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状之一：说谎成为家常便饭

党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经济运动，形成了“说假话得利，讲真话遭殃”的导向，会说假话、空话、套话成为官场生存的基本条件，于是上行下效，从政治到经济，从工作到生活，形成了随时随地的、自然而然的说谎习惯。过去人说谎，脸红心跳不自在，有心理障碍，现在人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张口就来。人与人之间、上下级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互相骗，基本失去了应有的信用。诚实成了“傻”的代名词。因此造成了每个人生活成本、社会的生产和运行成本、精神负担成本剧增。

症状之二：仇视批评和不同意见

从文革式扣帽子打棍子大批判思维，发展演变为“得理不让人、无理辩三分”争斗思维。在发表意见和观点时，当遇到与自己观点不一致，或者相反的观点认识，遇到批评反驳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说自己不好不对时，不是平等理性的讨论、交流、切磋，冷静的思考自己的不足，善意的指出对方的不足，而是先把自己摆在至高点，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凭自己的主观臆断，给对方下结论，定性：你就是这样想的，你就是那样想的，你的险恶用心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企图是什么，凭自己的想象和推理给人家下定论，往最坏处想别人。上纲上线扣帽子，如反党反社会主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等，帽子越大越能压人，然后就可以痛批、痛骂了。过了嘴瘾，解了气愤，但解决不了问题，于国于民无益。与中华民族的“闻过则喜、兼听则明、谦虚包容”传统文化相背离。

症状之三：变异的爱国情感

国际公认的国家定义是国土、民众及其文化。而不是马克思、列宁所定义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爱国爱家是一个人的正常情感，是很实在很具体的事情。但在长期的党文化宣传（电视、报刊、网络、课本等）诱导下，人们的爱国情感被虚化、标签化、政治化。形成了诸如：爱党就是爱国、反对民主自由就是爱国、反美反日就是爱国等荒谬逻辑。对与自身的工作生活无直接相关的或者与本地发展无直接相关的事，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美国、日本、叙利亚等国际事务国际争端非常热心关心，积极的研究发表评论、议论、争论，出谋划策，指点江山，慷慨激昂；而对身边的问题与自身直接相关的问题，如雾霾、毒食品、侵犯剥夺人权、冤案、腐败、社会不公等，却麻木不仁，不愿不敢见义勇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

症状之四：走极端的思维方式

从党文化非黑即白、极好极坏的绝对化思维，发展演变为人们的极端化思维。想问题、说话、写文章、做事情走极端，说一个人、一件事好，就好得不得了，什么都好，哪都好；说一个人坏就全盘否定，一无是处。有一百次对他好，一次他认为对他不好了，就全都不好了，把对方当仇人对待。说一个事情重要，就夸大成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就象说一种药能包治百病一样。在总结自己和本单位本地经验时，都夸大的说，一分说成十分，对缺点和问题少说不说或者轻描淡写的说。

从党文化阶级成份的划分，对所谓“坏人”的极端丑化、嘲讽，发展演变为对残疾人、弱者、文化低的、贫穷的、乡下的等，从心里瞧不起，嘲讽、挖苦，并以这些为笑料，贬低别人，取笑别人，娱乐自己，获得心理上优越和快感。赵本山的小品在国外没人看，在国内却大受欢迎。

症状之五：自动与党联体

从党文化以党代政、以党代国、党领导一切的体制塑造，发展演变为党政不分、党国不分、党家不分、党我不分的思维。长期的教育和灌输，在思维上自觉或不自觉把自己和党捆绑在一起，你一说党和政府不好，就象说他自己不好一样，自发的为其找理由辩解。把任何对国内不良现象和问题进行正常的客观的批评指正、分析，都说成是政治阴谋、反华、煽动颠覆政府，甚至把能接受忍受雾霾当成爱国，谁一抗议、一提意见就是不爱国就是反政府。把爱党当成了爱国爱民爱自己，把逆来顺受、听党的话跟党走当成爱国爱民。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的原谅党的无法无天、任性胡为，形成了世界上罕见的大量“受害者自动维护施害者”的畸型社会现象。

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党文化毒化心灵后，必然带来行为变异，进而毒化社会环境，毒化自然环境，最终人人都是受害者，走向自灭之路。现在这些都已成为事实现实，并且还在难以阻挡的向深重程度发展。因此，认清党文化的毒害，从心理上清除党文化，健康自己的心灵，是国内民众自救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