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七月初，李玉莲向中国最高检察院送交了对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的控告书，控告书已被签收。

下面是李玉莲女士陈述的控告事实与理由：

我叫李玉莲，四十九岁，湖南省郴州市第一完全小学教师。学生时代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常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读初二时被评为县三好学生。一九八五年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农村教书，曾被评为学区优秀教师及乡人大代表；一九九二年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入选县城高三背学校，期间所写多篇论文分别获省市县级奖，参加教学比武分别获县级一、二等奖，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学校一类班集体，深获学生的喜爱和家长的好评；一九九八年调入郴州市一完小后，曾获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比武第一名、被评为学校优秀教师。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是公务员，女儿聪明。我虽然年轻，但身体却不好，曾患有多种疾病：盗汗、耳鸣、浅表性胃炎、胆囊炎、肾积水、宫颈糜烂、失眠等，虽然经常打针吃药，但身体越来越差，面黄肌瘦，身心疲惫。为了好病，一九九九年二月在同事的建议下开始修炼法轮功。

修炼法轮功初期的几个月，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轻松愉悦而难忘的时光。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返本归真，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问题的基点完全不同了。虽然当时因教毕业班且当班主任，学法炼功花时间不多，但身体随着心性的提高神奇般的变好，无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幸福，每天笑容不由得挂在脸上，走路都想跳起来。我从心底里感谢大法和师父。

以前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还认为自己不错，是个好人。可是修炼后，用“真、善、忍”的标准来对照，发现自己自私自利，追名逐利，维护自我，哪还算个好人呀。比如，看问题时总是从自我出发，看别人对自己怎么不好，名利得到了就高兴，损失了就心里不舒服。时不时将班上学生用剩的作业本拿回家，给小孩用，给侄子、外甥用，多次收取家长送的钱物。

修炼后，我按法轮大法的法理指导自己，把拿回家的作业本拿回去发给学生，不再收家长的礼物礼金，实在拒绝不了的就用家里的物品抵换。一次，公公叫我拿作业本给农村小叔子的子女用，我在批发市场买了一些作业本和一打笔送给他们。还把监考“成人自考”收受的几百元贿金捐赠给希望工程。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迫害法轮功后，我遭到两次绑架、非法关押，多次遭到骚扰，多年遭监视，有时电话被监听，我和我的家人受到严重伤害。我的人生来了个大逆转。在家庭中，由于难以承受巨大的迫害压力，一有风吹草动（在所谓的敏感日，610人员、我单位领导就给丈夫打招呼），丈夫就在家中大发雷霆、破口大骂、殴打（我炼功前他从未打过我）甚至以离婚相要挟，给整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伤害；在平时逛街、走亲访友时，也不允许我告诉人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为什么要“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才能保平安。在社会上和单位中，不了解真相的亲朋好友、同事由于受污蔑法轮功的谎言欺骗，对我另眼相看、冷言冷语。

为什么想有个好的身体这样难？为什么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个更好的人这样难？为什么这种靠栽赃、陷害搞起的迫害能够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二零零四年底看了奇书《九评共产党》我才找到了答案。

十几年来，我虽然生活在残酷迫害的恐惧中，但一想到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和苦度，想到被谎言欺骗和毒害的世人，我就鼓起勇气、顶着压力向世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让人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远离中共，选择美好未来。

遭受迫害事实

二零零零年底，我去北京向政府反映我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由于得知北京信访办已被控制，警察在那里抓捕为法轮功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我只好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去天安门广场打法轮功真相横幅，被便衣殴打、非法抓捕、后来关押在门头沟派出所，被罚蹲，我不蹲，警察踹了我几脚以使我蹲下。

警察非法提审十几个小时，要求说出姓名、住址等个人信息，过程中我被挨饿、被扇耳光。后被送门头沟看守所非法关押两天，我绝食反迫害。

二零零一年元月三日，郴州苏仙区住北京办事处的一位王姓官员、苏仙公安分局政保股长廖爱清（二零零六年已恶报身亡）从门头沟看守所把我接到办事处，他们用手铐将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连铐在一起（每人铐一个手臂），铐了近一天一晚，不能睡觉。

我丈夫得知我的消息后，向亲戚借了两万元钱来北京接我。丈夫被迫交给苏仙公安分局政保股长廖爱清三千元现金（没有发票），加上请吃、送礼共花了五千多元。我在办事处被非法关押了两天，被逼迫作出不炼法轮功的决定及提供其他法轮功的有关信息，没能睡觉。

回郴州后，苏仙区610（专门迫害法轮功，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非法机构）扣罚我二千元人民币。丈夫为了我免于再遭受关押迫害，在当地又花了几千元给610等有关单位领导请吃、送礼。在后来的十几年，丈夫每年都背着我给当地610等有关单位领导送礼。

二零零一年元月六日回单位上班后，苏仙区“610”要求单位派专人看管我，看管我的领导被要求每个星期向“610”电话汇报一次，每个月写书面材料汇报一次、且必须亲笔签名。

一天上午，管德育的副校长要我写揭批法轮功的材料，我说：我不写，修炼前我都不会做这种昧良心的事，何况现在是按“真、善、忍”做人，我要写就写法轮功怎么好。中午刚到家，校长（一把手）亲自打电话让我写揭批材料，给我和我的家人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二零零一年底，苏仙区教委出台新的年终考核方案，将炼法轮功的教师思想品德计零分。

自二零零一年以来，我被要求出郴州城必须向单位汇报。家里的电话有时被监听。

二零零四年七月，暑假期间的一个傍晚，我与两位法轮功学员带着两袋真相资料、光盘、不干胶到乡下发放、张贴。晚上十点多钟被郴州苏仙区马头岭派出所非法抓捕关押，被单独审问资料来源、来自哪个单位、被照相，两袋真相资料和我的小手包（里面有一百多元钱及钥匙等物品）被没收，还共被勒索了二千元钱，我被非法关押了约六个小时。

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学校书记和管德育的副校长先后要找我丈夫给我打招呼：不要上京。我正常的家庭生活受到干扰。

二零一三年五月的一天，苏仙区610、及国保大队一行四人来我校，正在忙于工作的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问话”骚扰一个多小时，要求我回答：还炼不炼法轮功？认不认某某？（说了当地几个法轮功学员的名字）天安门自焚是不是真的？对“三退”怎么看？上不上明慧网？还用诈骗、引诱的办法想诬陷我：说有人举报我给了某某学生光盘。那势头使我感到我随时会被他们带走。

女儿就在这种暴力不安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期，留下了十分严重的心理阴影，身心受创，也影响了学业、性格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