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时的“公安六条”

文革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对中国民众的迫害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为推动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共有六条，所以又被称为《公安六条》。这六条可谓包罗万象，中央文革小组要想打击谁，打击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打击，全部都在公安六条包括的范围之内。例如第五条中的“散布反动言论”，就等于将民众的言论完全封杀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就因为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被打成反革命了。

“公安六条”第六条除了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其他中共打击的人之外，连他们的家属也包括在内。不准他们外出，连正常的走动，都会被认为搞串联。这样的限制实质等同于软禁。

文革中，中共党徒在执行这些邪恶的政策时，都是宁左勿右，也就是说，执行起来只能比“公安六条”更严厉，“公安六条”在实际执行中被成倍扩大化。例如对于第二条的规定，保证不受到攻击的人扩展到了各级当权者。而且适用情节也没有什么限制了，完全成了当权者打击他人的工具，当权者想要打击谁，谁就会被打击。你和他顶个嘴，就会被视为对抗组织，就是现行反革命。

“公安六条”第四条指的打击对象有二十一种人。当时的红卫兵据此就把这类人赶出了城市，全国多达四十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这一规定也支持了在此之前红卫兵的任意杀人行为，于是就有了全国各地惨剧的发生。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发生了一连串集体屠杀，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公安六条”。当时是无中生有的将这“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定性为“黑杀队”，对他们一律格杀勿论。

“公安六条”明确指出，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是为保障无产阶级革命秩序而对敌人进行的专政。文革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几乎都是在这个规定的指导下发生的。

二、迫害法轮功的四条密令

当中国对外开放多年以后，表面上看中共不可能那样明目张胆的屠杀它认定的敌人了，可是并不等于它就停止了屠杀。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江泽民曾亲自下达了一个十分阴毒的密令。

迫害法轮功之初，江泽民和罗干进行过一次秘密谈话。江泽民谈话的要点是：一、对他们要狠点，特别是上访、发真相什么的，抓住就打……往死里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二、在这个问题上，只要能压制住，可以不择一切手段，不受任何约束，整死了人，不负责任。不信我就治不了他法轮功；三、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四、一般不发红头文件，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署名，一概说是“中央批示”！

罗干带着江泽民的这四点指示到各地口头传达。罗干一圈转下来后，全国各地对法轮功的迫害骤然升级。罗干为了将迫害恶毒的推行下去，非常高调的说出这四点指示是江泽民所说。江泽民的口头密令被原封不动的传达到了中共的各级权力机构。

江泽民的这四点密令十分恶毒。可是中共恶徒在实际执行中，远远不是将人打死那么简单。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中共恶徒无所不用其极，使用和创造的酷刑达数百种，比如严寒的冬天将人埋在雪中；电击心脏、乳房、口腔、眼睛；将拖把杆插入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阴道中；把人的双腿强力劈开；连续数月不让人睡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更有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不施麻药摘取了器官；甚至将还活着的法轮功学员直接火化……

江泽民的这四条密令，第一条说的是迫害手段，“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比不择手段还恶毒。第二条是规避法律的，明确告诉其党徒针对法轮功的任何行为不受法律约束。第三条是其密令的总纲，要求在舆论上对法轮功进行抹黑，从生活上断绝法轮功学员的经济来源，从身体上消灭。第四条是江泽民一伙逃避罪责的。

这四点密令违宪违法，中共恶徒在执行中还叫嚣：对法轮功就是不讲法律。中共打着法律的幌子，搞的所谓庭审，只不过是欺骗各界，把法律变成迫害的工具。中共故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审判，目的就是要将法轮功学员绑架到监狱后，再进行迫害。

从“公安六条”到“四点密令”，中共的罪恶是一脉相承的，可是江泽民使用的手段却更加隐蔽、更加恶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