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钟冬梅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事实：

苦难生命

我在得法前，我们家是非常贫困的四处有借款的农民，一九九二年因为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又四处借钱。所以丈夫拼命挣钱想努力还欠款，可是他由于过分劳累病倒了。什么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腰肌劳损、坐股神经痛、腰间盘突出等，使他瘫痪了很长时间。我为他四处求医，跪爬求助，还是没有起色……我忙里忙外，一个人种好几亩地，上有老下有小，还得照顾我那病重的丈夫。

可时间一长我累倒了，病的也像瘫痪症状似的，躺下不能动弹，全身不听使唤。全身风湿性神经痛、长期性胃病、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病、综合性精神衰弱，综合性官能症神经疼，身上好几处都长有骨瘤，再加上生育和做绝育时的后遗症、气管炎等等，全身末梢神经都非常痛。常常疼得昏死过去，常常吓得我们全家抱在一起痛哭，几经求医问诊，医生都说：“这个人废了，没救了。就算华陀在世，也难救啊！”还怪我丈夫没有早些给我就医，可苦了我那幼小的一双儿女，大的四岁，小的才刚出生不久。

我被病魔煎熬了近一年，全家人痛苦难耐，四处求援，却四处碰壁，没人肯帮我们，借钱给我们，都怕我们还不起。即使这样，我们当地政府的基层机关干部还照样收我们的这个税、那个税，而且不管我家人的死活，强逼我们不能少交一分钱……

大法救命

一九九七年的七月底，虽然是三伏天我却还盖着厚被子等死，可怜的小儿子见此，给找来了大法书，我一看是师尊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无私无我真正的好人，一个造福于人类造福于社会的人。从此我努力按照师尊说的“真、善、忍’去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也按照师尊的书学炼功，虽然我站立不起来，可在孩子们的帮助下我背靠墙，右腰侧斜靠在炕沿上，双腿颤抖着吃力的炼起了第二套功法来，虽然时间很短可我感觉很舒服。没想到三天后我的病不翼而飞了。这真是幸得师尊救度，把我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作为法轮功修炼者，从此我变了，我变得更善良、更加宽容、更加真诚，变得更愿意帮助别人，教育孩子也更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对他们好了。

丈夫见我身体很健康，像没生过病似的，非常高兴。我把师尊教我们怎么样做好人等等告诉他，他说“我再也不做坏事了，我也要学做好人。”两个孩子也从此变了，也不再怨天恨地了，还乐意助人、帮助老人。为此我们全家身体健康，十八年来，从没有沾过一粒药片。

我们用健康的身体服务于社会：怕路人行路不方便，把路上的乱石头、树枝、玻璃片捡开，洼的地方填平；常常拾得钱，不管是多少都如数还给失主；买东西，有多找给我钱的，我都善意的告诉他，并如数退还；有一次，我的两个孩子在一个酒店门口拾得一个钱包，里面有好几千元现金，还有两个银行卡、身份证和学生证，和一些个人资料，我们毫不犹豫的找到失主电话，给他打电话，把失主的一切东西如数还给失主；善待街坊四邻，朋友，也从不和他们斤斤计较了；过去恨世忌人的心没了；我的思想观念也转变了，变得更加明白做人的不易了，也更珍惜世上的人了，常常因看到他们的苦而心疼得流泪；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人人都能幸福生活……等等等等，我只想用自己身心健康后的一切行为告诉人们：“我得真善忍宇宙大法了，能用健康的身心服务于社会。大法的美好会照亮人们的心灵的！”

从此，我们家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还还清了几年来看病借的债。

突遭迫害

正当我们沐浴在这宇宙大法给予的美好幸福中的时候，集古今中外最愚蠢、凶暴、残忍于一身的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动用其邪党的宣传机器：电视、报纸、广播等满口胡言欺骗各国人民，诋毁法轮功，诬蔑我们的师尊，迫害大法弟子。情节十分严重，尤其是伪造“1400例”、言语攻击我们慈悲伟大的恩师。

当我听CCTV说是中央领导下令，不许人们炼法轮功等等的一些话，我觉得是他们不了解我们，不能让这那些还不了解真相的人们听信这些诽谤大法师父的谎言。我们大法弟子才是亲身体验的受益者，我想把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明白法轮功真相后，不再诬蔑恩师，不再诋毁大法、不再迫害大法弟子；给我们一个合法修炼的环境。

“七·二零”，我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被天安门广场警察非法抓捕我们到当地派出所。当时还有其他各地大法弟子。他们欺骗我们说有什么事就写信给信访局，要我们留下姓名和地址。让我们写自己的心里话给信访局。写完后，就一一的把我们交给了当各地县公安局。在天安门派出所期间，我亲眼目睹了警察打人，还把一些敢说真话的法轮功学员拖出去拳打脚踢，主要攻击学员的胸部、背部、腹部，样子凶残恶毒。当我们齐喊：“不许打人！”后才稍有收敛。

很快我被河北省定兴县公安局接回当地，“接见”我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副局长。当时，我还没见到人，就被一阵拳打脚踢，他们猛烈的攻击我的头部、耳部、眼睛和脸等，直至我昏死过去。在我意志还不清醒时，又逼问我的姓名和住址、为什么去北京等等。

当我清醒时，就告诉他们：“我去北京就是想告诉国家领导人，法轮大法有多好：他教人向善；使人人身心健康，道德提高，对人民、对国家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我就是大法的亲身体验者，希望中国的领导能耐心的听听我们的真言和心声”。

到了深夜两点左右的时候，他们强行非法把我关押到了定兴县拘留所。我把真相告诉拘留所的所长。所长摇摇头叹声说道：“现在公安这样做都是违法的，将来他们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中央领导这样做又像当年文革，最后倒霉被制裁的还是我们这些执法人员”。这是第一次被非法关押，被敲诈了380多元。

非法关押 　暴力折磨

一九九九年九月初我第二次进京，被乡政府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劫持到乡政府。路途中，他们不停的打我们耳光，还把我们身上仅有的随身物品和三百多元钱抢劫一空。 到乡政府时，硬把我们拖下车，强逼我们跪下。一群恶人（乡政府官员）此时还对我们拳脚相加。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之事，始终没有跪下。他们十几个人就凶狠的用脚踹我的脚踝和小腿。当时，就听到“喀嚓”一声，再看我的脚，踝骨处已经断开了，骨头都扎出来，清晰可见。当时我无法站立，他们才收手。他们看此景，也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后来我炼功炼好了。可是为此至今我走路都一高一低的，不能干重活，不能长立。）却又把我拖到一间屋子里审讯、立案。

酷刑演示：拳打脚踢

后我被劫持到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我绝食抵抗，在绝食的第五天，又被绑架到洗脑班。这样来回在拘留所与定兴一个旧武装部之间共三次。

第四次他们依然把我从旧武装部洗脑班绑架到拘留所，我依然绝食要求无条件释放我，到第27天深夜，我已经奄奄一息了，“六一零”指示拘留所伙同武警部队的许多人来拘留所砸门，就像无耻下流的土匪一样，凶恶的强迫硬把我拉到看守所，不管我的衣服裤子被拉破拉掉。接着乡政府的“六一零”绑架到乡里继续对我迫害。在乡里“六一零”政法委副书记段平德、房利民见我这样，栽赃的说是我想死。找来家属给我灌食，遭到我拒绝后，就说输液，在确认输不进去液，就向我们的每位家属勒索两千元，才放我们。家里没有钱，拿不出来，他们见我只剩一口气了，又怕我死在乡里，担责任。就逼我家属给他们打两千元欠条，才让家人把我接回家。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八日，正是秋收季节，我与丈夫正忙着在园子摘花生，累到凌晨三点才躺下休息。刚躺下，就被闯入家中的乡里“六一零”政法委书记、乡镇司法所所长赵常亮等绑架到乡政府会议室。

我们全乡近六十名男女老少大法弟子，都被非法关押在一间乡政府会议室，大家都善念给他们讲真相。我们被一个一个的叫进司法所办公室（专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去讲真相，每个大法弟子进去都给他们讲，可他们不仅不听，还把大法弟子们一个个用手铐从背部反铐起来，或是把两手分开分别铐在两个床架上。接着，就是一顿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打。他们还用一种七根以上一米长的电线拧成的麻花鞭、军棍，橡胶棍等凶狠的抽打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们被打的遍体鳞伤，大法弟子们回来时一个个都脸歪嘴斜，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看到这些，我想把我修炼法轮后受益的亲身经历给他们说说，却被打手王华叫去乡政府司法所办公室（专迫害毒打大法弟子的地方）给他们讲。我刚一进门，司法所所长赵常亮与政法委书记任金田、打手王华、耿长军、房利民、许言等一群打手就对我凶狠的拳打脚踢、打耳光，打累了，就用手铐把我反背铐起来罚站，还逼我骂师父。我不配合，他们就用几根电线扭成麻花状的鞭子、橡胶棍、狼牙棒、军棍抽打、同时“六一零”政法委书记任金田用酒瓶子凶狠的猛砸我的双脚的踝骨内外，累了就用烟头烫我嘴唇，烫我被反背铐起来的手背，很长时间。他们累得动不了了才罢手。

还有一次，政法委书记任金田在乡政府会议室（关押我们的地方），拿着诽谤师父和大法的书和报纸念。念完后，同乡政府官员和司法所的打手们逼迫学员们骂师父。还咆哮的大喊：“不骂的就到院子里挨他们打去！”然后就象一群邪魔疯狂的笑着，却带着的讥讽的声音。然后，他们把一个个学员拉上台去逼迫骂师父，不服从的又拉出去用军棍、竹棍、皮鞭和七根电线拧成的麻花鞭等抽打大法弟子。

我看到这情景，昂首起身，想制止住这一恶劣行为，没等我开口，以任金田为首的三四十个彪形大汉（“六一零”的），一帮打手蜂拥而至一脚把我踢翻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凶狠的踢踩在我身上，同时用棍棒、皮鞭、胶皮棒一齐打我全身。我顿时不省人事，这时前任乡长张伟星要报复我去北京他被辞职，凶狠的抓起我的头发，拼命的向墙菱角上撞，直到我昏厥三次，又换两个拳头，疯狂地猛击打我两耳和整个头部，直到累了才罢手。之后我两耳出血失聪，昏昏懵懵好长一段时间，后来炼功好了很多，直到如今双耳听觉也不是很好 。

就是这样，这一帮打手仍旧天天晚上逼迫我们骂师父，不骂就天天挨打并且不许吃饭，不许喝水，不许大小便，不许睡觉。白天还强迫干重活。如：白天强迫到地里干重体力的农活，除草扛玉米秸和搬砖铺地等等。晚上，专找茬羞辱或用棍棒皮鞭、橡胶棍，军棍和七根以上的电线拧成的麻花鞭抽打大法弟子。深夜12点以后，也不让休息。常常把我们折磨到深夜两三点。

我们看到洗脑班侮辱、戏耍年轻的女学员。如：强迫女学员洗衣服，连内裤都有，强迫女学员晚上给他们揉腿；共产邪党干部，白天当着其他大法弟子就调戏女大法弟子，晚上他将一个女大法弟子打昏，单独拖到司法所长住的屋子里关了好几天。

二十多天过后，家属刚秋收完就来看望我们，看我们打成那样，瘦成皮包骨。怕再下去命都会没了，只好找村支书帮忙保我出来。恶人威逼说：“上北京的拿六、七千元钱，没去北京的最少也得五、六千元钱，五十多人一个也不落。”家中实在没有，后来在村支书（我堂兄）帮助下再三的说好话求他，才被勒索五百元才让回家。在这非法关押期间我们身体，精神都受尽残酷摧残。回家第二天还强迫交一百六十元，说是订阅《保定日报》，一份是160元，有的甚至叫订两份，可是到现在谁也没见到一份报。

从此，县“六一零”政法委书记等人，到乡“六一零”政法委书记等人，经常到我们来家骚扰。乡“六一零”政法委副书记任金田凌驾于乡政府之上，指派乡政府的官员监管各村大法弟子，并指使乡干部房利民监视我，和监管我村其他大法弟子，同时用两百元钱一个月，雇我村一女的孙逸仙（化名）邻居暗中盯梢：举报一次两百到六百不等；见到我和其他大法弟子见面，举报一次两千。她说她不接，那些邪恶之徒还会找别人，所以她接下来了。还说让我出门注意点，别叫他们暗算了。

从那以后，房利民经常来骚扰我们，所谓敏感日更是天天骚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