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和在控告书中介绍了全家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故事：

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得健康

我曾身患多病，单指这个腰间盘突出就折磨的我没有办法，打针吃药，好不过一两周，有时因为提一桶水或弯一下腰都犯病；到后来就更严重了，走一小段路，两条腿就不听使唤，而且从腰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听医生说这种病叫椎管狭窄，弄不好就得瘫痪，当时也有做手术治疗的，但是我是农民，付不起那么高昂的医疗费。因为干不了活，还得治病，经济更加紧张，大儿子李振兴不得不辍学；身体、精神、经济、家庭，几乎使我陷于绝望之中。

二零零四年春天，我才炼了法轮功，炼功两个多月以后，全身的病就都不治而愈了，以前因为有病，四处求医，附近只要听说是比较好的医生，差不多都看过了。家里大小抽屉里、桌子上哪儿都是药，现在好了，从炼法轮功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已经与药彻底断交十一年了。

通过修炼大法，我的心胸也变的宽容了。说一件小事，比如在我家拆旧房盖新房时，原地方拆，原地方盖，邻居却提出不让留后窗等，若在以前，这是万难接受的，而今我想我是炼功人，应该按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所以没有和邻居争吵，不留窗就不留窗，虽然每年夏季，后间又热又闷，我们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我的老伴周文芳病更多，什么肾绞疼、妇科病、腰椎、颈椎增生等等，炼法轮功后都好了，而且思想道德也提高了，她曾在自家门前没人看见的情况下，拾到五十元钱，她想我炼法轮功了，不是我的钱不能要，她就等着，过了好一会儿，看到李登第的老伴走过来，低着头正在找什么，边走边喃喃自语：“找不着了，谁拾了，还能给呢？！”周文芳就问她：“嫂子，你丢什么了？”她说：“丢钱了！”问：“丢了多少？”她说：“五十块钱。”当时，老伴就给了她了，若不炼法轮功 ，她是做不到的。

后来，大儿子李振兴和二儿子李振宁也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功。为减少篇幅，就不细述了。所以我们根据自己切身经历证明法轮大法好。我曾设想：如果全国再有很多人炼功，光医药费一项，国家会有多大的受益，而人们思想道德的提升后，对国家带来的好处那是无法用价值来计算的；如果大家都按真、善、忍做好人，那么毒米、毒油、毒奶粉等等事件还会如此泛滥吗？江泽民丧失理智的镇压，对国家造成多大的破坏，对人民造成多大的伤害，这也有待于高院认真追查的。

遭村干部威逼、骚扰 全家人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四、五点钟，本村支部书记李同新带领贤台乡人大主席杨宗旗、贤台派出所警察还有一人，突然来到我家强行搜查。我问“你们有搜查证吗？”乡人大主席说：“没有，只是例行检查。”我问：“你们查什么？”答：“查危险品，比如有没有过年买的鞭炮？”我说：“没有。”乡人大主席发怒说：“没有也得查！”

面对村、乡和派出所的警察，我没有办法，这些人所有地方都找到了，没有发现什么，后来乡人大主席拿起一张法轮功师父的法像就走，我问“你拿这干什么？你不是查危险品吗？”当即要回法像，出现僵持，警察命人录像，被我们制止。我带着法像走出家门，这时天已经很黑了，这些人撤走了。

之后，村支部书记李同新告诉我，李振宁（我的二儿子）被关押在贤台派出所。晚饭后，我和大儿子李振兴找到派出所，敲了好长时间的门，也没人开，十一点后，来了两辆汽车，车上都是乡、村和派出所的警察，我们也进去了，我们看到除少数人外，都带着浓烈的酒气，脸色潮红，原来刚从饭店回来。

这时，村支书对我说：“我和贤台派出所说了很多好话，才把李振宁要回来。”又说“贤台派出所给了裕华路派出所一千块钱，还请了裕华路派出所一顿饭。”叫我们交钱。过了一会儿，所长卢洪文又重复说了一遍村支书的话，我难以接受这样的“罚款”，就问了一句“为什么贤台派出所和裕华路派出所还有钱的交易？”所长说“你管不着！”就因为这句话，所长不但扇了李振宁两个嘴巴，还把罚一千改为两千，派出所一方面关押、威胁和强迫李振宁写“保证”，一方面要我们交钱，李振宁的舅舅替交了两千元罚款，扣了电动车，才让李振宁回家。从十二日到十三日两天一夜的非法关押时间内，只给了李振宁一顿饭。

回家之后，李振宁讲出事情经过，十二日上午，他去保定办事，电动车就放在莲池南大街明华电脑城附近，十一点左右该回家了，他去推车，这时突然上来两个人要强行绑架，李振宁质问他们，他们说“先到派出所再说！”李振宁不从，这时又上来好几个人，有架胳膊的、有搬腿的、最阴损的是先解裤腰带，李振宁大喊“你们是土匪流氓！”他们就捂住李振宁的嘴（因为当时大街上人很多。）就这样强行绑架到裕华路派出所。所长拿着两张光盘（原来是派出所的便衣发现电动车车筐里有两张风雨天地行光盘）开始审问：“这是什么？哪儿来的？你要不说实话，扒光了吊起来揍你！”还说：“你小蛋子子，你偷盗抢劫我都不管你，你别沾政治的边儿，你沾政治的边儿，马上劳教你！”还很幼稚的二十二岁的李振宁指责他们违法，并说：“你们抓我，你们得给我赔偿损失！”这个所长说：“好！你不是不服吗！走！”当即把李振宁弄到一间屋里暴打一顿，回到家时，右眼球还有瘀血。

自从李振宁被绑架之后，我们就算标名挂号了，“文化大革命”式的残酷迫害就降临到我们头上了，由于江泽民把法轮功视为阶级敌人，命令全国，严厉打压，所以本村支部书记对我们突然改变了态度，有一次，我们老俩口耪花生时，他在地里威胁数落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没有和他发生口角，即使他说到“你别看你俩小子，哪个也娶不上媳妇！”时我才问了他一句“怎么娶不上媳妇？”他说“我村里不给你开信！”发泄完了才走。其实我们本来是近邻，又是未出五福的弟兄，他这样的做法都是因为受了江泽民集团的煽动而发泄出来的仇恨；往后逐步升级。

七月初，村支部书记带领全村干部来到我家，逼迫我们写“保证”，我们觉得，在花生地里，对我们指责、挖苦，这我们可以忍受，但是叫写保证、不许我们修炼，这是不能接受的。于是我郑重的对他说：“我们炼法轮功，保证不做坏事，你还叫我们保证什么？”由于他受上面的指使，态度强硬，我被逼无奈反问他：“你给我保证什么？你保证不贪污吗？”他无言以对，我也不愿和他闹僵，又缓和下来对他说：“你贪不贪我不管，我不要你什么保证，你也别要我什么保证！”到此谁都再也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干部们走了，出了我家大门后，他发狠说：“你不是硬啊！你等着！”

七月十三日，支部书记又带领全村干部来到我家，进门就厉声说：“北京办奥运，要收你们家户口本、身份证，你要交就交，你要不交，马上就抓你，检察院的车就在大队部门口，你考虑考虑，我们在大队部等你！”说完就走。我明白，这是因为对上次的谈话怀恨在心，故意摆下了这样一个阵势，我们若不交，他好象抓我们有理；我们若去交，正好车就在那儿等着，总之是要把我们抓起来。奥运临近，县、乡都有驻村干部，都受江集团胁迫，都在执行他的命令，所以我们没有地方说理，万般无奈，只好锁上家门，全家出走。

当天我们全家起了一个大早，弄了一车油葵刚到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由于我们被逼出走，家里的油葵被雨淋湿，全烂掉了，地里还有一亩多，也大部分烂掉，只有一小部分让我外甥收获了。我们被逼出走之后，三级干部立刻派人二十四小时监控我的家，另一方面派多人找遍了我所有的亲戚也没找到，又过了十来天，村干部们又找到西庄（我老伴周文芳的娘家人）说：“叫他们回来吧！保证什么事都没有！”于是周文芳回到了西庄。当到自己家里一看，大门开着，外边门锁没有了，连挂锁的铁环都没了，里边的大锁扔在柴堆里（发现已经被锯断了）；再一看，三轮车、小拉车没有了，玉米播种机、双铧犁、合墒器、扳子、管钳、铁丝、铁器、玉米、油菜籽、尿素、二铵、浇地的软管等等全被偷走了。为什么二十四小时监控，我的家会被盗呢？后来我们才听说，原来江泽民集团下了死命令，哪个地方的人去北京上访，地方三级干部免职。所以才逼的这些干部们做出了土匪强盗的勾当。

周文芳发现家被盗后，去找村干部，村干部说找乡里，找到乡里，乡干部说找派出所，找到派出所，派出所说找刑警大队，问刑警大队在哪儿？派出所说在大册营。周文芳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家被抢劫，已经十分痛苦，又遭各级推诿冷遇，她心中的痛苦，难以言述，所以再也没有去找刑警大队。谁都能清楚是怎么回事，如此卑鄙拙劣的勾当，也只有在江泽民集团指使下才会干的出来，虽然没有去找刑警大队，但有一次乡干部来找我们时，周文芳质问：“二十四小时监控，谁偷了我们的东西？连播种机都偷走了！”那个副乡长杨萍竟然失口说：“你那播种机是旧的！”一个副乡长，从未到过我家，她怎么知道播种机是旧的呢？当时杨萍拿出两个五百元，说“这是对你们家的照顾。”周文芳不接，就硬塞给了我的外甥，周文芳再次追问，杨萍竟然威胁说“李同新有黑社会！”

地方干部做出这样的事情，都是江泽民使他们在犯罪，而这些人却不知道自己也是受害者；知道自己做的是错事，但又不敢承认，为了掩盖自己的丑行，反而给我造了很多谣言。无辜受迫害，被抢劫，还遭诽谤。

全家人遭劫持 妻子周文芳被迫害致死

为了让人们了解真相，八月七日晚，我的大儿子李振兴去发真相资料，走到留马村时，被贤台乡党委书记范树政绑架到贤台派出所，又转到满城看守所，又转到保定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因不转化，又加期两个半月。

当夜，村干部整夜在我家屋内监控，八日，贤台派出所强行搜查，当搜到八个不足一厘米宽的碎纸片也说成八张传单，故意罗织罪名，我们被劫持到贤台派出所，夜间隔离审查，九日我和周文芳被劫持到满城拘留所说是拘留十天，李振宁被劫持到涿州洗脑班，直到残奥结束。

我和周文芳一到满城拘留所，先登记，然后收走所有私人物品，还收走裤腰带，给一条小塑料袋系腰，我随身带的二百多块钱被没收。什么样的满城拘留所呢？前面两间房是所长居室和办公室，后面两间是男女牢房；两边是高墙，上边是钢筋铁丝网，中间长约十米、宽约三米的空间，有一个单人厕所。

在拘留所，没有人身自由，有时还强迫劳动，因为我们全家四口人被劫持到三个地方，我们内心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到第八天，周文芳就病倒了，很象以前医院未曾确诊的肾绞疼症状，腰疼、肚子疼、呕吐，拘留所怕担责任，通知贤台派出所，于是大辛庄村支部书记开车拉我们到满城县富康医院（私立小医院，地址在西庄，现已无存），草草检查就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村干部放倒了我家上房的梯子，还用两把锁锁住我家大门和小门，不准出入，直到残奥结束。因为把我们锁在家里，周文芳有病也不能及时医治，耽误了救治时间，并且每天还经常有人来监视骚扰，又给她增加了很大的痛苦。

李振兴被非法劳教一个多月以后，才得到本村书记的口头通知。于是我们多次到保定劳教所探望并送去秋衣和棉衣，但劳教所始终以不转化不让接见，后来周文芳了解到儿子在劳教所被好几根电棍电、被毒打等酷刑后，再也承受不住，病情更加沉重，在保定市第一医院抢救；本来通过炼功已经好了的身体，但从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二日李振宁被绑架及被搜查、到后来被逼迫出走、被抢劫、被拘留、被锁在家里不准出入等，一连串各种迫害，使她从精神到身体都受到严重的伤害，仅一年多时间，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周文芳就被迫害致死。我本来好端端的一个家，被江泽民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周文芳在被抢救期间，医院曾两次出具病危证明，但劳教所都不予理睬，及至周文芳病逝，亲友提出让李振兴回家料理丧事，但贤台派出所还要勒索一万元而作罢，周文芳死未瞑目。周文芳年近古稀的父母老泪纵横，老母拽着女儿的手声声呼唤、声声呼唤，见者无不落泪；几个弟弟哭的死去活来、呕吐不止；江泽民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我们只是千中万中之一。

在李振兴被非法劳教后，我们多次探视，但劳教所始终不让接见，万般无奈，我们开始请律师，在江泽民严厉打击法轮功的恐怖环境中，很多律师不敢接法轮功的案子，即使有人敢接，也知道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实际犯罪事实，也不敢做无罪辩护，怕吊销律师资格证。后来找到保定虹桥律师事务所的常皓律师。

十八大期间，恶人又收了李振兴的身份证，到当年十月二十八日，列出人名单，包括贤台乡的、派出所的、大辛庄的十个干部，以撤职相威胁，监视我和李振兴；到二十九日，就不允许李振兴上班了，直到两会结束。后来还要走了我们的手机号码，监视我们的通讯。几乎每到开两会或什么敏感日，我们都受到骚扰。

我们只是因为炼法轮功做好人，而没有任何实际犯罪行为，却被关押、被拘留、被劳教、被殴打、被迫害的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