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会娟生前曾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以下是孔会娟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我叫孔会娟，一九九七年底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患有严重失眠，每天要靠服用镇静药才能勉强入睡，严重时吃十粒、八粒安定片都没睡意。我生孩子时落下了风湿病，脚后跟疼，上一节课都站不下来。炼功后，这些病都好了。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多次被骚扰，曾两次被非法拘留、劳教：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后，我们学校的几个炼功人就没有安宁过，要么上班时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要么下班后要我们留下，逼迫我们放弃修炼；再后来要求写不进京、不炼功的材料，甚至到家中骚扰。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被安国市公安局骗去非法拘留，在要求弟弟妹妹替我写保证后才放我出来。

一九九九年九月，我去北京为法轮功讨公道，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后被安国市公安局警察劫回直接关进看守所直到年底，期间多次被打。一次李银普强迫我们三个人趴在床板上，他用鞭子狠劲的抽打我们，当时痛得真想大哭，同室的人吓得都不敢看。一次我炼功，被女警和男犯人用多半寸粗的方形硬塑料棍打屁股，打得皮肤成黑紫色，近一星期不敢坐，睡觉时得趴着。

一九九九年年底，我被非法劳教两年。在石家庄劳教所四大队，我因拒绝干活被强制站墙根，从吃完早饭站到晚上十点甚至十二点，站得脚后跟疼，腿肿，恶心，头痛，后又强迫走正步，不停的走，累得没一点力气。

二零零零年七月，我被转到保定劳教所。有一次因拒绝看诬陷大法的录像，被指导员闫庆芬强制绑死人床一天一夜，第二天解开两手两脚上的手铐我要坐起来时，腰痛的不能打弯，感觉上半身和下半身是分开的，一点一点的活动了好长时间才坐起来。还有一次我们因拒绝看诬陷大法的录像而背法时，被铐在楼梯上几天几夜。因拒绝迫害绝食时，被劳教所的杜医生等强制灌食，这种灌食是直接往嘴里到食物，因拒绝灌食，闭着嘴咬着牙，他们就用钢勺撬我的嘴，往嘴里灌玉米粥，满嘴是血，玉米粥喷的满身。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又被转到了高阳劳教所。高阳劳教所在荒郊野外，阴森恐怖，关押在那的人就如同哑巴、木偶、机器人，不但吃饭睡觉干活一致，就是上厕所都统一，别说让说话，就是坐着、走路、看电视只能目视前方，无意瞅了一下旁边轻则招来一顿训斥，重则拳脚相加。大队长杨泽民曾扬言；你们法轮功不是不“转化“吗？我们有多道刑具等着你们。

一次我被强迫蹲着，两手铐在身体两侧的地环上，无论白天黑夜都不许坐着、不许合眼睡觉，时间长了两腿失去知觉、腰痛、手背肿的象蘑菇，我要求上厕所时才打开手铐，腰痛的想站却站不起来，腰一点也用不上劲，直不起来，是别人拽着我才一点点站起来的，腿脚不受大脑支配，想走路脚却象踩在海绵上。期间还用电棍电脖子、撩起衣服电背、腰，逼迫“转化”。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我下班刚到家准备做饭，药市派出所警察薛献带多人闯入我家非法抄家，家中所有的大法书及相关的资料、光盘、电脑、打印机、MP3等全部被抄走，我被两警察从六楼拖到楼下警车内，劫持到派出所，两天后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我被迫做奴工，和十几个人在大厅里用锤子钉鞋眼，加上长时间的劳动，使我的血压猛增到230，恶心、头痛，即使这样还得照常出工，只不过改成了打扫卫生。

在我第一次被非法劳教期间，我的父亲去世。我结束劳教回家后才知道。我第二次被非法劳教，使我母亲病情加重，于二零零九年年底去世。中共十六年的迫害，不但剥夺我做女儿孝敬父母权利，并使我的弟弟、妹妹及亲属承受了巨大的打击，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一切都是因为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

这场由被控告人江泽民一手发起、策划、组织、推动的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系统的灭绝性迫害，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已构成人类文明史上最为严重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危害人类罪！其不仅给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造成巨大的伤害和痛苦，更是对人类尊严、人性和道德底线的公然践踏和破坏。为早日结束这场罪恶的迫害，伸张正义、还法轮功创始人以清白，重建我们民族的道德良知，请最高检察院尽快立案侦查，查明犯罪事实，将首恶罪魁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的主犯抓捕归案，绳之以法，追究其必须承担的全部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