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斌

孙世斌，东北师范大学毕业，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东北师大附中）的一名优秀高级教师，家住长春市朝阳区自由大路同志街。他于一九九六年五月有缘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身心受益，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生活和工作中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改掉了以前吸烟、喝酒、赌博、打架等不良习气，由性格粗暴、争强好胜变得宽容忍让、淡泊名利，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刻苦钻研，从不利用工作之便收取不该得的金钱利益；他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赢得了该校师生们的广泛尊重、信任和赞许，他也成了该校数学领域的教学精英、业务骨干，享有极高的口碑，是一位难得的人才。

朝阳沟劳教所惨无人道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不顾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实，出于妒嫉和恐惧，发动了对亿万修心向善的法轮功炼功群众的残酷镇压与疯狂迫害。孙世斌于七月二十四日踏上了去北京上访的列车；在北京几经辗转，于九月九日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临时住处被当地的西璐园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遣回当地后，于十月十八日被劫持到长春朝阳沟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孙世斌在生前的文章中写到：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晚，管理科长领着管教突然闯进四大队只搜法轮功学员的行李并搜身，发现一篇大法经文，接着开始毒打，整个劳教所搞强行“转化”。连续三天，大家都是在极度恐怖中度过的。一到夜晚，打人的疯狂使整个大楼都在震颤，各个楼层、各个大队都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与我同监舍的双阳区法轮功学员杨树，下半身被打得淤血，皮肤变成了黑紫色，肋骨被吸毒犯寇明惠用床板撞折了一根。在一大队的王天明被打到第三天头上，挣脱了四个人的按压，一头撞在暖气片上，头皮撕开了。(在中共残酷的酷刑折磨下，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时刻面临着死的威胁，但是，法轮大法教导人珍惜生命，在任何情况下，自残、自杀都是错误的。）劳教所一看这种情况，怕搞下去会出人命，所以才中止了野蛮、暴虐和疯狂。这场劫难中，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无一人幸免，我是受冲击最轻的一个，但那种邪恶恐怖造成的压力却刻在我心里很久很久。

奋进劳教所更加血腥、惨烈和残暴

由于不转化，后来孙世斌被转到了奋进劳教所，在那里迫害更加血腥、惨烈和残暴。他曾在文章中这样描述：

其间司法局劳教处处长张建华亲自坐镇，副所长李建辉直接指挥，流氓班长、值班员直接动手进行摧残。而且每天都找这些班长开会施加压力，要求加大对我们的打击力度。压力不断在加大，坐板时间延到后半夜一点、两点。刘海波不堪这种折磨，向管教提出异议，被管教在头部连击了十几拳，打了回来。这样的摧残持续了十天左右，许多人承受不住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妥协了，违心的“转化”了，只剩下十五人没有“转化”。李建辉看这种办法挺奏效，就给那些流氓继续布置任务，要求再次加大力度。而管我们的班长曹航，是一个整人手段十分毒辣的流氓，他改变了我们的坐板方式，十五个人坐在两张床上，第一个人先盘腿坐好，第二个人把双腿搭在第一个人的胯骨上，再用脚在第二个人的后背上猛力一蹬，使两个人靠实。就这样第三个、第四个……直至八个人全部挤靠在一起，其状很惨。七月下旬，异常炎热，八个人前胸挤着后背，喘不过气来，两眼直冒火星，而且时间延长到深夜三点。这样持续了几天，一看没人动摇，就把铝合金门窗全部关严，当时屋里非常热，那些看我们的值班流氓都不肯在屋里呆了，站在门外，隔着窗子监视我们坐板。这种方法被劳教所的管教们学去，几次用来整治我们，口称：“送温暖”。

后来看没有效果，就又换了一种方式，找来一个将近两米长，不到两寸宽，一米多高的凳子，让我们一个个的骑上去，再后一个人的背上蹬一脚，人与人间的空隙靠实后，十几个人就全骑在了凳子上，双脚离地。流氓们管这叫“骑木马”。一寸多宽的凳面，两条棱正好硌在屁股沟处，疼痛难忍，时间一长，痛苦的滋味无法形容。很快大家的屁股全硌坏了，后来又改回坐木板床。

半个月后，我屁股左侧磨破了，开始溃烂，流脓流血。八月天最热，只能穿一个小裤衩，外面套一个大裤衩，垫上厚厚的卫生纸，再尽可能的用右半个屁股受力。结果很快右边磨出个血洞来，没办法，只好把卫生纸整个垫在裤衩里。毛茬的木板上不让铺任何东西，坐下时，猛一下将痛压麻木了，坐好就不再动了，但很快脓血就把卫生纸浸透了，和伤口粘在一起。方便或吃饭时一起身，卫生纸就沉下来，一下子把伤口撕开，当时痛得撕心裂肺。

很长时间天天重复着这样的情况，伤口一直无法愈合。由于长时间盘腿，造成双腿无法自然下蹲，上厕所时只能双手反按住墙，半蹲着方便。当时很多人和我的情况一样，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后脑的顶部长出一个鸽子蛋大小的包，长包处头发都脱落了，头皮铮亮。头很疼，不敢碰，每隔一段时间就流脓血，至今没好。流氓们还嘲笑我说头上长犄角了。一个流氓值班李某非常坏，用苍蝇拍专门拍打我头上的包，理由是苍蝇落你犄角上了，后来把包打破，血和脓流了一后脑勺，他才不敢再打了。

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师大党委领导去了解我、朴成军、白晓钧的所谓“转化”情况。正谈话时，口水控制不住流湿了衣襟。师大领导问我怎么了，我无法说出这里的真实情况，只好说没什么。结果那天中午在食堂我就抽了，抽得很严重，幸好被相邻的法轮功学员扶住。后来听扶我的人讲，当时我眼睛都翻白了，手冰凉，后来好长时间说话吐字不清。

面对这种无休止的迫害，十月八日，有人开始绝食了，用这种方式抗议迫害。到十月十日，全体绝食反迫害。那些所谓“转化”的人亲眼目睹了我们的悲惨遭遇，他们绝大多数也一起绝食来反对这无休止的流氓迫害行为，全所近百名大法学员绝食。

劳教所立刻把我们十一个人（一人蹲小号）分到各大队，我被分到二大队，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并且把废弃多年不用的铁笼子（原来用以惩治严重抗拒改造的劳教人员）抬进了大楼，购进了一批新的警棍和电棍等警具，如临大敌。我心里既恐怖又觉的好笑，对这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好人用得着吗！但不久确实用上了，邵维新、刘成军、李伟等人因不愿参加所谓的对法轮功的揭批大会，都被用电、警棍毒打。管理科宋副科长（该人已于二零零一年车祸身亡）还到二大队吹嘘：一夜没睡，累坏了，对邵维新一连用了四个电棍，都打没电了。不久邵维新分到二大队，与我同在一个班，确实看到他的两耳廓都烧焦了。

酷刑演示：多根电棍电击

被转到苇子沟劳教所

二零零一年一月八日下午，孙世斌因抵制迫害、揭露那里的暴行和草菅人命的罪恶，他和其他四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被转到苇子沟劳教所。他在生前的文章中写到：

转来之后，我被分到四大队二班，带班管教给全班劳教开会说：新来的这个法轮功是个“顽固分子”，要严格管理，不许任何人和他交谈。当时苇子沟劳教所关押了二十六个法轮功学员，几天后都转到朝阳沟劳教所去了，只剩下我们五个分到不同的大队。当时苇子沟自然条件很差，监舍床位不够，晚上睡觉时把两张上下铺的单人床并在一起，指定两个刑事犯二十四小时监视我，寸步不离。睡觉时把我夹在中间，不许交谈，把我孤立起来。同时指定我擦监舍的地板，每天五遍。其余时间坐板一一坐在小塑料凳上，最前排中间位置。刑事犯们管这个位置叫“天门”，因为最靠近门，管教们出入一眼就能看见。所以坐姿要求很高，腰总是得挺得直直的。另一个困难是这里缺水，早晨洗漱供一次水，我得擦地，床底下也要擦到。他们很坏，刚擦完一块地，不是吐口痰，就是扔些废物，还得重擦。要是没看见，就得挨顿骂。擦完地，洗漱时间已过，水已经停了。找别人要剩下的洗脸水洗抹布，看我过来马上倒掉，好一点的也得骂上两句，才倒给我。那些人没法形容，他们灵魂的肮脏，都是用私、恶、坏来维护自己那可怜的一点利益。这种情况下我好长时间没洗过脸，尤其难以让人忍受的是抓完很脏的抹布的手，还得抓那黏糊糊的发糕吃。

这时我的身体已经很坏了。二零零零年十月份在奋进劳教所时，双脚从脚掌开始麻木，这种症状逐渐往上延伸。转到苇子沟劳教所时，两条小腿都已麻木，两脚总是有站在冰块上的感觉。到二零零一年四月麻木感已经过了膝盖，最后直延到大腿近根部。这时走路已经无法走直线，得用胯部和还能听指挥的大腿上部拖着两条腿走。视力二零零零年末开始下降，到零一年四月中旬已接近失明。监舍里有一个圆形挂钟，刚去时能大致看见时间，后来就只能看见一个圆形的轮廓，再后来挂钟也看不见了。看人是无论远近都看不清了，最后眼前混浊一片。吃饭基本上不管干净不干净了，洗衣服也是洗到了就算。

就是这种情况，司法局劳教处处长张建华还到苇子沟对我施压、威胁，连加期的表面文章形式都没了，就是毫无理由关押。张建华每次与我谈话，我都提出无条件释放，张建华说：“你做梦！”

原来我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炼功后从没上过医院。体重始终在二百斤左右，这时体重已下降到一百五十斤左右。二零零一年四月中旬为了“转化”我，在队长钱某、教育科科长赵某的陪同监视下回学校与领导、同事、家人见了面，很多人看到了我的状况。后来大队里有位管教，值班时多次找我谈话，了解了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的情况。后来他接任了我的带班管教，禁止那些流氓对我过份刁难，从那时我的环境好了一些。这样一直把我非法关押到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九日才放人。带着满身的病痛和伤痕我回了家。

再次遭朝阳沟劳教所迫害

二零零二年三月五日，长春法轮功学员利用有线电视插播真相后，由于全省大搜捕，孙世斌被迫流离失所，因妻子生病他只好回家照顾。十月三十日，他被自由大路派出所王姓警察、朝阳区610办公室王纪科长、桂林街道610等六、七个人把他从家中劫持，送到兴隆山法制教育学习班强行“转化”。然后没有任何理由，把他送到朝阳沟劳教所。

他在生前的文章中这样记述：

第三次“转化攻坚战”开始了。没几天我在食堂又抽了，抽得很厉害，缓过来之后，话都说不出来了。大队长带我到卫生所检查，检查血压高压230。由于他们怕再出人命，所以对我没有动酷刑。十几天后，再量血压220，从那以后血压没降下200过。大家知道冠心病是高血压的副产品，不久我心脏疼痛、难受，每天都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没有改变的是还是在天门的位置直直的无休止的坐板。第三轮“转化”攻坚战中，白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李水福，经历了管教张浩的几番拳脚加电棍后强行“转化”了。接着是第四轮，我总是严管和重点打击对象，精神总是处在紧张和恐怖之中。

由于长期处于压力和紧张状态中，很多人出现严重病态。与我同屋的伊通的田俊龙，四十二岁，原武警部队的战士，也呈现出很重的病态。师大教师白晓钧同我关押在一个大队，不在一个班。从二零零三年春节过后，出现病状。开始是饭量减少，脸色苍白、浮肿，到了四、五月份，他就基本吃不进去饭了。到卫生所检查，大夫说没病，装的。医生下完结论后，大队管教和其他劳教对他就更不客气，说他装病，绝食，就开始打他。后来四大队解体，白晓钧被分到一大队，再后来听说他于七月十八日死在公安医院里。我同屋的田俊龙因病于十月一日释放后，二十日死在家中。

六月三十日四大队解散，我被分到二大队。二大队与私人印刷厂合作，叠印刷好的纸页子。我因为眼睛看不清折页的标记，就让我捡别人折好的页子码上。因为折的人多，我不得不挺着走动，捡拾多人的纸页子，而那时我身体已相当虚弱，腿疼有时在睡梦中疼醒，坐下时后背很难直起腰来。有时印刷厂活儿要得急，经常干到半夜11～12点。有一次，我跟班长提出要休息一下，他说：那你就“转化”呀！看你的样子，完全可以上床躺着。我没说什么，咬紧牙关挺下去。到九月下旬，我头疼头晕得实在厉害，要求到卫生所量一下血压，医生量完血压半天不说话，后在管教刘小雨的催问下，告诉高压210，低压150.由于那里环境很差，二零零三年八月后又长了疥疮，手脚、屁股、两条腿都溃烂了，疼痛、奇痒，而且根本没有好好擦洗的条件。这样持续到十一月十三日，我回了家。

在骚扰、监控、威胁中含冤离世

孙世斌回来后，当地自由大路派出所所长王庆宏、警察张本涛等人多次去他家骚扰，并几次将其绑架，因体检不合格，才免遭进一步的迫害，得以获释回家。即使这样，还对他进行监视居住，暗中使坏，继续作恶。

2008年12月8日，长春市自由大路派出所再次绑架孙世斌，预谋要送其劳动教养，后因检查身体不合格放回。2010年4月29日，长春自由大路派出所警察张本涛去孙世斌家以了解情况为名骚扰。

二零一一年以来，孙世斌出现严重脑梗，时而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尽管如此，中共邪党人员仍反复多次上门骚扰迫害，两会前十天之内，自由大路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两次；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恶警又上门骚扰，使其病状不断加重。

由于长期的关押迫害和不断骚扰，使他常年生活在恐惧和压抑之中，加之身体积劳成疾，不断恶化，渐渐无法正常走路，大脑因受到刺激，渐渐失去了语言表达和记忆能力，时常出现在劳教所时的症状，经常抽搐，严重时一抽很长时间，生活不能自理，靠他人照料。

在经过长达七年左右的病痛折磨和痛苦煎熬，孙世斌于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九日在吉林省人民医院含冤离世。

孙世斌被迫害的详情，请参见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七月四日文章《东北师大附中教员孙世斌多年来遭受迫害的经历》和后继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