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号上午，绥中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刘焕宇等十多名警察到绥中职业高中，把正在上班的刘巍强行拖到车上，又到刘巍家抄家。刘巍被非法关押在绥中县拘留所二十天。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纳粹盖世太保似的“610办公室”。随后在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命令“610办公室”系統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亿万修心向善的民众及其家人被卷入长达十七年的浩劫之中，众多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

二零一五年五月至今，二十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以下是刘巍在控告状中陈述他及家人遭迫害的经历：

我于一九九七年在丹东念大学时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并没有什么病，但常常思考人生的意义，喜欢看书，从《转法轮》那本书中，我明白了发生在我身边但用现代科学却解释不了的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主要的是知道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知道了“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转法轮》）。那时早晚上去炼功点炼功，那里真是一方净土，不分职业年龄、没有高低贵贱，大家敞开心扉，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互相关心，像一家人一样。师父要求我们时时处处都要做一个好人，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我那时从来没有过不及格的学科，毕业前还通过了国家级英语六级考试，在我们整个系我是唯一的一个。

上访被非法关押、勒索

一九九八年毕业后，到我县职业中专任教。不到一年，就在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正要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功时，江泽民却不顾中央其他多位领导人的反对，以权代法，发动了这场人神共愤的迫害。我也和其他同修一样，曾经独自一人去北京上访，有一次自己骑自行车走了七百多里路到了北京，走了两天多，目的只是想让政府了解我们，说句公道话。

那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把写好的信亲手递交到了北京信访办，在旅馆里看到中央电视台对法轮功的污蔑，就去中央电视台上访，但却被早已等在那里的警察强行带走，送到丰台体育馆，碰到一个北京邮电大学的学生，警察强迫我们蹲着，我想不对啊，我们没有违法啊，就站了起来，过了几个小时被送到我县信访办驻京办事处，后被统一送回当地。

到了我们绥中县公安局政保科后，等待我们的却是暴力殴打，政保科科长王福臣，脱下皮鞋，挨个打嘴巴，从小到大我都是很懂事的，父母都没打过我，打完后将我们送到县看守所非法拘留。后来听一起被拘留的高文良说，王福臣想给我们扣上有组织的罪名，让高文良说是我让他去的北京，他没有那么做，因为我们的确是自发去的，没有任何人组织。最终政保科张希文在拘留票上写的是所谓的“扰乱社会秩序”。

在看守所里，我们吃着非人的伙食，受着非人的虐待。我家里人来看我时，母亲看见我头发被强行剃光，差点昏过去，他们让我写不去北京的保证，否则不放人，开始我不写，家里亲戚气得要打我，说我炼功练的没有亲情。记得有一次我回到拘留所觉得很委屈，忍不住痛哭了一场，因为我从小到大几乎没让家人操过心，我不知道人有一个做好人的信仰有什么错，政府为什么非要强迫改变人的信仰。

拘留十五天期满后，他们还继续非法关押，父亲当时正在外地包工程，听说后血压一下子升到二百多，说我不和法轮功断他就和我断，最后学校的领导也来劝我，那架势真象当初的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了一样，就这样我违心地写了一个不炼功，不上北京的保证，被非法关押了三十八天后，家人被政保科勒索了二千元的保证金，才被放回来。后来我去政保科找王福臣去要这笔钱时，最后还是被非法扣留了五百元，他们那几年从我们身上骗了很多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

这几年我在学校课几乎都是最多的，直到这学期才少了些，给我什么课我就上什么课，从不糊弄学生，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特别是有些父母离异的和有些缺陷的学生，我会额外地鼓励他（她）们、关心他（她）们，学校有什么好处我从来不去争，和学生、同事的关系很融洽。

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多为别人着想，在老家曾经自己花钱修过路，帮助过敬老院的老人，在小区里主动打扫垃圾，因为我们小区没有物业。其实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去做的。

非法劳教二年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刚刚上完课，国保大队长李长华指使国保警察刘忠和等五、六人来到单位找我假意寒暄了几句后，说要找我了解点情况，我不知是圈套，心想反正没做过违法的事，就跟他们去吧，结果直接把我送到了县看守所，两天后被劫持到葫芦岛教养院非法劳教二年，并非法抄家，抢走了我的大法书籍三十多本。

在葫芦岛教养院，我因拒绝穿劳教号服被教养院警察指使劳教犯人拽到小号，用电棍击打，然后把手铐到地板的铁环上关小号，我因此而绝食反迫害。

二零零五年中秋之后，又被转押锦州教养院加重迫害，在那里被剥夺了更多的权力，如家属接见，打电话，尤其对不“转化”的大法弟子更加苛刻，从早到晚由两个犯人看着，连上厕所都不例外，不许大法弟子互相接触，说话，强迫他们从早到晚坐小板凳，我又因拒绝坐小板凳被劳教所一姓杨的警察殴打，耳朵被打得一直响，回来很多年后听见汽车喇叭声，耳朵还会痒。我绝食抗议要求检查，来了个劳教所警察医生，拿个东西往耳朵里照了照说“没事”就走了。那里的医生不学无术，而且表现很恶。后来不得已同意我不再坐小板凳、转到别的房间。其间我多次绝食抗议迫害，多次被非法灌食，让犯人按着从鼻子插管，那里有个“医生”，被称为“笑面虎”，很坏，拿管子故意在鼻子里使劲插来插去，导致鼻子插破出血。就这样在锦州教养院被非法关押一年三个月，又被他们找茬超期关押五天才回来。

后来回来时才知道，妻子有一次去看我，带了一床新被子，结婚时新做的，还有鞋、洗涤用品，锦州教养院都派人接了，但并没有转交给我。

家人受到的伤害

那时家里经济上很困难，县里“610”给学校施压，每个月只给二百元的生活费，为了抚养孩子，妻子不得已两年间换了好几个工作，最多是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有一年我们住的楼没有供暖，那时她正在一个朋友的店里收水洗衣服的活，拿到家里来洗，没有暖气冬天的水冰凉刺骨。那时我家的亲戚大部分都怨妻子没管住我，几乎没有人帮忙，多亏大法弟子们有的拿来大米、豆油，有的拿来钱，有的帮忙修防水、修电，妻子和孩子才得以度过那段难熬的时光。

本来儿子从小聪明活泼，两年多没有父爱，妻子在生活的压力下心情也不好，对儿子的心理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今年十五岁了，性格还是有些内向，见人不会主动说话，我回家稍微晚一点，他会很担心，就在前些天有一次我有事回来晚了，儿子哭得很伤心，妻子说他一直在窗户那看着，非等到我回来才吃饭，边等边哭，都是那两年的迫害给孩子造成的阴影。

我的父亲去年也去世了，母亲给我打电话如果我接不到，就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有时甚至会马上坐车到我家来。妻子也是如此，我们结婚十四年多了，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她本来脾气很好，但这场迫害造成的压力让她很多次跟着提心吊胆，有时心情很烦躁，因为一点小事就会生气。她这些年承受的太多了，睡眠很不好，不到四十岁，好几样病，再也经不起什么事了，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平平静静过日子。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宁静的生活常常被打乱。

被绑架到兴城洗脑班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日一大早，学校门口停了一辆车，绥中公安局国保大队刘忠和、刘唤宇等人，看我上班来了，就过来跟我说换了领导，要找我谈谈，我因为被他们骗过，就说不去，我还要上课呢，他们一看软的不行，就把我往车上拖，裤带被拽断，趁我提裤子的时候把我推到了车里，绑架到兴城洗脑班。

在那里被限制人身自由、找来几个女人说些神神叨叨的话，被强制看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目的是让我放弃修炼，写什么保证。被我拒绝后，就恐吓说要判刑、开除公职，还是没达到目的，最后三、四天后开车把我送回家了，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警察、从各单位抽去的再加上雇去的人每天大吃二喝的，不知要花掉国家多少钱，听教养院的警察说江泽民搞的这场迫害动用了国家四分之一的财力。

这次妻子和儿子又一次被吓坏了，单位里的同事对这种流氓行径也很气愤，有的校领导去找校长，让校长去要人。校长打电话向公安局、政法委要人，他们互相推诿，最后才知道这又是一次有预谋的、没有理由但有名额的绑架，校长说再也不搭理他们了。被他们折腾了几天回来后，我第二天就去上课了。我们都是在做好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呢？

以上是这些年来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所遭受的不公对待。与那些被迫害致死、致残、受尽各种酷刑的同修相比，我算是幸运的了。师父让我们善待所有的人，我们不会记恨那些被利用参与迫害我的人，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过去说给修佛的人一碗饭都会积下很大的福分，如果参与迫害，那罪太大了，自己根本偿还不起，连家人都会受到连累的。所以希望这些人早日弃恶从善，将功补过。

而江泽民作为这场灾难的发起者，毁掉的不仅仅是千千万万的家庭，而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逆着历史潮流而动，谁对不起老百姓，他就是历史的小丑，终将得到应有的下场。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实在是匡扶正义的大善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