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雪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场由江泽民集团发起的疯狂镇压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运用暴力手段威胁国内的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强制停止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响材料，禁止法轮功学员在户外合法炼功。并用谎言把这场迫害推广到全世界，毒害了数以万计善良的民众，使大多数不了解真相的人站在了“真、善、忍”的对立面，导致世界范围内尤其国内道德体制的下滑，从而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至今已无法解决。唯有真正深刻的审视这场运动，还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清白，还法轮功学员以自由的信仰环境，才能真正解决乱象，还世界以清明。

我们家是受这场浩劫影响的千千万万家庭的缩影，在此主要阐述我在这场浩劫中的遭遇，希望能引起人们正义和良知的关注，恳请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我从记事起，就大病小病不断，住院吃药如同家常便饭，给父母亲增加了无数负担。姥姥曾经说，她养了六个孩子，也比不上我这一个难养。父母亲也因为工作家庭住房的多重压力，年纪轻轻就一身病。母亲当时患有肩周炎、关节炎、咽炎、肠胃病、心肌炎，父亲有胆囊炎、腰椎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日子苦不堪言。甚至在一九九六年，母亲就住进医院，但无济于事，于是放弃住院，在家里等着生命尽头的到来，那时的我才刚刚踏入小学。

就在母亲苦苦挣扎的时候，经人推荐，看到了《转法轮》（法轮功主要著作，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她全身的疾病完全康复，现在五十多岁的人，比同龄人身体好太多。而且整个精神性格也越来越好，很少用强制的方式来教育我了，我犯错就耐心的给我讲道理，逐渐向慈母靠拢。看到母亲身心的巨大变化，我和父亲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身体恢复健康，我的学习和父亲的工作效率也是直线上升，全家其乐融融。

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这场迫害就开始了。我在这十六年的迫害中，受到了方方面面的伤害。未成年之前，对我长辈的迫害导致我学业受到影响，生活质量严重降低，心理也留下了迫害的阴影，身体也受到影响。工作后，曾两次对我非法抓捕并非法囚禁，也对我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也影响了我的工作和前途。与此同时，对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而亲人朋友也不同程度的受到身体和精神的摧残，对我通讯工具的监听也影响了我们的及时沟通。

以下是按时间顺序陈述的遭受迫害的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随母亲去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被寿光公安局非法扣留，并于当日送到潍坊高新区新城街办地下室非法关押一晚。

二零零零年元旦前，抱着为大法说公道话，为母亲鸣不白之冤的心态，父亲和我又来到北京，被潍坊驻京办事处非法关押三天左右。

二零零零年七月，父亲因不放弃信仰，被非法劳教三年，我和两位姑姑去山东省王村劳教所看望他时，在没出示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非法剥夺了我见父亲的权利。

二零零零年十月，母亲从潍坊奎文拘留所无罪释放后，学校二十四小时派人轮流在我家楼下非法监视，母亲被迫流离失所。由于我在母亲学校就读，校长周英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不管我是否在上课，只要是准备迫害我母亲，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威胁我同意他们的计策。期间，学校组织学生在说大法不好的条幅上签字，我没去，班主任刘春慧气急败坏的上来质问我，说校长盯着大伙看，结果没看到我。再后来，校长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强行让我同意把自己当作人质，把母亲骗出来。当时的我，在长期畸形的氛围中心理承受到了极限，在校长的淫威下，同意了她的说辞。值得庆幸的是，母亲并没有上当，我在当人质的第二天，就在伯父的正义力争中，回了家。

二零零一年正月二十左右晚上十点半，母亲在送客人出门之际，被学校老师杨国华、陈耀磊、石琛、管大勇等二十多人从家中抬出去。这是在奎文教育局副局长宋志超，校长周英的指挥下密谋的，当时已经蹲坑四天了。我除了眼睁睁的看着母亲为做好人被抬出去，而无能为力，心里难过极了。

二零零二年冬天，姥姥在为母亲的担心中离世。

二零零五年三月六日，潍坊国保伙同奎文国保非法抓捕了母亲，并于第二天非法搜查我们的住宅，并绑架了父亲，当时我还有不到三个月中考。之后他们又给我所在学校施压，班主任老师姜铃燕多次找我谈话，后被我拒绝，告诉她这是助纣为虐。期间公安还多次到学校，有一次翻学习成绩单，发现我在近五次大考中都是级部前一百，当时不了了之。后来又把我的作文本要去，要找所谓的证据。我一边忙着紧张的学业，一边应付班主任的谈话，回家还要面对空荡荡的家，心理压力极大。后来虽然顺利考入山东省潍坊市第一中学，但还是没考出平时应有的水平。

二零零五年四月，母亲被潍坊市国保及奎文国保把她送到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王村），非法劳教三年。这导致我在学业最沉重的高中阶段有两年没有母亲的鼓励和关心。

二零零七年九月，在我母亲从劳教所出来不到两个月，父亲又被山东省昌乐县国保伙同潍坊高新区国保非法抓捕。我回家时碰到他们在抄家，当时我还有不到一年高考。

二零一零年的深秋，父亲被潍坊市高新区国保，母亲被潍坊市奎文区国保，在他们上班途中，非法抓捕，并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黑监狱）。我当时还有一个月左右就要进行大三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并且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南。当时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述，告诉给我电话的姑姑说，要回家要人。姑姑坚决反对，说公安威胁她说我要回来，就把我也抓起来。（当时并不知道两个姑姑也被潍坊市国保非法提审了十个小时左右，就因为他们在我们家找不到所谓的证据，姑姑有家里的钥匙，他们就说姑姑转移了。逼姑姑交出来，姑姑说不知情，他们就威胁恐吓，给姑姑两家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后听说舅舅和舅妈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听到姑姑如此说，我就瞒着她，向班主任请假。因在大学几年都是三好学生，老师对我很放心，很同情的帮我请了假。

回家后，我前三天独自去父母单位找领导，要求他们以单位的身份出面要人。他们看到我都回来了，就配合我打电话问，结果都不确定。后面，姑姑和姑父陪我去非法关押父母的洗脑班要人，结果不但在没出示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不让见，一男警察还把我拽到一边威胁我：是不是你把这事上的网（法轮大法明慧网，海外独立的网站，有揭露中国国内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的报道）？要是你再来就把你如何如何……总之就是不让家人见（他们在里面对父母施行酷刑逼供，不敢让家人见，奶奶从老家赶过来也不让见）。后来在多方努力下，在周一晚上无罪释放父母。

接父母时，潍坊高新区国保李仕忠还拿上网的事威胁我。父亲蓬头垢面，身上也泛着异味。母亲则如惊弓之鸟，看到我眼泪就往外溢（事后知道父母被国保强行铐在铁椅子上数十天，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三班倒，从精神到肉体上摧毁她们的意志）。我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带着他们回家。那次的迫害导致我在期末考试挂了一科，这是四年学业中唯一的一次。

二零一三年七月，我托中介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留学签证，遭到拒签，理由是家庭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我的学费。我父母都是很勤劳节俭的人，如果没有这场迫害以他们这些年的收入不至于出现这种结果。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我学雅思英语放学的时候，被两名便衣女警察（潍坊市国保和高新区国保各一名）非法诱骗到潍坊高新区北海路派出所的地下室内。然后数个国保警察就对我轮番轰炸，软硬兼施，拿我的前途，父母安危，甚至坐牢威胁我。当时的我真的吓坏了，虽然父母被非法关押数次，但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真的太恐怖了。他们看我不配合，就拿对我动刑再次威胁。听到这我的承受到了极限，再加上几个小时不见天日，更不让通知家人，旁边房间还有铁椅子堂而皇之的在那摆着，我就照他们意思的撒了谎。

谁知，这才刚刚开始，他们接着让我写放弃信仰的妥协书，我深知大法给了我母亲新的生命，不修大法就没有我们的现在。但在巨大的压力下，流着眼泪违心的写了所谓保证书。结果说不行，不诚恳，重新写。又把我非法关在潍坊东明大酒店一房间，说是写的不好就不让回家。

中午姑姑和同事去酒店看我，他们点了一桌子菜，目的是说让姑姑看看没虐待我。看到姑姑来了，我不敢上前，生怕忍不住痛哭失声，让她担心。姑姑走后，警察就千方百计趁我放松警惕时套我话，还说你看我们对你多好。我说，笼子再漂亮也是笼子，这是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是在度假。之前哄骗我说写了就让我回去上课，但后来一次次让我重新写，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为了所谓看我态度配合不配合，让我去指认别人的家门，他们欲图趁其不注意非法入室，绑架那名法轮功学员。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了我对这场毫无人性迫害认识的下限。在我回家时还被非法抄了家，抢走了挂历，光盘，卫星接收器等私人物品。

回家后，我在这次迫害后身体和精神都变得极差，身体非常虚弱，一听别人敲我家的门就害怕，在家中坐立不安，生怕什么时候警察又来抓我，英文雅思学习更是就此中断，至今再也没学过英语。最后直接没法在家中停留，过起了流离失所的生活。由于那名年长的女警察知道姑姑的电话，一直打电话找我，姑姑每次都挡过去了。警察见姑姑不配合，说话越来越歇斯底里，非要让我去见她，要问话，还要给我手机。姑姑说她去拿，警察说不行，非要我本人去。至今未还。那次被非法迫害对我的心灵造成了永久的创伤，直到今天，提起来还泪流满面。在这个国度里，我找不到安全感，找不到做好人的尊严，幸福指数几乎为零。

从上大学的不知道第几年起，我的电话就被国保监控了。经过这次迫害，我和亲朋好友之间再也不敢和从前那么联系了，真的是怕不知什么时候再给他们带来麻烦。由于迫害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心头，挥之不去，所以再也做不到曾经的自然阳光，即使接触亲友时也处处透着拘谨。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六日，潍坊奎文区国保在谷志勇的带领下，在父亲上班途中将其绑架，又于中午非法撬开我的家门，当着我的面把母亲绑架并非法搜查我们的住宅。在没抄到所谓的证据后，让我配合他们找。我拒绝后也被绑架，并于当晚八点左右送到潍坊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十八天。

进看守所后，强行让我在同意被非法拘留的书上签字，强迫我穿囚衣。除了扎头绳是自己的，其余私人物品全都不能带。进去后，进出门要打报告，弯腰进出。且只有提审和离开看守所时可以进出。毫无人身自由，只能在屋内活动，并且站立活动也有时间限制，每天呼吸新鲜空气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且有铁笼子与外界隔开（俗称：放风）；与此同时，强迫我做奴工，坐在高约30cm左右的小板凳上，从吃完饭就开始做奴工，一做就是一天；睡觉也不让关灯；去卫生间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其他时间去要向狱警请示，不同意就不能去（有一次最长时间一小时之内都不让我上厕所）；平时吃有霉点的馒头，有斑点的白萝卜，只能在规定的时间接热水，每次只有300ml左右，很长时间分一次咸菜，牙膏非常稀少，卫生纸极低劣，一人只有一份，其余物品需要用比市场价高好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买回来的还经常是假冒伪劣产品）；只能洗凉水澡；最不能忍受的是被动听其他犯人的污言秽语，实在不堪入耳。

在非法关押我的第三天，我被点名提审。戴着手铐，弯腰低头走出铁笼子监室，只能在规定的走道行走，正常大路不能走，狱警叫停就停，叫走必须走，没有人格，没有尊严，被狱警犹如牲畜般呼来唤去。到了被非法审讯的地方，把我铐在铁椅子上，隔着铁栅栏，两个便衣警察盯着我，如同看一头待宰的羔羊。警察说，信仰我们不反对，关键是配合我们把事说清楚。他们看我不说话，就换了说辞，我们就是对你们进行“思想改造”，还是为了你们好。我哭笑不得，这前后矛盾的逻辑是怎么说出来的，只有一个解释，前面是伪装，用来迷惑人，后面才是真实目的。他们同样搬出父母亲来，威胁恐吓我。僵持了一段时间，一个警察出去了。另一个人说，现在就我了，你想说点什么吗？我说，我没有违法。他就拿传销类比，我想没可比性。他拿出一张延期关押的纸让我签字，我没签，他们没经我同意，继续用所谓的借口把我非法关押。

期间，一次搜身时，狱警让我们把衣服全脱了，只剩下内裤，说是检查危险物品。轮到我的时候，我虽然表面故作镇定，心里却又羞涩又倍感侮辱。即使在宪法里隐私权也是基本人权，但此时我再次被当作非人处理了。监室里冤案也不少，但像我们这种长达十几年的全国性冤案绝无仅有。在里面知道父亲母亲也同时被非法关押，更是心酸。我们在人心不古的社会中，秉守良知，不随波逐流，是这个社会真正的希望。如今却被关在监狱，任人宰割。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民族会走向何方？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奎文国保警察又强行抄家找我的护照，找不到，还强行拉着我去潍坊奎文公安局警务大厅办了护照挂失手续，办完才把我们全家无罪释放。后来得知，从那天起，我被非法限制出境，为期三年。并于同一天非法扣留了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证，至今未还。

二零一五年四月，我准备考天津音乐学院某教授的研究生，该教授得知我修大法后怕受牵连，就找个理由拒绝了。这也是受到江泽民集团对民众的造谣宣传造成的。

检察官和法官，我作为在法轮大法中成长，又伴随着迫害长大的一代人，深感大法的美好，与无理迫害的邪恶。如果不是这么多年李洪志师尊的讲法教育着我们，当我们面对这场浩劫时是不会有理性的分析与善意的劝诫的。这场江泽民一手发起的迫害已经持续了十六年，使中华大地危机四起，生灵涂炭，道德沦丧，欲望无边，从二零零六年更是曝光出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对大法和大法学员的残酷的迫害是对道义、良知和法制的践踏与蹂躏，为了您和民族的未来，是该停止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