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与刑讯

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下午五时，在牡丹江最繁华的地段：大商牡丹江百货大楼对面，电脑城楼下公共电话亭前，我被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从背后拦腰抱住。从这一刻起一直到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二千五百五十六个漫长而黑暗的日夜，被强加到我的人生中。

我被牡丹江阳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恶警绑架。那个绑架我的壮汉和开车的是牡丹江公安局的教导员（姓名未知），之前刚刚绑架了朱同修。（由于本人高度近视，眼镜被恶警抢走，无法看清他们，因此，很多信息无法更详尽。）

我被绑架到阳明分局国保大队四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我问：凭什么把我带到这里？话音未落，冲上四、五个警察对我拳打脚踢。他们把我的头用力摁到地上，让头和脚合在一起。鼻子被打出血，头昏昏沉沉，腰腿疼痛难忍。

他们又对我强行搜身，抢走我的一千五百元现金、一部手机、传呼机，甚至连眼镜布（鹿皮）也不放过。

酷刑演示：铁椅子

他们用电线将我五花大绑固定在椅子上。他们吃过晚饭，开始对我刑讯逼供。我不配合，他们开始打我。几个恶警轮番上阵。他们用电线抽我的脚趾，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我想我不能动，如果他们发现我的脚怕打，他们会一直打下去。人的脚趾神经很敏感，电线抽打在上面的感觉是很强烈的，象猫咬的似的。我强忍着，一动不动，心里求助师父。痛楚一点一点的加剧，当痛苦达到极限，再打我可能就会躲闪（躲是无处可躲）时，那个恶警突然去打另一只脚。可能恶警看我的脚一动不动，知道我不怕打，所以换另一只脚。当另一只脚痛到极限时，他又换脚。打来打去，他开始抽打我的生殖器。当时我穿着很单薄，我很鄙夷地对他说：我们都是男人。他停下来，想了一下，然后就不打了。

酷刑演示： 野蛮灌食

他们准备了芥末油，但没给我灌。他们打开窗子，东北山区夜里还是很冷，可谓春寒料峭。他们用矿泉水瓶装上凉水，往我的头上浇，凉水从头上慢慢的流下来，衣服湿了，裤子也湿了。冷风一吹，浑身发抖。

他们又打我的头。我是高度近视，他们这样打我很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我出现抽搐状态，他们有点害怕，因为他们没有确定我的身份，他们也不敢太过嚣张。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晚，他们将我投入牡丹江第二看守所。

暴力

五月十一日，星期六，因为我从被绑架开始一直绝食，早饭后，值班恶警刘所长伙同另两个恶警将我带到值班室。一恶警用拳猛击我太阳穴，将我打倒。一阵拳打脚踢，见我不屈服，刘所长气急败坏，咆哮：我要把牡丹江看守所的酷刑都给你用用。他把我带回号房，强制给我灌食。六、七个犯人摁着我，捏住鼻子，用硬物撬开我的牙齿，把矿泉水瓶中装的奶粉和盐混合物向我嘴里倒一些。我拼命挣扎，吐出一部份。

灌完食，刘所长取来手铐、脚镣，将我手和脚从背后用手铐连上，他们称之为：穿（串）。把我扔到铺上走了。我的整个手臂、躯干、脚和腿向后形成环状，每个关节都处于高度紧张，绷紧。疼痛逐渐加剧，躺不了，卧不下，趴着也不行。甚至小便都不给解开，让犯人给接。

中共酷刑示意图：“穿后刑”——将人双手背铐、双膝下跪、双脚戴脚镣，同时将手铐、脚镣用铁丝最短距离串起来

整个上午，我捱着，值班警察过一段时间来问一下，想让我屈服。疼痛是一点点加剧，全身所有的关节都紧绷着，疼痛好似从骨髓中钻出来，每一个细胞都在承受着，没有缓冲余地。最难的是没有期限，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我也不知道我能挺到什么时候。我捱着，坚守着信念，这是我唯一能够坚持的原因。我想起了耶稣，想起了密勒日巴，想起了李洪志师父为度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犯人们静静地看着我，一点声息也没有，很怕响动会增加我的疼痛。好不容易熬到中午，我感觉承受到极限了。

突然，我开始抽搐，号长马上喊值班警察。警察迅速打开号门，抓一把救心丸塞我嘴里，被我吐出。又拿钥匙打开我背后的手铐、脚镣。我的手臂和腿被放下，整个人瘫在那里，不敢动，保持着放开的姿势很长时间，很长时间。

第二天，包房管教谢X涛上班找我谈话，逼我吃饭，我拒绝。他便给我“开管”，即用“小白龙”（白硬塑管）抽打。整个臀部打黑了，肌肉形成硬块，不能坐。

饥饿和劳役

看守所每天两餐，每餐每人一块玉米面发糕（又黑又粗又牙碜），一碗汤（白水加盐，偶尔有几片菜叶）由于长期见不到油水，家里不存钱就天天挨饿。有一天早饭，我看到手中的发糕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绿豆蝇，就在表皮下面，可见厨房的卫生状况。我犹豫了，吃还是不吃，不吃明天可能还会看到令人恶心的绿豆蝇，我把苍蝇的范围抠去，剩下的硬塞进嘴里。那一刻我感到了耻辱。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半年，暴力、恐怖、饥饿、压抑始终笼罩着。

人的心灵被扭曲着。冷漠、变态、极端自私，人与人的关系非常紧张。出卖灵魂、泯灭良知的事经常出现。为一小块食物，朋友间可以大打出手。有一个强奸犯，被饿的皮包骨，整日象个饿狗一样两眼贪婪地盯着别人的食物。一次，一个黑社会成员，让他学狗爬，把食物扔在地上，他便象狗一样用嘴直接到地上叼起来取食。

克扣囚粮，这在看守所是一个很普遍现象。一方面可直接减少其成本，另一方面鼓励被押人员向家里要钱在所里超市消费或订餐，这里的物价比外面要贵出几倍。

看守所还有一个敛财手段：强迫在押人员做奴工。当时是将各种成品筷子包装。看包装是出口日本的各种档次的木质筷子。在押人员人人有任务，拒绝劳役和完不成任务都要遭到暴力迫害。由于长期关押和营养不良，许多人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有的人手长着疥疮，流着脓。那些使用这些筷子品尝美食的食客，殊不知这筷子沾满了血腥。

法庭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牡丹江阳明法院。冬天很冷，我和另一同修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法庭在二楼，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看似庄严的法庭。

法庭摆好了摄像机，旁听席全是公检法和“610”的人员。有几个装作热情的和我打招呼，他们都曾经审过我，或随别人审过我。开庭前检察院来人通知我，我要他通知我家人，他以我家在外地为由拒绝。

对我的陈诉和自我辩护，法官多次打断并不予采纳，甚至在我要求书记员庭审记录改为我的原话时，书记员薛芳暴跳如雷叫嚣：“对你们（指法轮功）就得重判，严判！”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插曲：在看守所有一天，他们来提审，我便随他们走进提审室，很自然的坐在被提审所坐的椅子上。提审我的是阳明分局国保大队长魏某某，他向我介绍：这位是黑龙江省管法轮功的最大官（省610主任），我向他望去，一个胖胖的有四、五十岁的男人坐在那里（我没戴眼镜，所以看不清他的脸）我不以为然。我不会逢迎任何权势，更何况迫害大法的邪恶组织的头子。他暴跳如雷，咆哮着，说对我就要严惩等等。不到半分钟我便被带回去了。

上至国家高级干部，下至基层法院的书记员，他们都认为法律是他们手中随意惩治人、迫害人的工具，国家法院俨然成了江泽民及其追随者它们家的法院。

开庭结果[（2002）阳刑初字第113号]审判长柳冬梅，审判员王伟东，代理审判员贾宏，书记员薛芳。在未通知我家人的情况下开庭，无理判处我七年有期徒刑。

牡丹江中级法院在听我的上诉理由时，无言以对，可最终还是“维持原判”。【（2002）牡刑一终字第66号】审判长崔玉田，审判员王英霞，代理审判员吕毓书记员金艳。

我出生在劳改农场，父亲是监狱当兵看犯人的。小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告诉我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坏人要坐牢。坐牢要遭很多罪的。我们很多小学、中学同学的爸爸就是刑满释放的。那时，不但他们本身受歧视，就连他们的家属孩子也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尽管他们很多人是被冤判的，如：历史反革命，有很多是因为参与了国民党时期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也有的是不放弃对神佛的信仰。我有一个好同学，也是好朋友，他父亲原来是个医生，江苏高邮人，四九年前信奉天主教，被逼放弃改信“三自教会”，不从，结果被判十年。出狱后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生活。一九八三年前后，同学给我来信说他爸“平反”了。我为他祝贺，同时感到悲哀，他爸当时已有五十岁了。

在中共邪党统治下，相似的故事不断的在重复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