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流氓集团发动了迫害，用造谣、陷害的手段迫害法轮功。闫淑云作为一名受益于大法的人想说句公道话而遭迫害。以下是她自述的一段被迫害的经历。

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晚，我和另两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到料甸乡三家子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结果被该村的治保主任吴彦军构陷，料甸乡派出所指导员赵锦忠带两名警察用警车在三家子村口绑架抓捕了我们。

到料甸派出所后，我们被非法搜身、当场拍照。接着把我们分开，一人一个屋进行非法审问，强制让说出姓名、年龄、现在的住址，然后将我们三人连夜非法劫持到阿城第二看守所。

在看守所，先登记、签字，又让女犯人对我们非法搜身。五月九日料甸乡派出所警察到我家非法搜查，当时七十二岁的丈夫当场被吓得不知所措。之后接连几天，警察非法提审，阿城610的王晓光、徐启慧、吴达、李俊成等五、六个人，还有哈尔滨政法委的不知姓名的人非法转化我，逼问我说出资料的来源，和谁联系，谁是法轮功的头，并欺骗我让我出卖其他学员，让我立功，给我少判刑，我没有配合。后来他们又把我的家人、亲属、同学骗到第二看守所劝我转化，让我出卖其他学员，说出资料来源，我也不配合。

后来610王晓光、李俊成等三、四个人逼我签三书并恐吓我说不签三书就给我加罪，不给开工资，在高压迫害下，我当时自己年龄大，担心丈夫有病，家里的活没有人料理，被逼无奈违心地签了三书。

紧接着料甸派出所警察非法提审我，把从另两个同修家搜出的东西凑在一起加在我们三个人身上凑数，作为对我们非法判刑的“依据”。阿城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我们十三天后，将我们转入了阿城第一看守所继续迫害。

在那里，我被强制码坐，穿号服，狱警犯人强制我背监规，我没配合。料甸派出所的警察还多次非法提审我。在第一看守所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不许家人探望，不许家人送东西，只让给存钱，在这里买高价的用品。和家人完全失去了联系，我惦记家人，家人更是担心我。丈夫担惊受怕，思想压力大，吃不好睡不好，还每天到看守所来打听消息，最后都是一无所获。我丈夫由于身体、精神都承受到了极限，犯了心脏病，住进了医院，子女东奔西跑求人也无济于事，谁都不敢沾法轮功的边儿，家人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本来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被江泽民一伙搞得妻离子散，儿子下岗，儿媳离婚，孙女无人管，经济上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两个月后，我们被绑架到哈尔滨鸭子卷（哈尔滨第二看守所）。到了那里，他们对我进行体检，量血压、听心脏、抽血，照相、按手印后到监舍。我遭到犯人搜身，每天码坐、穿号服，还有狱警、犯人逼着背监规，我没配合。在这里四个多月的迫害也是不让家人探望，只让存钱在这里买高价用品，这种失去自由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啊。

二零零七年九月一日阿城法院审判长柳广玉、审判员孙艳英、李建光，书记员于丹对我们进行非法开庭审问，九月二十日对我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我被非法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到女子监狱被犯人带进一个楼里，在楼道里有个警察叫犯人把我们带的行李打开搜查，把从家里带的衣服、鞋，还有咸菜都给扔了。然后就带去体检，量血压、听心脏、抽血、照相、按手印，接着把我们带到了九监区（九监区、十一监区是严管监区，也叫集训队，集训三个月，如果表现不好，不转化，就继续留在这里被迫害。）

这个监狱有十多个监区，每个监区有队长、副队长、狱警，还有管楼道的犯人叫道长（就是管好几个监舍的犯人的头），组长、帮教、包夹等人，他们负责看管法轮功学员。我们三个被带进九监，一进楼道就上来几个犯人把我们的行李打开，把被子、褥子拆开，棉花、衣服等所有物品散落一地，然后把我们带到了厕所，剥光衣服搜查，看有没有师父的经文，身心受到侮辱。还大喊大叫的说快点把东西收拾好，不然就给你们扔出去。

我被分到了第一组，有组长、帮教，还有两个包夹看着，不许和别人交谈，上厕所、洗漱都看着，天天坐小板凳，目不转睛地逼着看诽谤大法、诬蔑师父的录像，不许闭眼睛，闭眼就说是发正念，嘴动就说是背经文。看完录像还得写笔记，每周要写一篇思想汇报及心得。还得背监规，不背就罚站，不让睡觉，接下来就逼大法学员“转化”，“签三书”，不转化就没完没了的折磨，帮教、狱警轮番地把大法学员叫到办公室逼迫转化，写三书，不转化不是打就是骂，不让睡觉，罚站，罚蹲，长时间坐小板凳，连推带搡，按着头撞墙，不让洗漱，不让家人接见，不让家人寄钱。对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强行野蛮灌食（参与迫害人员都是犯人，还有医院监区的犯人），还有反背双手绑在床上几天几夜，这种痛苦无以言表。还有用电棍电、上大挂等酷刑。就这样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还不是完，还要强制到车间做奴工，不能走的抬着也得去，任务量很重，白天不干完晚上接着干，干不完不让睡觉。

演示图：电棍电击

三个月后，我被非法关押到十三监区第三监舍，犯人组长一人，包夹一人，其余的十多名都是大法学员（都是所谓被转化的），每个监舍每天除了逼迫看诬蔑大法、诽谤师父的录像外，还让看歪曲大法的书，还得写笔记，写思想汇报，做值日，背监规，还搞什么“五联保”（一人有事儿，那四个人也得受罚），后来又把我弄到所谓的病号组（因我的眼睛被迫害的模糊看不清东西，0.2的视力），这个监舍有十几个人，有时二十几个人，一个犯人组长，两个包夹，其余都是法轮功学员。其他监舍的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得去车间做奴工，什么活都有，完不成任务不让睡觉。病号监舍的人就是被迫害致残的，刑期都很长的，又不许保外的。仅举几例：有个姓孙的被迫害的精神不正常了，整天叨叨不知说什么，不睡觉，得吃安眠药。有个姓杨的工程师被注射了不明药物，失去记忆三四年，刚明白自己是谁，连儿子都还不认识。有个姓付的，是伊春的，被关小号，冬天开着窗户，扒光棉衣，穿着单衣服站着挨冻好几次，迫害的得了糖尿病等好几种病。在二零零九年五月出监狱后不到两年含冤离世。还有个姓杜的，冬天被扒光棉衣，光着脚站在泼了凉水的水泥地上站了好几个小时有好几次，她的腿和脚都落下了残疾，不能正常走路。

病号监舍也得做奴工，就是在监舍里做，糊纸兜子，糊纸盒，粘纸花，用的胶有毒，呛得人喘不过气，嗓子疼、头疼、流眼泪，满监舍都是毒气，睡觉也得被熏着、呛着，白天干不完晚上接着干，经常干到十一、二点钟，还有装牙签，编汽车垫子等奴工。

在监狱还要遭到武警搜查，每当节假日，特别是奥运期间或者上边有什么指示，更是严管，把法轮功学员带到外面站着，有时搜身，多数是搜监，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连装碗筷的箱子都翻的一片狼藉，就象鬼子进村扫荡一样。

我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非法迫害期间，法轮功学员能利用一切和其他学员接触的一点点时间都能互相关心、互相鼓励，哪怕是一对眼神也好，都能提醒同修。各个监区每周或隔周到超市买东西（两三个监区在同一时间），同修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和碰到的别的监区、监舍所认识的同修互相问候，传递内外的信息，互相沟通鼓励。只有这时才能避开警察和包夹的视线。

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我终于结束了冤狱之苦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