，被警察二话不说就绑架到了人民路派出所。晚上十一点我被送到拘留所，丈夫被送到看守所。也不通知家人，家中只有老人和孩子，老人整天担惊受怕。非法抄家，并且打电话欺骗老人说交上五千元，我就可以回单位上班了，老人没办法只好借了五千元交上。

在我被非法拘留了十五天后，回到单位，因我不写保证书，把我调到又苦又累又脏的生产一线包装水泥。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就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下了班也不让回家被单位看管着。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为了向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我们家几人到北京上访，其中包括我和我丈夫以及他的妹妹还有他的弟弟和弟媳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到诸城驻京办事处，第三天被当地人员拉回。我被非法拘留二十多天，被勒索二千五百元。

丈夫和他的弟弟妹妹被非法劳教三年。当时曹金辉欺骗家人说交上二千元的查体费就放人回家，但是钱交上了，人却被劳教了。我和老人孩子在家，村里把水电都停了。因为停电的缘故，我公爹煤气中毒，晚上也没发现，第二天才送到医院抢救。我丈夫和他的弟弟妹妹在劳教所里，就和千千万万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一样，遭受酷刑折磨，被奴工，被关被打。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我和丈夫在同修家里，被蹲坑的警察绑架到人民路派出所。晚上十一点都被送到看守所，第三天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我和丈夫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一二年三月，丈夫被“610”人员范杰、邵××等五人在龙城市场绑架到市“维稳办”，我去要人时，又把我绑架。晚上，姓邵的警察用一种叫“电摇把子”的凶器，将电线缠绕到我丈夫的手上，进行电击。我也被它狠狠的打了几个耳光，也想对我动刑，没得逞。第四天被关押到看守所，我绝食抗议不配合它们，遭到狱医李新明的拳打脚踢，然后被拉到中医院野蛮灌食，费用自负。

20多天后，八十多岁的老人去苦苦哀求要人，以便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最后被勒索二万元，且不开收据的情况下，才放我们回家。

我丈夫的另一个妹妹，在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军委大院，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曾连续几年被评为“好军嫂”。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因不放弃法轮功修炼，被多次关押拘留，她丈夫怕受牵连，和妹妹离了婚。二零零一年在江苏省徐州市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被关押在徐州市看守所，遭受非人的酷刑折磨；在南通被判刑七年。在监狱里，和千千万万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样，被酷刑折磨，被奴工，被熬夜，被暴打，身心遭到摧残。二零零七年出狱后，身体状况极差，出现多种疾病，身上多处疼痛，嘴唇发涩发干，又遭遇家庭破裂，承受很大的生活压力，当地“610”时常骚扰她，绑架到洗脑班，不让炼法轮功。在二零一零年猝发肝坏死离世，时年四十二岁。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江泽民必须为它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希望最高人民检察院秉承法律的精神，为无辜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制止迫害，法办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