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常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非法迫害法轮功直到二零一三年的十四年里，我却遭受到了诸多的迫害：非法停止工薪、非法劳教两次、非法判刑一次、非法拘留一次，累计遭非法关押九年九个月，精神与肉体受到了多重打击与伤害。这些非法的迫害也给我的家庭造成重大的创伤与痛苦，下边我就把自己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之间遭受的迫害中记忆清晰的事例给大家说一说。（注：刘延常二零零七后遭受的迫害见明慧网报道：《向偏远村民传真相　优秀教师遭冤狱被打断肋骨》）

好人被迫害　家人受牵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电视中开始诬陷大法。不到两个小时，临江派出所来人把我抓到派出所。所长李雁飞阴冷着脸色说：“电视不让炼了，你不能炼了，你也让其他人不能炼了。让他们都散了。”（当时公安局认定我是同江市法轮功东片站长，管临江、八岔、银川、金川四个乡），我回答说：“别人炼不炼我不管，我必须得炼。”他一听立马对我拳脚相加。当时他脸都变形了，没有一丝善良的神色，一边打还一边问：“还炼不炼？还炼不炼？”我不吱声。打累了他坐那儿喘。让我蹲下我不干，他一个飞脚把我踹个仰巴叉，我又爬起来。旁边有个人说：旁边站着去！直到晚上七、八点钟我父亲到派出所去看我，李雁飞还在大骂不止。后来他让我回家等候处理。而后，校长、乡长相继找我谈话不让炼功了。我都据理力争，表示还得炼功。后来乡政府决定把我分配到离临江中学八里远的富强村小学，教五级的六个学生。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们家三口人，我和妻子佟玉英及母亲员会文，与其他七名大法同修为了让乡亲们知道大法的美好，知道大法还存在，我们十人在李红君家的院内炼起了功。那天正好是乡里大集日，有不少人围观。乡政府税管员杜臣上班路过撞见了举报到乡政府，派出所来了两辆车四、五个人，把我们连推带拽弄上车拉到派出所。

下午三点多钟，书记史青山唆使下属把我们送到同江市公安局。晚上十点多钟我们都被非法拘留送进了同江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一百零七天，被勒索五千元，说是法轮功抵押金。于十一月七号被释放。母亲和妻子被我姑姑托人先保了出去。此事后我和妻子佟玉英都被停了工资。当时家里很困难，没有了工资就没有一切经济来源。过年的钱当时都没有了，不得不到集市上摆地摊，卖年货。起早贪黑，挨冷受冻，好不容易攒了七百元钱算是过了个年。后来我妻子被停了半年工作，我父亲他又去找校长张永才，半年后妻子才上了班给补发上工资。当时我因为始终都表示要炼，就一直不让我上班。六一零办公室主任莫亚甫说：炼就不让上班。

当时孩子很小，十一岁上五年级，大人的遭遇对他影响很大。对社会、对学校不理解。谁要说大法不好他就与人吵。学校老师也正邪不分在课堂上讲对大法不好的话，造成孩子反感，不愿去上学，成绩直线下降，到初二时不得不退学了。最后变得对社会、对学校、对家庭及家长不满，脱离群体，整天泡在网吧里。话说着轻松，这场非法迫害扭曲了孩子的心灵，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其危害无法估量。

因炼功被非法抓捕

二零零一年六月初，我把一本天安门自焚真相录像带送到了金川乡大法学员程学善家。他家看的时候，把其次子程明林也叫去看，我们想让他了解一下真相。程明林一看是法轮功的内容起身就到政府举报了。但乡里没人理他。两天后程明林又到乡政府举报说：再不管，我爸就要上北京了。乡政府无奈才把这事报告到同江市政法委。随即同江市公安局来金川抓人，但在行驶到半路时与一辆民用四轮车相撞。公安局司机腿撞折了。事后司机抱怨说：开了一辈子车没出事，非要抓法轮功，扯这个干啥。

可是，公安局还是不知反悔于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窜到金川非法抓捕了程学善、程桂林。把金川四场的所有的大法弟子的家给抄了。上午九点左右，又到临江乡把我骗到了乡政府（当时学校工会的罗明来找我，说乡里要跟我谈谈，没别的事），随即又把我的住地供销社锅炉房给抄了。抢去了师父济南讲法录像带一套五本，大连讲法录像带七本，双卡录音机一部、炼功音乐带两本、《转法轮》一本（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已被非法停止工作，打工烧锅炉）。政保科的刘质斌问我东西哪来的。我说不知道。他就对我大打出手。我说一次不知道，他就左右开弓打耳光。打的我两耳嗡嗡响，脸马上肿了起来，右侧嘴角出了血。他说你不知道可能吗？到下午三点把我送往同江市公安局。后半夜三点把我们三人关押进看守所。

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日早，公安局开刑事犯公审大会，把我们也绑架过去了。我当时沉静心态，心想我得用这机会证实大法，不能任他们胡说。当他们念到我是锅炉工时。我平静而大声喊道：“错了，我不是锅炉工，我是教师，人民教师，“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台下三、四百人听后都笑了。我喊时没人碰我。而程学善、程桂林还没等喊，就被堵住嘴按倒在地上。公安局领导大为恼怒，说没想到起了反效果，下令把我们三个押进看守小号。后来听狱警说有好多干部为我们求情，决定不押了，晚上七点左右把我们放了出来。

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日，看守所翻号，在我的铺位搜出一张写有《洪吟》中〈善恶已明〉：“众生魔变灾无穷　大法救度乱世中　正邪不分谤天法　十恶之徒等秋风”的纸条。所长潘绍军把我和程学善都戴上了九十八斤重的大铁镣子、手和脚又用手铐链上。这东西戴上后不能直腰，睡不着觉，非常难受。同舍有一个富锦的抢劫犯李小龙用巧招把我的手铐打开了，大镣子也弄开了，晚上睡觉能盖被子还能伸开了腰。早上起床再戴上。难友们听说我被劳教了，同舍有个叫谢志清的偷鸡犯，把自己的好衣服撕开，给我做个枕包装衣服，并且鼓励我说：别害怕，没有人吃不了的苦。其实犯人普遍都支持大法弟子，只是多数都不敢公开支持，都是心里默认大法好。普遍比警察好多了。

邪恶的佳木斯劳教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八日，公安局来人把我们三人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当时劳教所不收，同江公安局就到处托人找关系，羁押了一天一宿总算把我们塞进去了。

当时的佳木斯劳教所是一个破旧的四合院，北面的正房主要是关押大法学员的，走廊里有两个违法进去的人员来回遛，监视屋里的一举一动，并且每个小屋里都有监控，谁要是炼功或看经文被发现就会被戴上手铐扣在床上或送进小号打。每天小便在自己屋里，大便要请示上卫生间，如果警察不高兴也就去不上，还得在屋里。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二十平方的小屋里。每个小屋里都关着法轮功学员，有关一个的，两个的，最多关十个的。但是每个屋里都有两个或三个违了法的普通劳教人员，邪党警察用他们来监视大法学员的举动言行，随时报告给警察。只要我们一炼功，他们马上就干扰或打骂。而后就要把大法学员给戴上手铐，铐在铁床或暖气管子上，甚至是弄进小号坐在铁做的束缚椅子上（外号老虎凳）。至于说挨打受骂那就是常事，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次劳教期间我进小号次数最多，挨打的次数最多，在此我把记忆清晰的能容易形成文字的典型事件写出来，请大家看看这个中共是个什么东西。

酷刑：束缚椅

我在劳教所也天天炼功，每次炼不到一分钟就被扣在床上。狱警就把我当起带头作用的人，加大了对我的压力。

二零零二年一月的某一天，我正在炼功，中队长王长玉把我带到库房里，逼我坐上束缚椅（俗称老虎凳）。除大小便之外，其他时间都得坐上一动不动的。七天后我的脚和小腿就肿起来了，他把我放回监舍。第二天早上我又背着监控炼功又被发现，王长玉又把我扣在了束缚椅上，当时同修董少华也与我一同坐了。又是七天下来，脚肿的老大腿也肿的很粗，用手一摁一个大坑，半天起不来。疼痛难忍。特别是到晚上时整宿痛的不能入睡。真是痛不欲生啊！

为了抗议迫害，我开始绝食了。富锦市大法弟子孙成波也一同和我绝食。我这是第一次绝食。

他们把我弄到同居室的一个床上扣着。四、五天后舌头在嘴里一动刷刷拉拉的响，嗓子天天象冒着烟一样，难受极了。脑海中出现了各种大小动物张嘴嘎巴嘎巴的向我要吃的。真是难受极了，难忍极了。卫生所小刘大夫、宋艳，都是用瓶子装一瓶玉米面粥，往鼻子里插管时更是恶心反胃，一直插到胃里。一次小刘大夫领的一个小孩说：爸，你看他哭了。小刘大夫说：他们不会哭，他们是坚定的大法弟子，不是哭，是刺激的。第十天的时候刘宏光向我俩承诺，在正常执法的情况下不再迫害大法弟子。警察中不再出现违法行为、若出现一定严惩。这样我和孙成波吃饭了。那天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一天。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我俩坐了七天七夜，并且不让睡觉。闭眼杜红军就干扰。回到监舍后再一看“红点子”没了，隐约有点痕迹。我们明白这些恶警怕我们的伤被别人看见，既害了我们又掩盖了他们的罪恶。

二零零二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十二点，我们屋同修都立掌发正念（当时手都已铐在床上了）。新来的狱警刁玉坤进屋来挨个骚扰，我们见他是新来的，都想邀请他聊一聊。我说：刁教，我和你唠一唠哇？他说那走吧。领我到办公室门口开门让我先进去，我刚进门转身回头想要和他说话，冷不防，他一个下钩拳正好打在我的心口窝上，他很粗壮力量非常大，一下子把我打了起来，仰倒在门口左侧的铁床上，因为痛苦难忍又喘不过气来，我从床上滚落到地上捂着肚子蹲在那里。感觉脑袋发胀发晕。我抬头痛苦的看着他三分多钟才喘上一口气，感觉象要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吐出来才能舒服些。我刚喘上一口气的时候我平静而断断续续的对刁狱警说：我们没有犯法，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怎么能一下子拿出来二十多个灭火器呀……”他瞪着双眼愣愣的看着我不出声。

我渐渐缓过来了，恢复正常了。这时新上任的副队长张振华进屋了，按理我应该把刚才发生的事举报出来，处理刁教，但我总想他刚来，给他一次机会，就没吱声回去了。

三天后，又是刁教的班。他又把别的同修打了，我和同修李景峰商量得告发他，要求处理。于是我报告要求见大队长反映情况。办公室里，正好迫害大法弟子的先进工作者郭刚狱警也在场。他狡诈无理的说：“上个班你不报告，导致我们没能及时处理，你是纵容了刁玉坤犯法，你得承担责任，押小号吧。”不善言辞的张振华也附和着，以此为由逼迫我去六号的房间。我大声指责他们不讲理，执法犯法，张振华身材高大硬拖我去，还有几个坐班的也前来帮助行恶。我拼命挣脱他们，头向走廊的暖气片撞去。坐班的王宏伟用手臂夹住我的脖子，用手捂我的嘴，其他人连抬带拽把我弄进六号屋里摁在铁椅子里扣上了。郭刚进来说：“本来不想让你坐老虎凳，现在你企图自伤自残，抗拒改造，那你就得在这屋里呆着吧，这屋又没有床，只有一个凳，那就只能让你坐这了，坐地上凉。”多阴毒啊，迫害着你还要装关心样子。

四天后，大队长刘洪光进屋，我和他反映了情况，他把我放了回去。

二零零二年八月中旬的一天，因为我教同修背经文被发现。被刁玉坤戴上手铐，拖拽着我去了同居室。同居室是劳教人员家属来接见与劳教人员共同居住的地方。后来废弃了，房间都空着，就专门用来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迫害也有个程度的变化。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以前一般都铐在本屋本人的床上。后来就关押在同一走廊的一个单独的六号屋里。随着邪恶表现的升级，二零零二年七月至十月就关进同居室进行迫害，这里发生的事受迫害人不说，警察和坐班的不说，谁也不知道，证据都找不着。坐班的王河见我来了就拿来个小凳说：来，我教你怎么坐着。把小凳放在一块六十厘米见方的淡粉色的带有图深粉色案地板砖里，双腿勾着立着放稳，双手放在膝盖上，腰直、颈正、目视前方水平方向。这样一来只有臀部尖落在凳子上。而那小凳却不是凳而是铜线漆包线的线夹。厚度小的十五公分、大的二十公分。以前坐的是木制的、平面的，这次是塑料的、双面带立楞的。立楞深度一公分左右，立楞的间隙也一公分左右。他把我的双手背过去，铐在身后地上的暖气管上。他就在我的身边转悠看坐的正不正，差一点就打我。眼睛稍微一闭上也打我。从下午一点到五点一直这样看着打着。坐了一天一宿，手和脚就浮肿起来了。第三天就疼痛难忍。那坐班的能过了今天就能过了明天，就能过了后天……。努力往下熬着。这时坐班的王红伟逼迫我写所谓‘保证书’、‘悔过书’之类的东西。我据理力争，不写。他恼羞成怒，指使来自饶河的坐班的闻哲（是个瘸子）在门口放风，他与王河还有另一坐班的对我大打出手。因为我双手铐在身后的暖气管上，无法动，只有躺在地上用脚抵挡他们打来的拳脚，并且大喊：“打人啦---打人啦--。”即使这样也数不清身上挨了多少拳脚。

又大约过了五、六分钟，门突然吱的一声开了中队长王长玉进屋了。这四个坐班的还在打我呢。他碰个正着不得不管。说：“怎么打人呢？啊？！”有个人说：刘延常用脚踹我们了。我争辩道：“踹你哪了？我是用脚防备你们打到我。你说踹你们哪了？”他们无言以对。王长玉说：“加期，还群殴，每人半年。”我哭着对王长玉说：别给他们加期了，他们也都有父母、有家，家人都盼望他们早一天回去。人到这一步都不容易，放过他们吧，他能改过以后不再打我们，我就不追究了。我一边哭一边说，他们都愣愣的看着我，有的眼睛里也噙着泪。王长玉说：你们看人家法轮功，挨了打还为你们着想，你们看看你们这德性！好好呆着吧！边说边走了。

第二天，小警察徐新月给他们做笔录，问：“打人了吗”？时间，地点，经过全没有。我明白打人是个别警察授意的，兜不住了，做笔录那是走形式，给人看的，所以他问了这一句话就走了。第四天头上，我写了一个遵守所规所纪的条，被放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一想不对劲，怎么能遵守他们的规矩呢？得把那条撕掉。这样我就又炼功了，又被带到办公室。大队长刘宏光问：昨天写的你忘了？又炼啦？！我拿给你看看。他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字条递给我，我一看正是，唰唰就撕掉了。刘大队长大惊：“你还敢撕？！”对我的太阳穴左右开弓打了起来。当时正赶上开交班会，十多个警察蜂拥而上围着我打。顷刻间我就倒在地上，分不清是拳是脚，眼前黑压压一片。噼里啪啦的击打声不绝于耳。打了一会刘宏光说：“抬过去（同居室）”。六、七个警察象五马分尸一样抬起我，捂嘴的、抻胳膊、抻腿的，静静的出了房门，又拐出了大走廊，静静的向东边五十多米处的同居室走去。还记得当时天阴凉的，下着蒙蒙的下雨，我的身影倒映在一汪汪的水里。到了同居室进了第一个门啪嚓往地上一摔，就走人了。这次大家都喜爱的小警察徐新月也参与打和抬我了。他一向不动同修一指头，逢年过节还给老年同修卖点儿吃的。很善良的一个人。在其领导面前，在学坏的路上还是迈出了一小步。在中国，特别是中国所谓的执法的监管部门，人要学好难上加难，学坏就像喝凉水一样太容易了。

有个警察叫我靠墙蹲下我不干。刁玉坤走过来照我胸口就是一个掏心拳。我一哈腰捂肚子时他顺势按住我的头和肩猛的往下一压，把我按坐在地上，再狠劲往下压我的双肩，使我的头来回磕到地上数次。就听见我的背脊椎骨嘎巴嘎巴响。瞬时瘦小的我感觉腰象断了一样的痛，全身发酸发软，坐在地上不能动了，失去了反抗能力。他把我双手铐在暖气管子上得意的走了。屋里无别人。三个小时后王洪伟进屋来了，笑嘻嘻的说：“又见面了，上次因为打你给我加期两个月，你这么快又来了，我也不能惯着你，”说罢就像练沙袋一样，拳头雨点般的打在我身上。脑袋上、前胸、后背、大腿，凡是能打着的地方都排了一遍又一遍。用肘拐后背和大腿。开始还觉得疼，后来就不觉得疼了，觉得全身都肿胀起来一样。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累得他上气不接下气，坐在一个大椅子上喘气。又过了一会儿掌管同居室的警察张海林进屋了。他是后期迫害同修的直接凶手，狠毒至极。是他指使坐班的打人的。他给同居室坐班的烟抽、给酒喝，从而带动他们行凶作恶。我报告说：“张队长，王红伟刚才打我”。张海林装作认真正式的样子，拽起我的衣角说：打哪了？“全身都打了”。他说：“有伤吗？”，”出血了吗？”，“谁证明他打你了？死不了，别瞎说。”你可别以为我写的这几句话是杜撰，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次坐了第四天的时候，我被迫害的出现了幻觉，看到四壁的墙都往中间鼓、倾倒，地板砖变得一寸厚，往起飘，屋内的杂物也往起飘，说话不着边际，胡言乱语。王红伟看到我这样后就报告上去了。（王红伟是同居室坐班的小组长，他们是临时成立，随时变换，监舍坐班的比较稳定，表现和善一些）。他们把我放回了监舍。我往回走的时候，心里想往前走，但是腿不听使唤，肌肉往后使劲，一迈步就要摔。一个星期以后才缓过来。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九日，恶党召开着人大会，而佳木斯劳教所又开始迫害大法弟子。走廊里贴满了黑色大字块。每天逼迫大法同修们看诬陷大法的录像，从早上三点开始，一直看到半夜十二点。连看几天后，人人表态，不转化的接着看。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左右，我因不转化又被扣在一楼的一间屋里坐那个小凳。（二零零二年十月一日我们从四合院搬进新盖的四层楼）恶警郭刚多次与我谈话，让我配合他写转化，我据理争辩，他理论不过我。他有一次对我说：“在劳教所里，弄死你就象弄死小鸡一样，你信不信？”三天后，因为不让睡觉太困受不了，不自觉的就闭上了眼睛，结果轮到谁坐班谁就打我。他们八小时换二个人，三个班六个人。轮流看着不让闭眼睛。闻哲又开始打我了，他说，总不打郭刚和张海林知道就要收拾他了。打，就不是一下两下了，八个小时内，只要闭眼就要挨打，每次都是打得我满头是包。因为打不疼还是要不自觉就闭眼睛了。又过了两天。恶徒王红伟又打我，逼我写悔过。我又报告郭刚要求处理打人的王红伟。郭刚却说：“打你，你也得理解他”。——“你不是为别人着想吗？你不转化，他得看着你，他睡不好觉，他能不来气吗？”多阴毒啊！我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我睡觉，他们三班倒轮流睡反过来还说我影响了他们睡觉。再说了，我若做了恶你逼我学好倒也可以理解。恰恰相反，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他反而逼你学坏，不让你学好。这是多么邪恶的理由啊？可是这确是政府让他们干的。

谈到真善忍，有一次我在和警察杨春龙谈话时，我说：“真善忍自古就有，儒家讲忍佛家讲善道家讲真，崇尚真善忍没有错。”杨警察说：“你说的这个对，共产党也不反对真善忍，就是反对法轮功，”我说：”确定吗？”他说确定。我说：“千真万确吗？”他说：“千真万确！”“好！”我接着说：“你拿来个牌子和笔，我写上真善忍好，咱们上大街上你在前面举着走，我，在后面跟着，你看有没有人抓你。”他一听拍拍屁股走了。他的走说明一个最大的问题：共产党是在以人类有史以来的善良本性为敌。它曾经佛，道，儒，基督四教齐灭，现在又迫害崇尚真善忍的法轮功。《转法轮》的大意就是告诉人怎样能做到真善忍。而中共逼迫警察看一本书叫《转法轮批判》的书，厚度和《转法轮》差不多。人家崇尚人性的善良，它来个批判，迫害，虐杀。有人说共产党是邪教，是邪恶，一点不为过呀！我在劳教所里时很多警察都说：你吃喝嫖赌，杀人放火我们都不管，就是不许你宣传习炼法轮功。在中共邪党的欺骗宣传中，人们好坏不分哪！中国人多可怜哪。

第五天时，也就是二十日左右王红伟又打我。我就喊：打人啦……打我几次我就喊几次。其实郭刚就在对门，他听见喊也不出来管。王红伟说：“你再喊我把你脑袋开瓢”。过一会我困的不自觉闭上眼睛，他又照我头上狠狠的打了几拳。我没管那事又大喊：”打人啦……”王红伟双手抱着那个塑料的漆包线的线夹，举的高高的，狠狠的朝我头上砸下来。砰地一声砸在头顶上，小凳弹出两米多远，落在地上又滚出去很远。我头上的血滴答滴答不断的快速的流下来。王红伟一看出血了，马上走了。过一会来了几个坐班的带着纱布、酒精棉球，把我的头包上了。地上的血用拖布拖了用水冲洗净了，走了。又过一段时间有个坐班的叫梁金贵的进来了。手里拿着个大的透明胶带，对我说：你要好好的，不作，我们也不打你了。若再喊，就把你的嘴封上揍你。

在这几天里我经常出现无意识状态，忽一下什么都不知道了，觉得自己不存在了，猛然又觉得自己存在了。待到第六天时，就总听见隔壁有女同修喊：打人啦……打人啦……总有，我也想跟着喊，为同修解围。但心里想怎么能有女人声呢？又觉得不对劲。

到第七天早晨时我出现了神经失控的症状：粉色的地板砖变成白色的雪，屋里东西都是白色的。空中还在不停的下着雪，四壁的墙往中间倒。就觉得要把自己压住了，看见茶杯变成带嘴的水壶。屋里的东西都往起飞，在空中漂移。我的头和身子不停的晃着。用脚搓着地面说：“下雪了……下雪了……”王红伟让我别晃，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晃，就说：“我哪晃了？这不坐的好好的吗？”刚说完，回头就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王红伟出去了，一个多小时屋里没人看着我，我依旧是胡言乱语的说着。楼里的监舍铁门上有个瞭望口，长二十公分，宽十公分左右，往里能看清，往外看不了。又过了一阵警察李教把我放回了监舍。

回去的头几天，也不知道什么叫睡觉，夜里躺那也不困。后来才慢慢的适应过来，知道睡觉了。这次对我神经系统造成很大伤害，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回家时见了我的亲妹妹都想不起叫什么名了，一个多月后才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