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现年50岁的孙世海的陈述：

修炼大法　身心健康

我自幼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体质弱，因为残疾所限，在家做手工活为生。结婚有子后更是辛苦，因干活熬夜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头痛欲裂、恶心干呕，并时常出现不明原因过敏症状，精神上更是因为找不到人生目标而苦闷。

一九九六年底，我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焕然一新，过敏症状不见了，残腿也变得渐粗，能使上劲了。精神境界更是质的飞跃，在利益和事情上都变得很随和，不斤斤计较了。三代同堂，家庭和睦，其乐融融。学法轮功之后，全家人二十年来没有因为生病花过一分钱。

合法上访　非法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江泽民发动了灭绝人性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七月二十日上午当央视播出对法轮功的非法决定时，我惊呆了，作为法轮功学员，我自然对法轮功书籍内容十分熟悉，哪有什么世界末日呀、地球爆炸呀、不许去医院看病吃药呀、释迦牟尼转世呀，堂堂央视断章取义，信口雌黄。尤其是播放一少年背对观众喃喃低语：学法轮功，练隐身术偷东西，这都是对法轮功的侮辱与诽谤。

当听到江泽民诬蔑法轮功为“×教”时，我再也坐不住了，我们都是在发自内心的按“真、善、忍”做好人，我想既然对我们不了解，我有权向有关部门说明我们的情况。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底我到北京合法上访。刚到北京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室，就被数不清的各地驻京便衣挡在了门外，很快便被两个鞍山市的便衣绑架到一辆车上，并送到玉蜓宾馆里一个房间，搜完身铐在床头上。三天后家乡派出所来人带回，两人的路费也都是从我带的钱中扣掉，约三百元，余下的六百元也被他们没收了，没给任何收据。还把我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另扣了一百五十元所谓的被褥钱，说是扰乱社会治安。

出来后办事处要给我办洗脑班，因就我一个人没办成。

这之后就没几天消停日子，不是居委会来访就是办事处找，不是派出所叫去开会就是区政法委或市610谈话或带到劳教所观摩，使我无法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他们送家属的一封信，也满纸是威胁的株连政策，恰似文革悲剧重现，扰的刚刚想学法轮功的父亲由于害怕也干扰、谩骂我们学法轮功，家庭没有安宁。街道书记明确告诉我：运动了！区政法委书记说：要把你们象右派份子一样管起来，早请示，晚汇报。扰得母亲病情更加严重，在恐惧中去世。

破门而入　凶猛绑架

二零零一年市内各区分批的把那些不愿放弃学法轮功的学员，绑架到教养院洗脑班进行强行“转化”迫害。官方称：黄粮（指玉米面）有的是，半个月一期，到期不“转化”的接着下一期，两期不“转化”者就地劳教。附近的同修陆续有被非法劳教的，有被送洗脑班的，面对恐怖的形势我不得不离开家流离在外。

警察为抓流离失所的学员，对全市出租房进行地毯式排查。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警察踹坏我租住屋的房门冲进来。我因腿脚不便，外甥来给我做饭。当时我外甥在惊吓中跳上窗台说：你们别过来。一警察不听急往前扑，瞬间外甥从六楼跳落下去，我的心遽然下沉。

他们非法抄走了我的私人物品：电脑、打印机、复印机、光盘刻录机、复印纸等直接损失一万多元，还有手机、VCD、几百元钱没有写在搜查单上。

他们先把我绑架到深北派出所，问不出什么，又带到立山分局审，晚九点多送进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狱警想“转化”我，不能得逞后，不给我穿家属送来的秋衣秋裤，说冻着我。

冤狱11年　酷刑奴役

二零零二年六月中旬，法庭不通知家属，秘密开庭，对我非法判刑十一年。七月中旬将我劫持到瓦房店入监队。说是入监教育，其实就是无偿苦役，手工搓鞭炮，天天高定额的数量根本就没几个能完成的。于是每晚八点以后都上演刑虐剧，开飞机、罚跪砸头、铁丝抽背或椅腿轧手指，有高烧三十九度的人还得干活，还有四根电棍同时“伺候”，时常有法轮功学员或其他人在厕所昏厥，我被罚面壁。四十多天后，九月三日分到辽阳铧子监狱，这时我已经被折腾的很瘦了，有时会一下子晕倒在床上，新监区楼还没有暖气非常冷，晚上穿着棉衣、棉裤盖棉被戴棉帽冻得都睡不着。

由于绝食做手工丧葬用品，把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集中在一间空冷房内，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罚坐小塑料凳，不准穿棉鞋，只能穿塑料拖鞋，不让坐棉垫。

二零零五年六月，狱警把我弄到三楼一隔绝房间内强制“转化”，电视整天大音量播放，十几个犯人、狱警换班对我车轮战半月有余。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我被转押至大连南关岭监狱，这样的事情二零一二年又经历了一次，警犯换班不让我睡觉等，在那个剥夺人权的最黑暗的地方，每一次小事抉择都可能成为是生死的心理威胁，如：不戴胸牌、衣背拒喷“犯”字或“号”字码、不报数、不背监规……十一年漫长的日子，精神、肉体的巨大伤害、煎熬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十一年的牢狱迫害也很大程度损坏了我的身体健康，至今没有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