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学敏女士的先生张文德，原系齐齐哈尔市检察院一名处长，患有脑出血后遗症等其它疾病，面对崔女士多次在家被野蛮绑架，他承受不了这无耻的虐待，病情不断加重。二零零七年大年初十晚六点，青云街派出所三名警察闯入家中，崔学敏被他们强行抬下楼。从那开始他的精神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于二零零七年六月去世。

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发生后，崔学敏女士遭非法拘禁、强制洗脑。在二零零零年七月被劫持到齐齐哈尔市双合劳教所，为期三年。以下是崔学敏女士在控告书提及遭迫害的一些经历。

遭劳教所小号酷刑

二零零零年八月到二零零一年五月，我被关在劳教所的小号长达九个月时间。小号是废弃多年的鸡舍，因我炼功、背法，被关禁闭近一个月。禁闭室是宽一米，长一米五大小的黑屋。地上铺的是木板，在木板上有一个铁环，我坐在木板上，双手背铐在串在铁环上的手铐里，直不起腰，伸不开腿，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就这样坐着，每天放便二、三次，上完立即扣上，吃饭都不给打开，是普教人员喂饭。一个星期后我的双臂肿胀的很粗，手肿得象馒头一样，换大号手铐都刹到肉里去，双臂痛得撕心裂肺。八月天气很热，而禁闭室的门关着，黑黑的闷热得我浑身的汗象水洗了一样，因不许洗漱，身体气味难闻。半个月一天洪正权所长带着队长王岩等几人到禁闭室门口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炼。洪说：那就铐着，就走了。还有一次李威杰教育科长带了几个转化人员对我说教，我与其论理，也就是两、三分钟的时间，李就把那几个说教的人带走了。等我被放出来后双手很长时间不听使唤，臀部被磨出厚厚的茧子，半年才恢复正常。

小号的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是常事，暴打，上大挂等，经常安检（抢经文）。

中共酷刑示意图：上大挂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天，我们围坐着学法，杨颖手里拿一个纸条给我们念，被新来的小警察发现，闯进来就抢。我们索要她不给，年龄最小的许金凤带着哭腔大喊：那是法啊！我们监室五人集体绝食抗议。队长付双艳和陈大夫， 李大夫用灌牲口的鼻饲管给我们灌食，每次灌完食，我都是眼睛充血，鼻子流血不止。

两次遭到单关严管

二零零一年大年后我所在的二大队，把我们十八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关在一间约二十多平米的房间里，一半地方摆上书桌，每天早八点半到晚四点半由警察看着强制我们糊药盒。室内拥挤不堪，洗漱也在室内，我们的饮水桶，饭桶，浆糊桶，垃圾桶和便桶五桶并排摆放在靠门的墙边，室内气味难闻。我多次找队长王岩和白所长谈话，要求改善生存条件，撤出书桌。遭到隔离关押，我被单关，而且被副队长赵丽娟两次铐在床头上。当我与队长王岩理论时她说：虽然你不说话，可你的一个眼神就能影响其他人。白所长说：这是对你的照顾，你住的是高间。

二零零一年六月我又被单关严管，由两个犯人和三个转化人员看着。二大队副队长赵丽娟下令不准转化人员与我说话，而且是一个星期换一次人。

野蛮灌食和药物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一次绝食，劳教所陈大夫在食物里加了药，灌食后，我处于二十四小时瞪大眼睛不能入睡，而后身心疲惫。

二零零一年十月开始，被超期关押十个月的法轮功学员陆续获释，到十二月时，一九九九年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就剩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是唯一的三年期限，而且还加期一年，一共是四年。面对非法关押，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我于二零零二年一月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条件释放，遭到野蛮灌食和药物迫害，长达五个半月。每天两次灌食，头一个星期，强行灌食都由护卫队的几个男警察按着，大夫插管有时要反复几次，几乎每次灌食后都是鼻孔流血。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一个多月后，每天要点四大瓶药水，由犯人轮流看着。尤其是陈大夫每次灌食都是浓浓的咸盐水似的淡奶粉，使得我口干得张不开嘴。一次星期天她值班到监室给我灌食，因冲的奶太热，放在桌子上凉着，大约五分钟后，她让犯人历桂英摸摸热不热，回答热。摸了两次后她不耐烦的要历桂英（大兴安岭的犯人）尝尝，她喝了一口，半天没咽。过后她告诉我：那个奶比我家腌咸菜的咸盐水还要咸。她看我极度痛苦的状态，甚为同情，每天她是多次左手端着脸盆，右手拿着一杯凉水劝我漱口。一天她非抢着给我洗衣服，被陈大夫发现了，于是她大叫大喊的训斥历桂英：你到劳教所干啥来了？还想在劳教所找个妈呀？六月初一天又是陈大夫值班，灌完食后，我开始腹泻，大约五次我就脱水昏迷了。身体瘫软无力，气短，天旋地转，身体动弹不得。就这样一个星期后，于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回家。当时我已是满头白发，皮包骨头，已经脱像了。当时亲人看到我时是失声大哭，就连看管我的小警察都在抹眼睛。我也记不清是哪位小警察走到我身边关照的说：怎么要绝食哪，看你……

遭曙光派出所绑架、搜查和酷刑

二零零五年五月，我被迫流离失所五个月后回到齐市，居住在建华区西园小区沈子力家（租用）。二零零六年五月被齐市铁峰区曙光派出所绑架，两天后被非法抄家，抢走了所有的资料和物品，包括电脑、两台打印机、塑封机、切刀、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等，还有许多耗材。我被关在所长初春办公室坐铁椅子，就是双脚铐住，两手伸进椅背的两个圆孔中，再用手铐铐住，整个身体不能动弹，背铐时间长了双臂剧烈疼痛，就这样我被铐了四天四夜。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铁椅子

每天都换警察看守，而每次都是重复一样的动作与程序。看管警察坐在我对面，翘着二郎腿，右脚蹬着我的膝盖，凶巴巴的看着我，说一些诽谤的话。参与人中最凶恶的就是警长盛涛。就这样公式似的重复四天后将我送齐市铁路看守所。一个月后送回齐市看守所。到齐市看守所的第四天，我身体出现不适，经检查确认是心脏病，甲肝和没有血压。开始我还能自己上厕所，后来医务室的刘护士以给我打针为由在我手和胳膊上乱扎，还说自己完成任务了。一天当她给我打了升压针后，我就起不来了，头晕得厉害，心跳加快，气短，身体松软无力，陷入了死亡状态。在齐市第二医院抢救，一个星期后回家。

长年被公安扣押身份证 被单位除名

自从我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进京，一星期后被齐市龙沙分局局长李政，片警王学接回，身份证就被非法扣押在公安手里，甚至二零零四年我在与单位或哈尔滨省行索要退休金时，去彩虹派出所索要身份证，派出所所长王晓峰蛮横不给，并大叫随时再送我劳教。片警刘明说：不能给你身份证，如果你上北京，所长的宝座就泡汤了，十多万的钱就白花了。后来换了所长办第二代身份证时同样。一次姓郭的片警要我办身份证的，原因是因为照片不清。我明确的说：身份证是证明我身份的，放在你们手里算什么？他二话没说就走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八日进京，于十月十一日被齐市农行铁峰支行除名，当时行长是李永军。我被单位除名这个决定，从来没有人通知我和我的家人。我是二零零零年八月份是劳教所的警察告诉我的。

我于二零零四年七月至十月向齐市农行，铁峰支行索要退休金期间，行领导互相推诿，不予办理。当时市行行长孙宪臣，人事科长孙洪斌，支行行长韩雪松。于是我于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三日向齐市劳动仲裁委员会起诉，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刘处长受理了此案。一个星期就将起诉书送达到铁峰支行，准备开庭。

在十月二十一日早九点，我接到刘处长电话约我到他单位，我去后看到刘处长脸色很不好，在场的还有孙力仁和付佳民副处长。刘处长对我说：我和市610的李志强吵了一架，他让我撤诉，因为你是市法轮功站长，对法轮功没有认识。我说我不管她是炼什么的，只要是不符合《劳动法》的，我就纠正，我就是干这个的。后来市委书记杨信给劳动局局长施压，才不得不撤诉。他还破例将叁佰玖拾元的诉讼费还给我。

我老伴去世后，我的生活费就是在齐市检察院领取的四百五十元遗属补助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