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高丽金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提出刑事控告。以下是她在控告书中讲述的部份遭遇。

一、身心受严重摧残，曾导致精神失常

我因病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号，我被先后绑架、关押、软禁、盯梢、跟踪不计其数，当地公安局国安科科长付玉魁等不但强迫我放弃大法修炼，还强迫我上电视批判大法、骂师父等；他们还威胁说，如果不配合马上关押。这对一个稍有良知的人来说是何等的痛苦，更何况师父洪传大法救了我和我的一家人，更让我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思索，我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连夜写了几封真相信，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大早分发给有关部门。

我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女人，此时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有拼死进谏，带上真相信踏上了去北京的路 ，那是二零零零年三月，我把自己的意见送到了中央信访办，然后被当地公安局接回，关押在庆阳市西峰看守所一个月，罚款二百元，后又被软禁在一所学校三天。

同年十月，我再次进京，又被关押在北京朝阳看守所十八天；回来后，又被当地公安绑架，关押在西峰看守所一个月，后又被关押在西峰戒毒所一个月，然后又被非法劳教一年，送到了臭名昭著的甘肃省平安台第一劳教所，其名为育新学校实为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教导员敬雪峰、中队长谷艳玲对我强制洗脑、强迫做奴工、使用酷刑、上大挂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导致我精神失常，神情恍惚，接见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认识。

中共酷刑示意图：上大挂

二、在看守所被暴打

当我熬出劳教所的时候，全身已经大面积溃烂。回家后，经过一段时间修炼大法，我才恢复了健康。但是，他们仍然不肯放过我，不断骚扰，跟踪、盯梢、到处追捕。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七号，庆阳市西峰区公安局长赵庆峰带领大批人马埋伏在我家楼下将我绑架，抢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及资料等，以此来作为罪证。同时绑架的同修有孙丽芳被枉判四年（后被迫害致死）、张继玉枉判二年、金艳平枉判缓刑。

我被关在公安局审讯室铐了五个昼夜不让闭眼，刑讯逼供，后又被秘密押送合水县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十六天后，已经奄奄一息，合水县看守所怕担责任，又让当地公安局接回，关在了西峰看守所，后又被铐在看守所的铁椅子里面审讯了十多个昼夜，我全身浮肿，臀部被磨烂。

酷刑演示：铁椅子

在看守所里，因我不认罪，被所长杨正魁等四人，把我拉到值班室用很粗的三股麻绳编在一起，绳头上还打一个结对我进行毒打，我当时昏了过去。杨正魁一会把我提起来乱扔，一会把我踩在脚下毒打，然后又把我五花大绑，吊在了监道的门上继续毒打，当时我已经失去知觉，他们还以为打死了，放下一看没死，又吊在门上一个多小时，直到换班后才放下。我的胳膊好长时间不能动，血从汗毛孔渗透皮肤，浑身是伤，血肉模糊，号子的犯人没有不流泪的。

中共酷刑：吊铐

当时他们为了不走漏风声，不许会见，不许放风，而且，时时搜查，一起关押的一同修王志华把我被打的情况写在了内衣里子上，想带出去，让家人来看看，结果被副所长贾生州抓住了，又制造了一场血腥的惨案。

此时，抓住了把柄杨正魁、贾生州等人更加疯狂，轮番上阵，对我进行一遍又一遍的毒打，扇耳光、绳子、硬塑料鞋底、笤把等，能用上的都用了，私设公堂，对我进行刑讯逼供，让我说出是谁写的，三天的严刑拷打，在我依然不妥协的情况下，他们气急败坏，对我进行更严重的迫害。

第四天，也就是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五号早晨九点半，杨正魁等人气势汹汹的冲进女号子，不由分说对着我的脸拼命的毒打，我又一次被打昏了，两颗牙齿被打掉，可是杨正魁还是打个不停。这时同修王志华实在受不了了，扑过来护住了我，大声哭喊：别打她，那是我写的！杨正魁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对着王志华一顿毒打，然后，还不解气，又把我们同时拉到值班室继续毒打，我被打的不省人事，他们实在打累了，又把我们五花大绑挂在监道的门上，四十八岁的王志华身体瘦弱，大概吊了半小时就没气了，他们才把她放下来抬进了号子扔下就走了；当时的王志华身体冰凉，嘴角直流白沫，全身血液渗透皮肤，也没人找大夫，大概过了近两个小时，她才有了口气。

就这样，我们几乎每天都被毒打，有时，遇上个检查什么的，对我们的迫害就更为严重，有时一天毒打四、五次，当我被非法开庭的那天，我的头和脸上的伤很重，半边脸和眼睛都是又紫又黑的。贾生州还用二十个号子门上的钥匙串在一起，猛击我的头和脸，都被打破，鲜血直流，还用电缆线打我的脸和脖子，用拳头猛击我的太阳穴，用胶皮棍打的我满身是伤，我的头发一撮一撮的被他揪下来。

一年半以后，我又被枉判了八年六个月的徒刑，送到甘肃省兰州女子监狱。

三、在甘肃省兰州女子监狱被折磨得一身病、神情恍惚

我到了甘肃省女子监狱的入监队，由于不“认罪”遭到了中队长张美兰强迫做奴工、后又被关进了禁闭室，铐在了老虎凳上一个星期，又因我不接受所谓“转化”，半年后被发送到五监区做奴工，被强迫在补绣机上干最苦的工种，从早上六点半上工到晚上九点半收工，中午和下午吃饭各半小时，其余没有一分钟消停的，上厕所的时间几乎都没有。完不成任务，警察们又骂又罚，也没有星期天，我的两只脚掌全都烂完，两只手更是烂的可怜，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经常流血，在收工的时候几次昏倒。有一次我昏倒在泥泞的花园里全身滚的都是泥，被他们拽起来还得继续干活。我实在活不下去了，她们派了三人或五人不等的犯人二十四小时看着我；一年后，我又被关起来强制洗脑长达一年多，我被折磨了一身的病，意识不清，神情恍惚，脚又烂又肿，鼻子经常流血，肚子疼的一晚上不能入睡，直到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六号才走出监狱。

四、两位姐姐在恐惧中离世

回家后，当地公安不断骚扰、威胁；无理取闹，逼迫按手印，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连拉带扯，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我的三姐名叫高会金，农民，家住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彭原乡草滩村当庄队。于一九九三年患宫颈癌，后修炼法轮功，很快身体得到了康复。她丈夫是长庆油田运输处三大队工人。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号以后，丈夫迫于压力，对姐姐毒打和辱骂，砸碎了她炼功的录音机和磁带，烧毁了师父的法像和书刊资料，她由于承受不了这种打击，伤心过度，在极度的痛苦中离开了人世，终年四十六岁。

我的大姐名叫高玉民，甘肃省兰州市电信局干部，二零零四年四月千里迢迢，从兰州来探监，当时我被关押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看守所，非但没能见到人，反而被看守所的警察恐吓、辱骂和追打，导致她心脏病复发，我被送到兰州监狱以后，才见到了我，没想到我已经瘦了许多，且神情恍惚，她尽量控制自己不让哭出声来。六十多岁的大姐，满头白发，不管天冷天热，刮风下雨每月按时站在了兰州女子监狱的接见室门外排队等候。当我走出监狱时，她却伤心欲绝离开了人世，终年六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