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五十八岁的高婕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以下是高婕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修大法身心受益

我是重庆市合川区云门镇双眼小学教师高婕，女，五十七岁。我三十三岁就开始患病，病种逐年增多，逐年加重：乙型肝炎几乎全部转为阳性；胃下垂八、九公分，但不能做手术，因我血小板严重减少；长期失眠，而且越来越严重，昼夜难以入睡，最后整天能迷迷糊糊地睡两三个小时，甚至连续两三天彻夜不眠；慢性肠炎、鼻炎、脊椎骨和脚跟底骨质增生，痔疮也很严重。

一九九六年五月，在死亡边沿上苦苦挣扎的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学法修心，从内心做一个好人。经过几个月的修炼，我一身的疾病全都神奇地痊愈了，走路生风，精力充沛，随着学法修炼的深入，还改变了我在世间养成的斤斤计较、自私狭隘、争强好胜的品行，道德品质、思想境界不断提高，一心向善、工作认真负责，是深受师生家长好评的教育工作者。

法轮大法弘传，上亿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万分感恩大法师父。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嫉之心及对修炼人数众多的恐惧，于一九九九年七月，滥用手中的权力，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发动对信仰“真、善、忍”法轮功学员的疯狂迫害，亿万修心向善的民众及其家人被卷入长达十六年的浩劫之中，众多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江魔头对这场迫害的发生、推行和延续，有着不可逃脱的罪责。

在这场迫害中，至二零一四年底，我被绑架了八次，其中被非法判刑一次（五年），被非法劳教三次（所外一次），被劫持到洗脑班两次，被非法拘禁一次。

看守所：殴打、灯烤、吊铐、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十点多钟，我来到重庆大渡口跃進村一同修租住地才三天，就被大渡口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十几个警察绑架。同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刘范钦、李章琼。警察当时砸烂了防盗门冲進屋，抢走了一万二千多元现金和电脑、打印机、光盘等，总价值两万多元人民币。第二天把我们直接关進大渡口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们受尽了非人的残酷折磨。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看守所里全部查舍搜身，然后报数回监舍，我们没违法，就不报数，我与刘范钦遭到看守所长蒲所长的训斥、打耳光、罚站淋雨。十点多钟，狱警刘维友（音）叫来两个男犯人，把我按在花台上，刘维友用二指多宽一指厚的楠竹块朝我身上猛抽乱打几十下，直到她打累了，才放我進监舍。同监舍的人看到我的臀部、大小腿布满了紫黑青红的伤痕，欲哭而不敢。

当天中午十二点钟左右，警察们把我吊铐在提讯室的屋角用钢条与角钢焊接成的切角壁上，踢掉我穿的拖鞋，光着脚，脚跟踩在角钢口上，双手臂分开被斜直吊铐在钢条壁的最高处，如果脚踩平在地上，手铐就越勒越紧，所以脚尖只好踮着；眼前上方吊着几百瓦的电灯烤着。刘光静（音）、王东陵（音）、张林（音）、彭某（他们称政委）、杨某和实习生张玲（音）每天轮番折磨我持续五天五夜，不准喝水，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那时我正值经期，他们不许我上厕所换卫生巾，这样屎尿血流满裤腿，又流在地上，炎热的夏天里恶臭难闻。

他们还不给我饭吃。见我稍一合眼，就扇耳光、用书或杂志抽脸、用饮料瓶、矿泉水瓶敲打头部。警察王东陵用塑料袋拧成绳索，一端系在手铐上，拉着另一端往一边用力拽，疼得我的手腕几乎失去知觉。王东陵还说：“我们是虐待狂，我们就是要这样虐待你。”警察刘光静坐在椅子上用力蹬钢条壁，钢条壁来回弹动，猛烈的撞击我的尾骨、背部和头部，尤其是铐着的手腕象秋千一样荡着，皮快被勒破了，疼痛难忍。我的双腿肿得象柱头，双脚象面包，肿胀发亮，脚背边沿充血发紫。

我被吊铐了三天三夜后，在神智不清、视力模糊的情况下，警察头子华勇胁迫我在他们写好的纸上签了字，然后继续将我关在提讯室的屋角迫害两天。这样五天五夜后，我才被送回监舍。我躺在铺板上，失去了知觉。几天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双手、大小臂、肩部不能动了，剧痛难忍，生活无法自理，看守所派两名在押人员护理我。一狱警说：“你说法轮功好，你把你身体炼好嘛。”我忍着剧痛，坚持炼了两三个星期的功，身体开始恢复。可是还没有恢复到一半，七月二十八日，看守所又搜舍，我又被警察刘维友打了好几十大板，臀部、大小腿新伤盖旧伤，很难找到巴掌大的完肤，真是遍体鳞伤。

由于我身体多次受到残酷的摧残，血压升至198/100，心律严重不齐，腿脚长期浮肿，妇科也出现严重病状：每到经期常常是流量过多而蹲在厕所起不来，冬天晚上，大尿桶半桶尿水被染得鲜红，且桶底部结有一寸多厚的血块。

劳教所：长时间罚站、罚蹲，脚底皮肉分裂……

我曾三次被劳教，其中二零一一年七月被劳教一年所外执行。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日，我被劫持到重庆市毛家山女子劳教所三中队迫害，长时间被罚站、坐小板凳，夏天夜里在树荫下罚站喂蚊子，白天顶着烈日绕大操坝跑圈子。我与同修因坚持炼功，常被打、被铐。一次我和许多同修去擦诽谤大法与师父的黑板报，被一恶人用铁皮撮箕的底角把头盖骨砸凹下去近一厘米深的坑，至今未复原。又一次我和另一同修抵制穿劳教服，被警察教唆的包夹把我们的衣裤扒光撕烂，只留一条裤衩。遇有人来检查，就将我们关到顶楼上藏着。一次我和许多大法弟子因为炼功，被狱警指使劳教人员用绳索将两手和胳膊反捆在背后，有的还被全身捆绑牢实后推到坝子上让烈日长时间暴晒，脚被捆在一起，站不稳就倒在滚烫的水泥地上。这次我被非法延期八个月。

二零一二年六月，我再次被绑架，非法拘留九天后，虽然血压升至200多，仍被警察强行劫持到重庆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四大队邪党书记严丽平指使两个吸毒犯强行将我的衣裤扒光、剪烂、扔到垃圾桶里，把我的头发剪的乱七八糟，强制套上囚服，单独关在三楼的一房间里，由四个吸毒卖淫人员分两班昼夜监控，眼睛不许看别处，只准看墙壁和他们强制看的书，并每天罚站、罚蹲、罚坐。罚站时她们要我两腿间夹一张纸，两手与腿侧要各夹一本书，并在我不注意时从背面踹腿腕一脚，或突然把夹书的手拉开，书或纸掉下来还要延长罚站时间。最难忍受的是罚蹲，十至十五分钟才让换一次脚，三、四十分钟才换成罚坐。一周下来，我双脚底皮肉分裂，半年都难长好。

开始每晚还可以睡六、七个小时，以后就越来越少，腿脚肿胀疼痛难忍。每天逼着写思想汇报还要符合他们的要求，哪怕是一个字，如不改过来，就通夜不准睡觉。这种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使我血压更高。邪恶是最怕曝光的，就在集体检查血压时医生问我为何腿脚如此肿胀和血压陡升时，我实话实说了，是因几次昼夜整训没休息而致，被在场的小组主管迫害的警察朱昱听见了，回到队里，就要我试试通夜不睡觉看血压会不会上升。天天逼着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写背叛师父和大法的话，逼着看诽谤大法的光碟和邪书。不配合就遭体罚，不写“三书”就关進小号由凶恶的吸毒犯任意折磨。

遭非法判刑五年，狱中遭奴役迫害

二零零三年，我被非法判刑五年。入狱后，遭狱警强行洗脑，四个罪犯昼夜夹控，长期罚坐小板凳，被迫做奴工：每月要转运煤和陶瓷珠子（用来穿椅子坐垫的），每袋货百余斤，从大门外二、三十米处扛着上坡進大门越过大操坝上二楼堆放，卸一次货要扛五、六包，我被摧残得身体极度虚弱，扛一趟都极度的艰难。我常常不是被压趴下，就是货袋滑落在地上再也扛不起来，只好用空袋子分装多运几次，狱警还常常骂我消极怠工。我因被吊铐伤残，手常处于麻木僵硬状态，加上高血压、心脏、肾脏与妇科病情有增无减，完成工作量极艰难，完不成晚上就加班，做完才收工。

我在这样超负荷的繁重劳动和高强度的精神折磨下，又不能炼功调整身体，血压多次上升至220/125甚至更高，心律严重不齐，出现心脏和大脑缺氧缺血，经期流量过多。二零零八年四月出现大出血，被送去监狱医院急诊。二十多岁的赵姓狱医听说我是大法弟子，就不顾我的死活，用镊子在我的子宫里乱捣乱扯，痛得我差点昏过去。住了两周医院，我一直躺在铺上很少动，因一动就流血。血还未完全止住就出院了。我已严重虚脱，全身无力，连坐都坐不住。回到监区，狱警涂芯又叫我出工，我坐不稳只好趴在工作台上，可当天劳动定额没完成，晚上涂芯又罚我在走廊上罚站或坐小凳，定额积在后边补。我好不容易熬过了这艰苦的五年。

两次遭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日，我冤狱期满，当地的“610”主任刁明云、综治办的高群、派出所的汪学军等直接将我劫持到重庆市渝北区鹿山村望乡台洗脑班迫害。我绝食四天，身体出现虚脱，才争取打了电话。家里人了解到我被劫持到重庆市渝北区鹿山村望乡台度假村洗脑班，说是要去见我，合川区的和云门镇的邪恶八月七日晚上又将我秘密转移到一个不知名的山湾里一个封闭式的院子里迫害。九月二十四日中午，使我大脑和心脏缺氧，血压陡升，大脑血管和耳根周围血管发胀，胀得难受，脸耳通红，双腿浮肿，人有些坐卧不定，经叫来急救中心的医生進行体检后，他们才匆忙将送我回家。

二零一四年，我被绑架到重庆千竹沟洗脑班。他们每天强迫法轮功学员从早上七八点开始看污蔑大法的毒碟片，并将声音开到较大分贝，连楼外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有的甚至要放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如果法轮功学员七八天还没有配合“洗脑”学习，经常要被叫到小会议室遭一群“转化”者围攻、谩骂、凶吼、恐吓，强迫听他们读诽谤大法的书和看他们的碟片，回答他们的问话，折磨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放回房间睡觉，使学员长期处于神智不清，精神恍惚的状态。有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得身体出现严重病况，起不了床。他们不但不送去医院救治，反而还说装病，强迫“转化”才放人回家。

遭株连迫害 家破人亡

因我多次被迫害，丈夫被迫离婚。我女儿多次被警察威胁、恐吓、要挟，是在惊恐中完成大学学业的。我母亲也经常受到“610”人员骚扰、逼问、恐吓，加之思念女儿，在极度悲切、忧伤与苦望中含冤去世了。

劳教所狱警赵媛媛为了“转化”我，还跑到我家找到病重的父亲進行威逼利诱、恐吓，让我父亲配合她们录像，拿回劳教所强迫我看。父亲因悔恨当时的配合，又苦盼女儿早日回家团聚，病情加重，不久于二零一二年九月含冤去世了。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我从劳教所出狱回家，镇教办主任叫双眼小学校长不让我上课，二零零三年六月将我开除公职，使我至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低保、社保也都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