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记载：“（赵）抃长厚清修，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人问之，公曰：‘吾自少来，昼有所为，夜必拜告于天。不敢告者不敢为也。’”他说从年轻时起就这样做了，自己白天所做的事情，每夜一定恭敬地拜告上天，若是不敢禀告的事情，他就一定不敢去做。人们称他是一位表里如一的真君子。

赵抃初来虔州（江西赣州）任知州，时虔州大旱，树叶枯黄，田地干裂，贡江数月无雨近涸，沿江码头舟船阻塞无数，尽皆涸困于浅滩。赵抃于是亲率衙门文武官员赴水东嘉济庙祈雨，虔诚向上苍祈祷，当夜果然降下瓢泼大雨。贡江、章江、赣江三水一日“清涨七八尺”，虔州数月之旱顿然释之，百姓们为赵抃建生祠以示纪念。赵抃体恤百姓，简易为政，重视文教，与虔州通判周敦颐共同创办了清溪书院等院校，并亲自执教，当地民风渐趋淳朴。使当时难于治理的虔州出现了“属民自耕其田、自得其乐”“岁丰无盗、狱冷无冤”的社会清明景象和繁荣时期。

赵抃在虔州任职时，看到当时在岭外做官的一些人，有的因受不惯瘴气而死，多无法归葬故乡，其家小也不能够返家。他就打造了上百艘船，发公文告知各郡说：“各处有做官的人家，有在任上去世不能归葬故乡、其家小不能够返家的，都由我来帮助办理。”于是求助者络绎不绝，赵抃都给他们一艘船，并提供他们路费。

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严重旱灾。赵抃知任越州，虽未立见饥荒，他已妥善安排救灾部署，环环紧扣，周到周全。在救灾期间，主持赈济，早晚操劳，从未稍微懈怠，事无巨细，亲自处理，把灾荒的灾害减到最低程度，使“生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葬”。“是时旱疫，他郡民死者殆半，独抃所抚循，无失所。”当时因旱灾与流行病，其他郡的民众死亡者大概有一半，只有赵抃所救灾的地区，没有流离失所的情形。对此，曾巩写有《越州赵公救灾记》，称赞他：“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赵抃曾五次入蜀任职。他首次出任时，看到“蜀地远民弱，吏恣为不法”，就“禁吏为奸”，防止属下胡作非为。他以身作则，并到各地巡查，安抚百姓。“其为政，善因俗施设”，他因民众的需要而设立这些政策，“以宽为治，蜀人安之”，风气为之一变，没有人敢作恶，蜀地州郡安然无事。他“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重视教育，建书院办学校，亲临授课，写下劝学诗篇，如他在《劝学示江原诸生》中写道：“古人名教在诗书，浅俗颓风好力扶。口诵圣贤皆进士，身为仁义始真儒。”其为学、为人、为官的主张尽在诗中。宋英宗嘉许他说，“赵抃为成都，中和之政也。”

赵抃每次赴任时，行装十分简单，随身携带的东西仅有一张琴和一只鹤。古琴放在一只布袋里，白鹤放在一只竹篓里，分两边驮在一匹马上，其他就是两袖清风。赵抃也以“一琴一鹤”的清廉名垂青史，“一琴一鹤”后来也成为形容廉吏的成语留传下来。在中国传统的语境里，琴比高雅，鹤喻高洁，苏轼称赞赵抃“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家传。”宋神宗即位后，对赵抃赞赏说：“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赵抃最后一次出任成都太守时，“蜀人既闻公来，男呼于道，女欢于灶。吏民欢呼，唯恐其去”“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犹古遗爱”。

赵抃后任天章阁待制。原先朝廷下令招募乡兵，过了期限也未能完成招募，主管的官员被判罪的有八百多人。朝廷下诏让赵抃督办，赵抃上奏说：“黄河以北地区连年丰收，所以应征的人少。请求宽限治罪，等待农闲的时候再行招募。”获罪的官员们都被免罪，而招募乡兵的事不久也就完成了。

赵抃任殿中御史时，为人耿介，敢于直言，“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师目为铁面御史。又称为‘铁面春风’”。他曾上疏曰：“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他认为：“小人即使犯了小小的过失，也应当尽力遏制阻绝他；君子不幸有所贻误，也应当保全爱惜，以成就他的德行。”宰相韩琦称赞他为“世人标表”。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修身，赵抃入蜀经过青白江时曾咏志说：“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稍）浊也。”他躬行圣贤之道，每日将所做之事恭敬地拜告于天，而“不敢告者不敢为也”，正是他自律修成的浩然正气的体现，表明他敬畏上天，敬天道、守良知、持操行，眼中有天地，心中有众生，民胞物与，仁者爱人。

反观当今中共邪党破坏传统文化和人们的正信，不让人敬天信神，不让人相信善恶有报，使人为满足个人私欲什么都敢干，“不敢告而敢为”，使各种社会败象百出。中共无恶不作，特别是对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广大善良民众的迫害，使社会道德沦丧，妄想把人拖向堕落的深渊。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共必遭天谴。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民众认清其邪恶本质，并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此举顺应天道，顺应民心，是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源自《宋史》《太上感应篇例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