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告人江泽民当任时，利用人民和国家赋予的权利，亲自发起，策划，实施了对法轮功的“文革式”的迫害， 自1999年7月20日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江泽民 “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控告人深受其害。从1999年7月20日起，控告人王立群被绑架两次，被非法抄家一次，被非法劳教三年，上门骚扰无数次，对他及家人造成严重伤害。

根据《中国宪法》、《中国刑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江泽民一手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犯下了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绑架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搜查罪；诽谤罪；侮辱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拘禁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故意 伤害罪；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渎职罪；徇私枉法罪；侵犯通信自由罪；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利用中共邪教组织）。

下面是王立群先生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份事实：

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谦让。1993 年8 月，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第三次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会议专门邀请李洪志先生为与会的先进分子做免费康复治疗，效果显著。为此，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8月31日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感谢信》，对法轮功的神奇祛病健身功效给予了高度肯定。

法轮功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3000 多项。法轮功书籍被译成40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加拿大前总理哈珀连续9年为世界法轮功日发来贺信，他在2014年的贺信中这样写道：“法轮功使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受益。向庆祝法轮功传世22周年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我在修炼前，由于常年为生活奔波，积劳成疾，也感到人生迷茫。1994年，正当我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时， 我有幸修炼法轮功，李洪志老师给我调理身体，从此我无病一身轻，人也显得很年轻，朋友、熟人见后总是说我越活越年轻。我按法轮功“真、善、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考虑，做生意从不偷工减料，不掺杂使假，经常助人为乐，济困帮贫，受到周围人的好评，被个体协会选为会长、工商联副会长等，连年被评为五星级个体户，还在全县广播站广播表扬。

我妻子修炼前患有肺结核、妇科病等，身体极度虚弱，常年吃药，不见好转，我炼法轮功后，她也一起炼，很快全身疾病不翼而飞。她处处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对孩子言传身教，两个孩子因此变得聪明、懂事，品学兼优，一家人生活祥和溶洽。亲朋邻里看到我们的变化，纷纷学炼法轮功，好些人多年的顽疾康复，好些即将破裂家庭变得和睦。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上午九点多，驿马镇派出所所长杨宏俊开着警车到我门店门口将我绑架，后将我带到驿马镇派出所，一赵姓民警做笔录，庆城县公安局政保股警察周军峰非法审讯，随后我被周军峰和几个警察劫持到我家，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把我卧室翻了一个底朝天，抢劫走了我每天学习的法轮功书籍数册，又把我带到派出所非法审讯，持续一星期左右，不让回家，因找不到迫害证据，才将我放回。随后又强迫我每天到驿马镇派出所报到一次，一直延续几个月，使我和家人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生意上受到很大损失，少说也有数千元。此次迫害据说是庆阳地区给我们几个法轮功义务辅导员成立的专案组实施的。

后来据驿马工商所的熟人告诉我说：在99年之前，公安部门早已从驿马工商所把我在工商联合会驿马分会、个体劳动协会工作人员公示栏的七寸照片，未经过我本人同意偷偷拿走。对我进行有预谋的蹲坑跟踪、盯梢。据原驿马派出所赵姓警察说：“跟踪一个人，太不容易。”他说他为了跟踪我吃了很多苦，我早晨4点炼功，他也跟着起来，我走哪他就跟哪。

1999年10月，我来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不久被当地警察绑架到北京一个派出所，随后被转押到一看守所非法关押4天，被滚大板（两手按手印），随后我被戴上手铐由庆城县公安局贾姓民警和驿马镇派出所所长杨宏俊将我劫持到庆城县公安局，被铐在冰冷的暖气管上十几个小时，后被非法关押到庆城县看守所。期间遭到非法审讯，庆城县“610”准备给我和法轮功学员徐峰挂牌在庆城县街道游街侮辱人格，后遭到我亲友和正义人士的抗议才取消。37天后庆城县“610”勒索我一千多元后放我回家。

妻子说在我去北京之后，警察动辄半夜上门骚扰，两个小孩常常从睡梦中惊醒，吓得直哭，由此对孩子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有一天晚上警察上门骚扰说：“你丈夫在北京，我们要去接他，你要给我们一千多块钱的路费”，妻子说：“我们孤儿寡母的，连生活都困难了，哪来钱给你们。”就这样僵持着，妻子又怕吓着两个孩子，让他们小声点，他们不听。喊叫声惊动了邻居，邻居是个女的，看到这场景，吓得像失了魂似的，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到我们窗户旁边看看，不知所措。

2000年4月24日，我正在外面给人干装修活，驿马镇派出所所长杨宏俊打电话让我去派出所，说有领导要找我谈话，我骑摩托车来到驿马派出所，派出所所长杨宏俊说人在庆城县，我说我把摩托车骑回家，顺便给家人打声招呼，他们说不行，开车直接把我带到庆城县公安局。庆城县公安局的门延景让杨宏俊把我送到庆城县看守所去，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

我被庆城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后，就被庆城县公安局劫持到兰州市安宁区第二劳教所，劳教所拒收，我又被转押到兰州市平安台第一劳教所（甘肃第一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在我被送往劳教所的路上，一个送我的民警说：“最好劳教所不收，把他领回去，我们调查王立群时，都是说王立群好话的”。

甘肃第一劳教所（兰州平安台劳教所）是一个很残酷的劳教所，以农业为主，劳教人员每天要干很重的体力活。我被劫持到里面时，正是五月天，大热天出工，不给水喝，渴的受不了。把用来磨镰刀的水都端起来喝，有时用铁锨翻地，累得满身流汗，只能穿着小裤头干活，背上冒的汗水干后形成一层白色的粉末盐巴，每天干不完队长分派的活，就要受到带队警察的毒打，劳动工具非常低劣，手常常被不光滑的铁锨把柄把磨出很多血泡，疼痛难忍，晚上收工后还要看诽谤法轮功的电视，进行精神上的摧残。一个法轮功学员由2～3个包夹看着，不准与别的法轮功学员说话，动辄拳脚相加，上厕所都要包夹跟着。

由于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宣传和劳教所警察的误导诱骗，当时我被迫放弃修炼法轮功，因此造成的精神伤害无法弥补。后来我被转到三大队，在转队时，大队长虎相贤就从我家人给我的现金中拿掉300元，我也不敢说，就白白的拿走。

三大队是个大田队，专门种苞米，到收苞米时，是将苞米秆与苞米一块割下来，卖给附近的奶牛厂作饲料，每个人要扛着几十斤苞米秆跑步走，装上车运走，干慢了就会遭到组长的拳打脚踢。在这暗无天日的黑窝里，我遭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非人摧残。

我被非法劳教后，我们开的玻璃装潢店不得不关闭，十几万元的材料只处理了几千元。家庭的重担都落在妻子一个人身上，她既要租房住还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学，隔段时间还要强忍晕车的痛苦，到千里之外来看我，给我送钱送衣物。妻子说两个孩子很听话，每天按时回家，从不撒谎，女儿当时只有十岁，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捡废饮料瓶等，卖钱来买学习用品。

我从劳教所回家后不久，庆城县“610”门延景与当地派出所的指导员李某某到我租住的地方继续骚扰。一次庆城县公安局周军峰给我家座机打电话说：“我来看看你”，我说：“没必要，我生活的好好的，有啥看的”。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周君峰就从庆城县开车来到我开的小店，我质问他来干啥，他支吾了一句，感到没趣，就带着随从匆匆离去。

还有几次派出所说是上面要来人检查，让我过去与他们配合，我说根本不可能， 他们见我坚定的拒绝，只好讨个没趣溜走。我曾经被迫配合他们做违背良心的事，给我造成的精神伤害无法言表，我只有用抽烟、喝酒来解脱自己精神上的痛苦，破罐子破摔，沾染社会恶习来宣泄内心的悲痛。

四年以后，我从新走入修炼，我家又被多次骚扰。在精神恐惧和压力下，妻子病倒在床，很快离世。我的精神几近崩溃，时间不长，庆城县“610” 主任张某某、驿马镇司法所一女工作人员到我家骚扰。在我妻子去世不到半年，庆城县公安局姓贾的一个什么头，带着七八个不明身份的人，边说边闯进我门店，到我居住的各个房间乱窜，一个女的还拿着手机不停的拍照，最后姓贾的问我：“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意思是我对我妻子去世是怎么看的，我说：“我们一家人都处在悲痛之中，你要我说什么？”他听我口气不对，一个个灰溜溜的走了。

还有一次，驿马镇司法所干部魏正华与派出所所长李某某又到我门市部说：“上面要检查，你到店里待着。”我当时问魏正华，我说：“咱们都乡里乡亲，你们到我店里来一次次骚扰，让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们，我是周围公认的好人，人人都知道我炼法轮功，都是善良人，你们为什么还要干这种不光彩的事？”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上面的安排（610办公室）的，我们也不愿意这样，有时遛的远远的看你在不在。”

所有这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就是发起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江泽民必须为此承担一切罪责。因此我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造成我严重伤害的元凶江泽民依法提起公诉，要求对被控告人江泽民依法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