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司丽萍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自己遭迫害的部分事实：

我叫司丽萍。我的头部曾因受伤留下后遗症，经常头疼，记忆力下降，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常常受到别人的排挤与歧视，连父母也埋怨我怎么这么笨，而我自己更是内心沮丧，因此产生厌世的念头。

一九九七年，因为看到母亲修炼法轮功而身体日益健康，我也跟着修炼了，很快我的身体也恢复了健康，头疼的毛病没有了，爱感冒的毛病也没有了，智力也正常了，我变得开朗、乐观向上，在单位工作也干的越来越好了，周围的人都说我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公开发动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灭绝性的迫害。从此我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

十六年来，白银市警察多次对我进行绑架、关押、洗脑、罚款等迫害，给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丈夫每天都担心我被抓、被抄家、被开除工作，精神时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把气恨转嫁到我身上，我经常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孩子在学校备受冷落、歧视和侮辱，性格变得孤独、落寞，失去了学习的信心。在单位，被同事暗中监视，在上下班的路上、车上、在外出买菜、购物时都被公安安排的其他单位工人、家属老太太、无业人员或我的对门邻居暗中监视、跟踪，这种迫害从来就没有放松过。

记得二零零三年六月下旬，我正在单位上班，突然白银公安分局几个警察闯入厂里，将我绑架到白银公安分局，他们对我进行车轮式审讯，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强逼我承认所有居民楼道里的真相标语都是我写的。被我回绝以后，他们强抓着我的手摁指纹、滚大板，将我劫持到看守所折磨十天。

在看守所，我遭狱警用胶皮管子抽脸，面部严重受伤，至今还留有疤痕。我绝食抗议迫害，被狱警指使的七、八个犯人将我从号室拖到院子里，给我砸上二十八斤重的死刑犯戴的镣铐，脚镣和手铐之间有一根很短的铁链连接，戴上这副镣铐，人无法站立、伸不了腿、无法活动。我只能蜷缩着身体，两腿被镣铐压的变了形，没了知觉。当时六月天，骄阳似火，我浑身滚烫，可狱警不管，只让犯人不分昼夜的盯着我。在我绝食大约第八天，所长怕我死了，让犯人将我抬到医务室注射葡萄糖来维持生命。到了第十天，他们看到我瘦的皮包骨头，连说话都已经无力，才在当天傍晚放我回家。

当时我整个人已经变了形，两腿不能站立，只能靠二个人架着双臂往前拖。真是惨不忍睹。回家当晚，我几次失去意识，幸而母亲守在我的床前一次次唤醒我。后来通过学法炼功，在短短五、六天，我奇迹般恢复了健康。

可是一个多星期后，我下楼准备去上班，却被蹲坑的厂保卫科人员绑架到武川洗脑班迫害。在洗脑班，我遭受了非人折磨，日夜被两包夹形影不离的监控，不准炼功、不准与大法学员说话，她们只做一件事：就是强迫我放弃信仰。我被拖到受刑室老虎凳上，双腿被一根铁条固定，双手被使劲拉到背后拉紧，再用手铐铐在铁椅子的靠背上，然后在手铐中间挂上一个大铁锁往下坠，痛苦万分，浑身上下似有万千条虫子在叮、在咬……洗脑班人员在我凄惨的叫声中依然谩骂着。那个傍晚，我流着泪写下所谓“保证”，而洗脑班人员却得意忘形的喝酒吃肉，开所谓的庆功宴。因为他们每“转化”一位法轮功学员，都得到赏金。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日，我在发真相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时再次被绑架。二零一一年五月，被白银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缓刑三年。

这十六年来，江泽民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一群善良的民众，其残酷与暴虐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我依据《宪法》第41条的规定，向最高检察院提起控告，请依法追究元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