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李新华先生在他的《刑事控告书》中的部分叙述。

我是边远山区的一名小学教师，在炼功前，从事小学校长职务。

一九九八年春天，一亲戚给我买了大法书籍，书中教导我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讲德，要淡泊名利，做事情考虑别人，不断的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讲忍，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不做坏事，相信善恶有报……我认为这是叫人积极向上，不为世俗污染，同时又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真正能达到和谐统一的一本好书。

我是一名教师，虽然我在这行业两袖清风，但这真诚、善良、忍让的美德恰恰是教师应具备的，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因此，我走进了法轮功修炼。换句话说，当时我走进法轮功，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都是合法的。

修炼后，我过去耳鸣、贫血、头晕，失眠等疾病完全消失；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豁达乐观，大家都说我非常年轻。我用书中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真正做到了“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标准。工作中，我兢兢业业、光明磊落、先他后我；在校长岗位上，吃喝嫖赌腐败习气与我不沾边；我与教师们同甘共苦，不贪污、不贪功，以理服人，以德报怨，关心师生疾苦，领导、同事、家长对我的口碑都非常好。

修炼后，即我当校长期间，我所工作的学校两次素质教育评比赛均获县级奖励；我个人获得过县“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等多项县级荣誉奖；个人诸多论文，教师基本功竞赛都获县级荣誉奖。

绑架

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因报纸、电台给大法抹黑，我鸣不平，张贴大法真相，当晚，崇仁县公安陈某、王某数名警察非法闯入我家，打着我校教师对政府拖欠教师工资的意见调查为由，把我诱骗、绑架到县公安局。然后，强行把我关在只有几平米的铁栅栏中去反思。

铁栅栏中放着装有半桶尿液的便桶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大约关了半个小时，之后，在他们的恐吓下对我进行了审讯，直到深夜，连续了四个多小时，最后把我关押在崇仁看守所。同时，警察王某等多人到我家抄家，恐吓我的家人。在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了七十二天。

在崇仁县看守所期间，公安警察屡次对我进行恐吓、提审、逼供，警察王某等三人把我铐上手铐和脚镣，强行把我带到单位，铐在山斜派出所。撬开我的单位住房，进行抄家搜查，寻找他们所谓的“证据”，抢走了我的手抄大法书、学校的一台老式油墨印刷机。

中共酷刑示意图：手铐脚镣

为落实江泽民“名誉上搞臭”违法政策，公然在他人和师生面前侮辱我的人格，诋毁我的名誉，毁坏我作为教师在他人、在师生心目中的教师形象：诽谤我是反革命，我炼了邪法，走了邪道；他们信口雌黄，说我家盖房子的钱是从美国寄来的，要拆毁我的房子……其实我家的房子是姐弟三人合盖的，当时每人才花八、九万元钱，我的钱基本是从亲友借的，至今还留有账本一本。

警察先后还多次到我单位进行所谓的“调查取证”和对大法与我的抹黑，却发现我一抽屉的荣誉证书，领导、同事、群众都说我是个好人，令他们也啼笑皆非。他们只是机械的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高安市八景镇劳教所非法关押两年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被劫持到高安市八景镇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在那里，我遭“转化”迫害。我们是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怎么转化？往哪里转啊？难道要做个昧着良心，见风使舵，没有骨气，假、恶、斗的坏人？在劳教所，我被实施了以下迫害。

1、奴工劳动。强迫我与其他劳教人员进行每天十四至十五小时的超长时间劳动，劳动内容是用砂纸摩牛（一种牛的艺术品），拉灯管等。后来改用每天一边洗脑，一边劳动。

2、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利用打架斗殴、吸毒、诈骗违法犯罪劳教人员，监视我的一言一行以及我的思想，稍不留意，就有劳教加期与打骂的危险。

3、剥夺我的信仰自由。我的一言一行与思想都被监控，不准我炼功，不准看守所有大法书籍，不准谈论大法真相。每周要进行一次所谓的“安检”，查遍所有角落，看看是否藏有有关大法的片言只语。否则，就有被拖打、捆绑、加期、关小号的危险。强制我观看抹黑法轮功的电视；强制洗脑，强制学习骗人的书籍；强制按上级的要求写什么欺世的谎言——“三书”，即“悔过书”、“转化书”、“揭批书”和思想汇报。

4、随意践踏我的人权，不“转化”不准家人接见，不准与家人互相通信，与家人接见、写信要受到监听和拆看。

二零零三年，劳教结束，我被江泽民魔爪操控的一套政法公安系统，为我开辟了第二个劳教所，即“监外劳教所”。一直让迫害延续到今天，使我和家人的身心受到严重的创伤和扭曲，严重的干扰了我的正常工作与生活。

十六年来，在江泽民魔爪操控下县六一零、县公安局，县教育局、镇政府、镇派出所、单位领导非法限制与监控我的言行和人身自由，任意剥夺我的人身权利。他们无理撤销我的校长职务；强迫我写上班申请书；扣除我四个月的工资；剥夺我上课的权利、担当班主任的权利（可现实中，我屡次被评为镇优秀班主任和优秀教师）；在单位私设专门监控我的综治办和责任人。

常年遭监控、骚扰

我在该套迫害系统之下，我在人身监控、电话监控、电话骚扰以及恐吓、追查、质问之下度日，我不能有申诉，不能有辩护，完全剥夺了我作为公民的一切权利。

特别在他们所谓的“敏感日”，我随时都有被扣帽子、打棍子的危险。下面仅举两个实例。

二零零四年四月，听说崇仁某地有人传大法真相资料，相山派出所警察王某等两人驱车赶到我单位。下课了，我被校长叫到办公室。两个警察气势汹汹，对我非法提审和恐吓，逼问是不是我干的，我告诉他们说话要有证据，你们这是严重地侵犯人权。可他们摔着车门，对我进行了一番恐吓，然后驱车回所。之后，我得到的是校长对我的一顿唾骂；得到的是派出所命令校长二十四小时监控我，包括我吃饭、上厕所都不能放过！

二零零八年八月“奥运”期间，即他们认为的“敏感日”，警察发现我县有人发放大法真相资料，县六一零、县公安驱车到我单位对我进行秘密调查；县教委、镇政府、镇派出所、单位领导也上纲上线，私下在相山镇对我两个亲戚恐吓和调查，其目的是针对我。这样，我的亲戚都受到了牵连，他们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亲友都不敢靠近我。

当然，对我的伤害就更严重了。他们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控我，便衣警车时时在离我家二、三十米的地方逗留。每隔几分钟，都有便衣警车在我的房前走来走去；镇政府、居委会、单位领导一行四、五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的房前屋后转来转去；晚上子时，还有人拿着手电对我的房子晃来晃去。当时只要我走到哪里，就会马上被人盯梢。而且，大白天，警察还携带四、五个人直接闯进我私宅，进行恐吓和质问。这样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最后他们扬长而去，不了了之。

信仰是普世公认的最基本人权，并成为国际人权法律的一项基本准则。任何迫害信仰自由的行为都是反人道并违背国际法准则的。今天，我控告元凶，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从它的魔爪中解救出来，从罪恶的灵魂中解脱出来。这是我的夙愿，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