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一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田庆玲医生向最高检察院邮寄诉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今年四十二岁的田庆玲医生坚持修炼法轮功，遭江泽民集团迫害，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送到前进劳教所，遭警察电击折磨，并被迫做超强度的奴工。因为劳教所的迫害，田庆玲患重病，但仍然遭到劳教所的奴役和折磨，直至中共罪恶的劳教制度解体，田庆玲才于二零一三年八月恢复自由。

以下是田庆玲女士在诉状中提供的事实：

本人于一九九五年末喜遇法轮大法，因按真、善、忍做人，不再争强好胜、争名夺利，凡事为他人着想，工作不收红包，兢兢业业，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八日晚十点三十分左右，我下夜班在家休息，哈尔滨市香坊区健康路派出所两个人（具体姓名不详）没出示任何工作证件，在没有搜查令、逮捕令情况下，入室后大肆搜查，将个人的工资卡、书籍、手机、电脑、衣物等私人财物在没有任何相关登记及其它手续的情况下扣押、没收，同时香坊分局的杨守义对本人扇耳光、辱骂等。

然后没有任何明确理由、手续、证明等，本人被戴上手铐带到一派出所（后来得知是健康路派出所），然后被审讯，被强制按指纹（不知警察们写的具体内容情况下），凌晨五时左右被强制送至第二看守所（鸭子圈），直到这时香坊公安分局仍没有出示任何相关法律证明或手续。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日没出示任何工作证件及法律依据被公安人员（不知姓名、不知工作单位）强制送至公安医院采血（体检），然后送至第三看守所。

三天后，两名警察没出示任何工作证件及法律依据、手续的情况下，强制在几张纸上（具体内容不详）按指纹，然后又被戴上手铐，强制上车，具体去哪？去干什么？均不清楚。

不知过了多久，进了一个大门，被带入一个所谓卫生所，强制采血，要求留尿样，我告诉医生我现在没有尿，一个叫王忠梁（后来得知是前进劳教所医院的院长）大吼：没尿打支速尿，这里不讲人性！没有人权！

一个自称王敏队长的人把我们带至另一栋楼，强制被剪掉头发，然后要求写三书（决裂书、悔过书、保证书），当我拒绝后被强制要求蹲位，不知多长时间（因室内没有时钟），我的双脚由麻木已完全失去知觉，王敏队长看我还不写，就拿出电棍，先电击我的两只手背，然后脖子、后背，每次电击都可见蓝色的光，同时让人痛彻心肺，当我还是拒绝写三书，王敏恶狠狠地说：再不写就扒光衣服、浇上冷水之后再电击！扒光衣服对于我这个还是未婚的人来说是莫大的侮辱！这种侮辱比肉身的用痛苦更甚无数倍！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我被迫屈服了，然后强制我每天背监规，不许和法轮功学员说话。强制我做奴活，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六点收工，有时晚上七、八点钟收工。狱警为了省钱不用装卸工，让我们装卸，拉一车都几百袋半成品筷子。挑半成品筷子灰尘特别大，木屑落到身体上，身上起红点并且痒，特别难受，完不成定额，狱警王敏、周立范就逼着拿回号房继续做，不让睡觉，每天不仅要听警察们的辱骂、侮辱，更有被队长称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一个数次因盗窃来到曾经的万家劳教所、前进劳教所的叫王芳的中年妇女在叶云所长、王敏等队长及其他警察支持下每天辱骂、各种方式折磨我们这些因坚持按真、善、忍做人的修炼人。

接着又打彩板，在闷热的夏天里，彩色和木屑落到身体上，起红点、痒、头晕、心闷、身体没劲，劳教所里为了能挣到钱，根本不考虑有没有毒，什么活都要。到晚上进宿舍更让人受不了，宿舍里一共六十四张床位，两边各十六张上下床位，中间有一米多宽的过道。从二零一二年七月份到二零一三年二月份都是七十多人到八十多人，下床两张单人床并一起睡三个人，大小便都在屋里，因被褥潮湿，长时间不让洗澡，冬天洗头、洗脚、洗脸、都是凉水，其他犯人干活好的天天是热水洗。

因长期身体上的过劳、精神上的长期折磨，我突然周身无力，活动后呼吸困难、继则周身麻木、大脑无意识，队长及警察们认为我逃避劳动、装病，故不允许看医生，前进劳教所医院的医生在没给予任何检查的情况下，也给出与队长一致的诊断：没病！

我的病情很快恶化——不能走路！开始时队长让拄着一把椅子往前挪，从干活的车间到住的地方，其他人二～三分钟的路，我要挪二～三小时，而且还要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那些警察让我天黑之后才能从车间往出走，因这时蚊子很多。一个月后椅子也不许用了！

没有办法，我开始像动物一样在地上爬行！这是精神上的侮辱比肉体的痛苦更折磨人，尤其晚上需上楼休息，那些台阶在我眼里太高了，别人都进入梦乡，我才手脚着地爬进去，上床时更困难的事，所用临近床位上是一位上访的老人，偷偷帮我把腿搬上床，被警察看到后大骂，从此后再没人敢帮我。

一次当我爬上床出现濒死的感觉：手脚、身体、大脑都没了，仅有的一点意识似乎却越飘越远，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渐渐恢复意识，身体渐渐有了感觉，这次被刘畅队长发现，从此后不许我洗漱、洗头发，理由是在洗漱过程中我若死掉了谁负责？！也因此不允许上厕所！

在这种情况下王敏队长和盗窃犯王芳强制给我照照片（仅穿文胸、短裤），以侮辱我，同时证明我没有外伤。

经过我父母多次找王亚罗、叶云所长，我被允许送至哈尔滨市第一医院强制手术摘除右侧卵巢的畸胎瘤，手术费用当然都是自费，只允许一个家人照顾，住院期间昼夜有手铐固定在床上，甚至术后那种痛苦情况下，因警察人少不能到医院，故术后第五天我被弄回前进劳教所，然而周身无力、呼吸困难并没有诊断、治疗，术后近一尺长的手术刀口还没愈合，加之周身无力，不能行走，进劳教所院内，我被放在距离住所大门约五十米的地方被扔在地上，在烈日炎炎下，我要在痛苦中一点点爬进大门，然后再爬到二楼！

漫长的路、高高的楼梯、无尽的痛苦……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爬上床，同时发现我的手术刀口开始渗血、疼痛加重……

队长派了一个包夹（因盗窃去那里的）看着我，后来这个包夹看我术后上厕所更困难，她很为难的说：王敏队长不让我帮你，若看见我帮你就要给我加期！由于我们两人白天在寝室，其他人在车间干活，我们两人能按时吃上冷饭就很不错了！喝水、上厕所等要看警察心情。

手术刀口愈合了，就回车间了。我还是无力走路，两只脚都抬不起来，左腿因明显比右腿变细，王亚罗所长再次下令不允许我用轮椅或拐杖等，我又回复术前在地上爬行，不允许出劳教所诊治。

经过我的家人三个月的反复找劳教所的王亚罗、叶云所长，我终于被带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检查，前进劳教所医院的王忠梁院长要求看精神科，并先找精神科医生说的什么不清楚，精神科医生看到我直接开药治疗精神病的两种药物。

回到劳教所立即要求服药，我拒绝服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王忠梁、王敏队长等八、九个人直接把我按在地上，用一个别人用过的鼻饲管强行给我灌药，王忠梁几次也没把鼻饲管插进去，就用拳头对着我左侧太阳穴砸了三下，我顿时头晕、意识模糊，这种治疗精神病的药物强制我服用近二月。

酷刑演示：鼻饲（绘画）

在我炼功两次后，我能站起来，但站不稳，警察们既惊讶，又更加严格看管，不允许我再炼功，一次受台风影响，不仅刮很大的风，还下暴雨，有人送我一张塑料布以遮雨，被警察大骂，我一人艰难的在暴风雨中走了二小时才到车间，周身都湿透了，有好心人偷偷把干衣服放在我的位置上，被警察发现后不仅把那个好心人狠骂了一次，一直让我穿了一整天的湿衣服，晚上回到寝室，我的衣服还没干。

二零一三年五月，霍书平、周慕歧等人强制我们做奴工，不服从则不允许喝水、上厕所，为此我们开始绝食反迫害，警察们让我们在一房间内站一夜，第二天，我被霍书平送进小号（一个大铁笼子里、一个铁椅子，手脚被固定）被强行灌食，灌食后要吐二天大量的鲜血。

无论白天、黑夜不允许睡觉，晚上还要把窗户打开，不仅有蚊子飞进来，还有各种不知名的虫子。白天则把窗户关上，室内潮湿、臭秽不堪。

同时霍书平还让一个因信仰基督教进来的老年女人给我念一些诽谤法轮大法的文章，看我不妥协，就开始用刑，把两只手用手铐吊起来，一会两只手一直到两臂由麻木到无知觉，同时霍书平象疯了一样打耳光，我不知她打了多少下，只见她气喘吁吁的出去休息了……

终于劳教制度解体了，二零一三年八月二日我恢复自由，从始至终，我及家人没有收到哈尔滨市香坊分局及其它部门给予对我从抓捕、至看守所直至劳教所的相关法律手续或文件。

在劳教所中要求我们说自己的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恢复自由的我却因单位不许上班而失业，因此我几次回单位找王跃光书记要求回单位上班，直到二零一四年五月单位终于通知我上班，不但扣二零一二年一月至二零一四年五月期间的工资，还要扣这期间的养老保险金、医保、失业保险金、公积金共计一万四千五百零五元，同时不能正常晋级。

我的父母因我的遭遇承受不了这种巨大打击出现冠心病、心功能衰竭而住院治疗，父母因我在前进劳教所生活不能自理，要求前进劳教所给予应有的诊治，被前进劳教所的警察从楼梯上推下，差点出现生命危险（此事发生不久推他们的警察因大量脑出血住院），妹妹因此出现高血压、心脏神经症、水肿等，现在还在治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