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李树琴自述遭迫害经历：

在我修炼法轮功之前，疾病满身，经常休克，家里的药种类多而齐全，吃药象吃饭，花钱无数，病情不但不见好，反而身体更糟，折磨的我没有三天好日子过，精神几近崩溃。走投无路之时，幸遇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按照法轮大法要求做品德高尚之人，在很短时间内，不知不觉全身疾病不翼而飞，有生尝到了什么是无病一身轻。是我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新生，给了我生身父母所不能给予的身心健康和道德升华，法轮大法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灵魂。在修炼中我严格按照师父的教导，做事先考虑别人，为他人着想，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

可是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在江泽民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命令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六一零办公室”，对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群体学员实行“杀无赦”、“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国家恐怖主义灭绝政策。我为了证实师父和法轮功的清白，告诉世人真相，遭到世人告发。

一、遭绑架、逼供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晚，在七台河市和勃利县政法委“六一零”的操控下，国保大队、派出所等多人联合一起到我住处，以我家楼下邻居的名义，谎称自来水漏到他家，以此骗取我的信任给他们开门，他们蜂拥闯入我家开始非法抄家，为首的是勃利县国保大队的史万新、张启华等很多人，其他人员我写不出具体名字了。他们拿走我的大法书籍，三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及其全部设备。其中两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都是全新的，总价值近二万元，其它还拿走什么东西不详，因为他们一边抄家一边直接往楼下的车子上搬，我被他们控制在房间的卧室里不让动。

抄完家，他们强行带我到看守所，实行车轮战术，两天两夜对我不停的审讯，逼供，恐吓、强迫承认他们提供的所谓事实。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让我合眼，不让我睡觉，让我不吃不喝，滴水不沾，并遭到他们的羞辱和谩骂。由于长时间的站立，我开始腿疼、腰疼、头晕、血往上涌，胸口烦闷，腿站不稳，遭到了张启华的一脚猛踢和满嘴的出言不逊。公安局高局长在审问我时，将一瓶矿泉水强行塞到我嘴里，被我拒绝，弄得我嘴唇、牙龈很痛，满脸、满身都是水。他身边的一个警察骂我敬酒不吃吃罚酒，使我身心受到极大伤害。

据事后我姐姐说我突然失踪，三天不知音信，就象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姐姐和我父母心急如焚，不知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八十五岁的父母承受不住如此打击当时昏了过去，我姐姐这边惦记我；那边又要抢救父母，哭声一片……三天后家人才被告知我因讲真相被告发遭绑架。

四月十九日，我被关进拘留所，说没事七天后放我回家。但我被关进来第三天，和我一天被绑架的（我以后才知道的）我县的一个女法轮功学员，被当地报到省里政法委、“六一零”，说抓到了很重要的法轮功人物，要通过她抓到更多的法轮功学员以表政绩，想不到这位女法轮功学员走脱了，激怒也吓坏了这些准备报功的头头和参与者，整天整夜的在各个道口、车站对来往车辆和“可疑人员”进行盘查、围堵拦截、紧张程度如临大敌。由于他们无法向上交差，只好拿我顶替，我就成了“重要人物”。

二、被迫害致命危

四月二十九日，县“六一零”和公安局国保大队给我捏造了“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关到本县的北监狱（看守所）。进监狱后，就进行非法收身，皮鞋被扒掉，腰带被抽掉，拉锁头被扯掉，牙刷把被截掉，眼镜被收掉，钱物都被收的一干二净，光脚进入阴冷潮湿、臭味难闻到处都是重重铁栅栏的监房。强行逼我背监规，不让我和同监室的犯人说话，说怕被我赤化也学法轮功。这里吃的是连猪狗的主人都不喂的食物，一天两顿生不生，熟不熟的有些都是发了霉的苞米面做的发糕和盐水汤咸的要命，汤底都是沙泥。五月监狱十分寒冷，仍旧穿着棉袄棉裤，犯人得不到放风，晒不到太阳。洗脸我的手都被刺骨的冷水冻的通红，洗衣服手就会麻木红肿，擦身就更难以忍受，感觉心脏、皮肤、肌肉都聚到了一起，血液停止了流动，浑身起鸡皮疙瘩。而擦身、换衣服，上厕所，来例假换纸巾都是暴露在监控探头之下，没有任何遮挡，更没有人应有的尊严和隐私。白天夜晚狱警的叫骂声不断，时常被惊醒，整夜不能入睡。

二零零七年五月中旬，我姐姐与国保大队警察多次交涉，强烈要求见我（我被绑架后到这之前没让家人见过我），那时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毫无人性的残酷迫害，活摘器官，我姐姐要证实我是否还在世上。后来姐姐见到我后简直让姐姐不敢相信：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完全脱像。我姐姐心里阵阵酸痛、泪如泉涌。此后我们家人更加担心我的安危了。

由于看守所里环境的恶劣和高压监管，二零零七年 五月十八日，我身体出现心脏、腹部疼痛，胸闷，头痛，眼睛视力模糊，呼吸急促，浑身颤抖、抽搐，倒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不能动，吓得同监室的小姑娘喊叫狱警，却遭到狱警的大声谩骂，狱警根本就不管。同监室的小刘使劲攥住我的手控制我身体的抖动，她看我的情况越来越重，痛苦不堪，吓得让小姑娘继续叫狱警，小姑娘只好壮着胆子又叫狱警。几次过后，狱警骂骂咧咧走过来说：大夫不在！回家种地去了。就走了。我就这样在极度的痛苦中煎熬着。晚上我几乎休克，小姑娘又惊恐的跑到铁栅栏的门前，喊叫声也变了调，狱警一听到这样的叫声知道事态的严重，其实通过监控探头，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很晚大夫来了，嘴里嘟囔着很不情愿的给我开了两片白色药片和两瓶点滴（具体什么药，不清楚），我遭受这样的痛苦，大夫还嘲讽我是装出来的。第二天早晨我仍不能起来，县里的政法委书记任传生领着医院大夫，带着医疗仪器（应该是检测心脏的仪器）还有政法委、国保和“六一零”的有关责任人，进到监室当场检查我的身体，结束后他们一行人就匆忙走了。傍晚前突然我的姐姐、亲属、单位领导和同事来监狱说要接我回家。

后来我姐姐说：“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八日，一名有良知的不知名的好心人冒着危险告诉我，你妹妹在监狱里病的快不行了，快去救救她吧，如果晚了会有生命危险。我大脑空白，连眼泪都没有了。惊醒之余，脑海只有一念：快救妹妹。我怕年迈的父母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没有告诉他们。我不顾一切的找到国保大队长史万新，又找到政法委书记任传生，告诉他们我妹妹在监狱里面被折磨的就要不行了，要出人命了，快给她保外就医。如果我妹妹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找你们两个。我不停的找他们，最后他们答应明天去监狱检查妹妹身体，如果属实就办理保外就医，否则还关在里面。我彻夜在等待与煎熬中。五月十九日傍晚，我被通知到监狱去办理妹妹的保外就医手续。两天如隔两世，妹妹是被背出来的，她被折磨完全脱了像，大家都流泪了。”

这我才知道，是我姐姐的努力奔走营救，不法人员他们怕我死在里面承担责任，才允许我保外就医，取保候审。出来后我直接到了娘家，由年迈的父母照顾我。

三、遭非法劳教

一个多月后，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国保大队姓白的警察拿着一份表格让我签名，并告知我被判劳教一年半，二天后送到哈尔滨市省女子戒毒所。就这样在没有开庭和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判了我劳教。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身体还没有恢复的我被送往非法劳教之路，前后二台警车，警察都背着枪，把我们这台面包车夹在中间，车上男女好几个警察围着我们（车上除了我还有两个男法轮功学员，一个女的刑事犯）。车子开到一半路程时，我突然开始胸闷、心口疼痛、呼吸急促、身体抽搐，倒在座椅上已经不能说话，警察就把车停到路边，把两粒救心丸塞到我嘴里，大约半个钟头后，身体没有明显缓解，就又赶路了。有点医疗常识的人都知道，心脏病发作时，身体不能动，要静卧，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但这一路颠簸，两个多钟头后到达哈尔滨市省女子戒毒所。我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饱受煎熬，真的是生不如死。昏昏沉沉中我被警察抱到楼上劳教所医院，检查结果我身体严重心脏病、肾脏病、肝脏肿瘤、血压非常高，劳教所拒收。

我的两个姐姐知道我被非法劳教，在我被送往哈尔滨市省女子戒毒所的前一天，特地从外地赶来，提前来到省女子戒毒所门前，为的是在我进劳教所前见我一面。但姐姐看到的是我被警察抱下车来，警察又把我抱到楼上劳教所医院，一会又抱下来，姐姐看到我已经不能走路了，姐姐知道了我体检的结果后，都吓的直哭。姐姐们要求直接带我去看病，经过交涉后，半死不活的我被姐姐接走了。

四、被迫流离失所

本想身痊愈后可以回家、上班、过正常人生活了。可他们根本就没有放过我。几天后，七台河和勃利县政法委、国保大队、“六一零”又开始到处抓捕我，致使我被迫流离失所，过着非人生活。真是雪上加霜，迫害步步升级，使我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伤害。

不法人员经常到我娘家、到单位去骚扰，去要人，逼着他们去找我，供出我所在地址。单位、亲属的手机、电话、电脑能通信的设备都早已被监控，我能去的地方全部被监视。

我的儿子在我被非法抓捕后，不敢呆在屋子里，怕黑，怕静，怕一个人呆着，对房间产生恐惧感，觉得呆在屋里不安全。只能到外面困了才敢回去睡觉。国保大队的人抓不到我，就要抓我儿子来替换我，家人吓得托朋友连夜把儿子送到我这里，由于我和儿子什么都没有带，身无分文，只有一套换洗衣服，亲属把所有现金都借给了我。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我和孩子踏上了从北到南的万里路程。为了躲避盘查和追捕，我们不敢住店，不敢呆在车站里，也不敢走在大道上。我们饥一顿、饱一顿，甚至没吃、没喝、饿着肚子。车站经常盘查、询问，造成环境的恐怖，使人心脏、神经都被这气氛绷得紧紧的。三天三夜我和孩子来到了南方某省的亲属家。他们对我们的突然到来觉得很奇怪，我告诉他们实情，他们很是惊恐，为避免我们被发现，只能每天呆在屋里，说话也要小声，怕邻居听见起疑心。南方的盛夏炎热难耐，经常是38度。我们住的房间没有空调、没有纱窗、没有蚊帐，对北方人来说就象坐在蒸锅一样，衣服几乎没有干的时候，起床后一个被汗水湿透的身体的印子清清楚楚的留在上面，很快起了一身热痱子，晚上又被蚊虫叮咬的浑身是包，奇痒无比，挠的皮肤到处是血痕，真的是体无完肤。更难受的是睡在硬板床上没有被子也没有垫被，皮包骨的我们就象睡在刀刃上，骨头硌在上面疼痛不堪，只有疼到麻木才感觉好些，一夜起来疲惫不堪，浑身疼痛，腰伸不直，皮肤红肿，骨头处硌的青紫，后来皮肤磨出茧。看着孩子跟我遭受这些罪，心里真是说不出的痛。我们来这里给亲属的心理和生活造成很大负担，也带来诸多不便，他们几次问我们什 么时候回去，怕时间长会被告发而带来麻烦。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我们又从南方回到了北方，八月末我儿子报考北京的一所技能培训大学，也因此被扼杀了。也是从这时起，我一个人再一次被迫出走和孩子、父母、家人，失去了联系，整整三年，我就象从地球消失了一样。孩子失学，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每天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回，生活在时刻提防被抓捕的恐惧之中。这三年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但我能体会到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的那种无助、孤独、惶恐和绝望……我完全被剥夺了一个母亲对孩子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也给我们母子日后的生活和感情留下了阴影。

我被非法抓捕后与回到上海家中的丈夫完全失去了联系，我的电话他一直打不通，他拨通我娘家电话，母亲难过的告诉他我被非法抓捕了，不知道关在哪里，还在找寻中，并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来电话，说话不方便（电话已经被监控了）。丈夫又打来几次电话询问，想知道缘由，我妈妈告诉现在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不要再通电话，也不要来。我丈夫快急疯了，活不见人，又音信皆无，天天担心、焦虑、烦躁、迫切的等待我的消息，但家里人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绝望了，感觉自己崩溃了。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我流离失所到了上海，看见身体消瘦和脸上仍旧带着惊恐与不安的丈夫。我的事使他受到沉重的打击，他的心脏、肝脏、前列腺都出现了毛病。他说经常有人利用我的QQ号，冒充我与他聊天，套问我的情况。我刚到二、三天，那里的片警就找到我说：你们那里的人询问你是否来上海家中，我没有理会，因你没有在这里犯法，我也不想找你麻烦。几天后又有人上门以调查为名登记我的证件。相隔几天警察又来查居住证，并让我马上去登记办理，在这里同样遭到骚扰，原来这里的住处和电话也早被监视监控了，县里的国保大队、“六一零”居然追查到了上海。

二零零七年十月末，我离开上海从此我和丈夫又失去了联系。我又回到东北。但我有家不能回，有班不能上，对丈夫、孩子不能尽责，对父母不能尽孝……妻离子散，人不象人，家不象家，时刻面临着被抓捕的危险，视力急剧下降了七百度。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无以言表。在三年的流离失所中，居无定所、不停的变换自己的住所十六处，走动近十万里，不知花费了多少资金。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头，难道我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也有错吗？

二零一零年三月我结束了三年的流离失所生活，家人担心我再一次被抓，没有让我回家，而是住到了父母家中。

五、迫害仍在继续

二零一二年六月，我回到自己家中。房盖多处漏雨，泥灰、墙皮脱落，家具、地板被侵蚀的一塌糊涂，我的密码箱在我被抓捕后也随之丢失，有人开锁进屋只拿走密码箱。当初被非法抄家时史万新打开过密码箱，在场有几个警察也看见了。箱中有：金项链二条、戒指三枚、耳环二对半，银手镯三只，珍珠项链两条，水滴玉石坠一个，翡翠手镯一只、一大一小水滴状昆虫琥珀，墨镜、结婚证等，还有其他的一些饰物已经记不清楚了，其中母亲给我的翡翠手镯和琥珀尤为珍贵。

我的父母，从我被非法抓捕后，经常呆坐，记忆力急剧减退，经常被噩梦惊醒，一坐就是一夜。父亲右眼失明，左眼只能看见模糊的影子，腿脚行走困难，两耳几乎失聪。

我工作的单位，国保大队、“六一零”也没有放过，不断的去骚扰，去要人，搅的人心惶惶。我在单位做会计、并身兼几职，是主要的业务骨干，我离开三年使单位工作受阻，各种报表无法完成，给单位带来很多不便和损失，也给上级部门带来很大影响。

二零一五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警察跟我说：你的来往、去哪里干什么、你的一举一动我们全都知道。时至今日，对我的监视、监控仍在继续……

我和我家人所遭受的迫害仅仅是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个，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