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今年是我修炼的第二年了，在这次法会上我希望和同修们交流一下关于讲真相的一点体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有主动出门讲真相。虽然也有参与其它的项目，但是心里总是觉的缺少了些什么，同时自己似乎渐渐变的有些消沉、时常闷闷不乐。在内心深处，我好像知道这和我很久没有讲真相救人有关。终于在几个月后，我又从新走出去，主动讲真相、救众生。

从新走出来的第一次，我在去讲真相之前很认真的学法、发正念。在路上我一直给自己加持正念，告诉自己“我是去救人的”。当心里感受到压力时，我就想“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我是为众生好”。那一次，我到了牛车水走出地铁站发现原来牛车水有那么多同修在讲真相啊！现在想起来，那天的情景真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当时牛车水的同修多，可是中国人更多。眼看着那么多中国人，我该从何开始呢？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台阶上，于是我走过去坐在他边上和他搭话，就像聊天一样。我觉的采取这种方式让我自己处于一种心态比较轻松的状态，也让对方感觉轻松、亲切。有时我讲真相的时候，喜欢提到中国传统文化。那天那个年轻人问我关于中国，大意是你怎么看中国、你喜欢中国吗？我回答他我很喜欢中国、很喜欢它灿烂的文化，同时给他举了一些中国古代的衣（如唐装、汉服）、食、住（如古代中国建筑）、行，甚至古代中国人的娱乐项目（如戏曲），如今都成为文化遗产或艺术瑰宝的例子，继而再将话题转到对中国的文化、建筑造成最严重破坏的是共产党上。当时我说的他很认同，可就在我渐入佳境要给他劝退时他却被同伴叫走了。现在想来，那天和他说的时候话题推進太慢了，没有把握好时机。那一次我一个人也没有劝退。不过没关系，我告诉自己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人，哪怕只讲一个，明白一点是一点。

从新走出来的第二次，我真的只给一个人讲了真相。第二次我给一个中年人讲真相，具体讲的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好像谈到了很多问题。可能是受党文化的影响，许多时候我遇到的中国人讲话逻辑性很差。有时他们讲出一个观点，在我指出他们观点的漏洞后他们又会随即讲出一个和前一个话题不相关的观点。就这样那天我和那个中年人讲了几乎快要两个小时。最后在我劝他三退时，他说他早就退了。在交谈中我发现他连关于自焚的真相都不知道。那天他还说：“以前我看到都是老年人炼法轮功的出来做这些，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年轻的也做这些，我感觉接受不了。”我告诉他有许多年轻人也都在炼法轮功，也和我做着一样的事情。从那天的经历我得到了三点启发：第一，讲真相要认真负责的做，至少大法基本真相应该要让人明白。第二，我想鼓励更多的青年同修讲真相，这样可能对被谎言毒害的众生对大法的看法能够造成一定的冲击，促使他们去思考。第三，我开始反思我的“哪怕只讲一个，明白一点是一点”的念头是否正确。毕竟还有许多众生等待听真相，也应该考虑效率问题。

第三次，我想是师父鼓励我，让我劝退了一个人。也有可能是那个人本性善良，受毒害不深，我讲什么他听什么很顺利的就劝退他了。同时，那天我也想听一听同修是怎么讲真相的，于是在一位同修讲真相时我就站在旁边边听她讲边发正念。我发现同修讲真相真的很有经验，语言也亲和贴近大众，可是我也意识到了一点：我做不到同修怎么讲我也怎么讲。因为同修是用她习惯的语言说出来的，而我有我自己的习惯和特点。我体悟到我应该走出我自己的路。

下面是我自己讲真相的一些方法和思路，有机会希望同修能帮助我修补、完善。

师父在《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现在的人是很难救了，你得符合他的观念他才愿意听，你得顺着他的心讲他才愿意听。也就是说你救他还得有个救的条件。”怎样顺着人的心去讲呢？我的理解是世上的人都喜欢感受到自己被人尊重，所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会注意到这一点，照顾到对方的自尊心。具体的做法包括：

（一）亲切的语言

现在讲真相时，我经常用“我们”，或者更通俗一点“咱们”。这样我觉的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拉近谈话双方的距离，增加亲切感；二是可以把对方带入语境中。如果有时需要用到第二人称时我会用“您”而不是用“你”，这样可以让对方感觉到被尊重。

（二）引导对方去思考

我觉的对于中国人（尤其对于争斗心很强的人），直接抛出一个结论他们可能不会接受，因为他们会觉的自己的观点被忽略了。通常我会使用一些问句。比如提到在中国加入党、团、队的时候，我会说：“我们关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可我们也没有发一个什么誓言要为他们奉献一生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发誓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共产党呢？”提到共产党在历史上迫害死许多中国人时，我会说：“您想一想，共产党在历史上整死过不少人是不是？”通常他们都会思考一下然后点点头。我认为用这些简单的问句让对方自己去想一想，而不是我帮他（她）下结论，是一种使对方更易接受的交流方式，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往往越需要这样一个自己的思考过程。在交流中尊重对方的思考、尊重对方的观点，但不代表认同对方的观点。

（三）不争执

有的时候对方认为我说共产党不好就等于在讲中国不好，而他（她）作为中国人又会把情绪外延至自己，认为我说的东西使他（她）面上无光不免就起了争斗心。在这种思维模式作用下，有时对方说话会越说越大声看上去也是越说越生气。这时，我往往会打断他，和他说：“您看您怎么越说越大声、越说越激动呀？”通常人们都喜欢被认为是理智的，所以我这么一说他们也会不好意思的笑笑说“哪有”，然后语气又会变平和一些。

（四）不刺激

和中国人讲真相的时候，在开始对话时我会注意表达方式，不去一下子给他们太大的刺激。譬如给他们《九评共产党》时，我不去说“这是揭露共产党的”，而是说：“这是讲中国近代的历史究竟真正是怎样走过来的，是在国内看不到的历史。”

（五）坚持

有的时候对方看上去很难劝退，这种时候我会很想放弃。可是我的两次经历让我有了不同的思考：

一次我递给一个年轻人小报，他不愿意接受，看起来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我问他，“你不喜欢看这个吗？”他说，“不喜欢。” 这样一下子我不知道对话怎么展开了。后来转念想到至少和他说大法真相吧，于是我问他，“你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吗？”他说：“不知道。”这样，我就和他讲了大法的基本真相然后把他劝退了。他退了以后竟然主动问我要小报看。和他告别时我说，“祝你工作顺利”，他变的很开心。

还有一次，我和一个人讲了许久，可是他很坚持自己的观念。我想我还得找别人去讲呢，于是和他说，“我们意见相左，这样聊下去等到天亮恐怕也没有什么结果。不如我们就聊到这里吧。”然后我就去找其他有缘人讲真相了。在我和两个人讲真相时，他竟然跟过来了，可是说的都是党文化灌输出来的观点，声音还挺大。好在那两个人中有一个人是退过的，比较明白，于是对那个人说，“你走开，我们要听她讲，不要听你讲。”这样他可能觉的无趣就离开了。那两个人后来有事离开了。就在我坐在花坛边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我发现他竟然又坐在我边上。我说，“你怎么还跟着我？你刚才干扰我讲真相。”他不好意思的笑笑说，“我没事儿干就过来坐坐。”我就开始接着和他讲，提到了文革时许多警察跟随共产党文革后却被枪毙葬送了性命的例子。他说，“这就是政治的牺牲品。”我告诉他：“所以我们要了解真相，了解真实的情况才能做出理智的判断。今天和您说这些也是希望您不要因为被谎言蒙蔽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终于他说，“你说的也有道理。”然后他退了邪党组织。

从这两次经历中，我意识到讲真相时可能多一点点的坚持就可以救一个人。还有就是脑袋里要少装一点观念和先入为主的看法。“他好退”、“他不好退”，这些在我理解都是观念。

上面提到的大多是技巧方面的问题，而修炼的基础相比于技巧应该是更重要的。我听说有的老年同修没有说太多的话，就是凭着一颗善心就可以劝退许多人。相比之下我还差得很远。我有时学法不多、正念不强时，主意识也会变得相对薄弱，说出的话也就变得没有力量。新年要到了，我希望新的一年里修炼能够更進一步。具体的来说，包括能够多静心学法、早上能够坚持起床炼功，去掉名利心、争斗心、显示心，从而能够有更多的智慧，去救更多的人。如果有机会，也希望有经验的同修能够不吝赐教、带着我一起讲真相。

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二零一五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