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只说说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及修炼中与韩国教授结缘的小故事。

我是这样走入大法修炼的

一九九六年七月，我突然晕倒，被丈夫送到县医院。接诊大夫让科主任给我看病。当时，我头脑清醒，却说不出话，主任让家人送我转院。家人尊重我的意见，决定带我回家。

临走时，我看见接诊大夫递给丈夫一样东西，到家后丈夫就把那东西藏到里间去了。

我三天没吃饭，全身无力，连厕所都去不了，只能静静的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医生给丈夫的那样东西，是什么？很好奇。丈夫走后，不知哪来的力气，我竟然爬起来走進里间。奇怪的是，我不知那东西藏在哪里，却径直的找到了那本用牛皮纸包了好几层的《法轮功》一书。我用一下午时间就读完了，更奇特的事情发生了：我的病一下子好了！我想吃饺子，便用自行车带着儿子到街上的饺子店吃饺子去了。

从此，我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无病一身轻。

一九九七年我到县医院的一个病房做清洁工作。我按照师父的要求，修心向善，真正替病人着想。我总是耐心的向病人及家属讲明保持卫生，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重要，也愿意诚心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做向导。

带着病痛初到医院的农村病人及家属经常得到我细心的照顾，使他们能很好的配合医生、护士的治疗和护理。我打扫卫生很干净，让他们有好的就医环境，病人及家属几天就和我很熟了，甚至成了朋友。每月护理部对全院清洁工人做满意度调查时，病人及家属总给我百分之百满意率。全院清洁工人的流动红旗总在我这里。政工科李主任每次来我科调查总表扬我是全院第一名。

本科主任、护士长非常肯定我的工作，想将我这个临时工与这家医院定合同，并将我的合同编制定在他们的科室，说只要我能工作，就不再让我离开这个科。后因其它科的科主任的妻子也是临时工，这事儿就让他搅黄了。我不在意，按师父说的随其自然。后因家里做买卖，丈夫让我回家帮忙，我便离开了这家医院。

修炼让我淡泊名利，真心为别人着想，宽容大度，更让我感到幸福无比。

韩国教授心目中“最放心的人”

二零零五年七月份，经人介绍，我去给一位来青岛某大学任教的韩国教授做家政工作。我负责打扫卫生、买菜、做一顿晚饭。教授的衣物、被褥都由洗衣店洗，上门服务，我只负责送取并点数。

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轻松。开始时，他对我不放心，经常在工作时间突然回家看看我在干啥。他钱就放在抽屉里，我买东西回来就向教授报账。三个月过后，教授不再查账，早上七点多去上班，下午四点半下班，中间再也不回家来了。我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功，修真、善、忍。他非常尊重我的信仰，把家都交给我管，我被他喻为“最放心的人”。

他的翻译是位三十多岁的当地女士，曾提醒教授：“阿姨炼的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被禁止的。”教授说：“我看挺好的。”教授平时带家人一起外出吃饭时，女翻译问教授：“阿姨也去吗？”教授说：“進了我的家门就是一家人，一起去。”他开车外出时，总是先给我拉开车门，我上车后他关上门再去开车；下车时，总是先给我打开车门，我下车后，他关上车门。教授的朋友多是韩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大学教授，吃饭时，教授总是热情的向他们介绍我：“阿姨炼法轮功，可好了，每天打坐很长时间，我很佩服。”一边说一边竖起大拇指。他也知道保护我，在中国人面前不随便介绍我炼法轮功的事。

我白天上午在家学完法、炼完功后，便乘公交车到青岛市内各个区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有时我要外出时，教授在家，我与其打招呼，他总说：“注意安全。”在他家工作的五年来，我将大法真相资料发遍了青岛的各个区，将大法福音传到千家万户。

教授是有信仰的人。他经常喜欢用一个金属线锤在一个标有不同数值的磁盘上测人的心灵。一般常人多在二百左右，女翻译七百，教授八百，还说耶稣是一千二百。每次他们测时，总让我也测一下，说心灵分值越高，越接近神的心灵。我认为这牵扯不二法门的问题，所以一直不感兴趣。

有一次，翻译跟我说：“你不敢测，测也就二百分。”于是我翻开《转法轮》里师父的照片，双手合十对师父说：“师父，我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我要证实大法，让他们看到法轮大法才是最伟大的，请师父原谅我。”我转过身来对他们说：“我是法轮大法弟子，大法才是最伟大的，一切由我师父安排。我不想测，你们一定让我测，那我就测。测出的结果，会让你们震惊的。”

我接过线锤，在磁盘上方轻轻提起，只见线锤迅速旋转起来，瞬间，以我手指提线处为圆心，飞速旋转，根本看不见锤在哪里，远远超出磁盘上的数值，无法计算。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因为不知超过他们说的耶稣的数值多少倍！我说：“这与身份、地位、官职、知识水平、工作贵贱没有关系，如果这个测心灵的方法是准确的，那么心灵越接近佛性，数值自然就越高。”

从此，教授家里所有的人都特别敬重我。那个有洁癖从来不让我接近她床铺及物品的女翻译更是对我另眼相看了，常拉我去陪她，让我保护她。“盛情难却”，我只好等她睡着后再回我的房间。有时她拉住我不让我离开，我告诉她：“晚上我要发正念、炼功，有我的事儿要做。”她只好作罢。

因为我的儿子住院，我得到医院陪床半个月，就向教授辞职。可教授说什么也不让我走，非得让我继续干下去，他说：“曾经雇佣的人不诚实，多花钱不说，还偷东西。”我回去后，教授将我儿子住院期间的工资也发给我了，非让我收下不可。

二零一零年七月，教授要到加拿大任教，邀请我一同前往，说：“我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好管家了。”因为儿子要结婚，家里有很多事儿要办，我婉言谢绝。临走时，教授说：“是因为我走，让你失去了工作，我多付你一个月的工资，你再去找工作吧。”教授亲自开车将我送回二百里外的家。

五年的相处，让教授、更让女翻译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教授请了大法书，说希望在加拿大能再次与大法弟子相遇。

后来，教授及其女儿与我视频聊天时，他的女儿兴奋的告诉我：“爸爸带我去看神韵啦！真好啊！只有看到神韵晚会的才知道有多好，真象神一样啊！”

二零一五年教授来中国，到我县探望他的韩国朋友，再次将我及女翻译请到酒店团聚。席间，他一再盛情邀我随他去加拿大。我告诉教授，因为我的孙女问世了，我无法满足他的愿望。

那时，我正在与自己家乡的弟子们相互配合，全心全意的证实大法，完成着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