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九九六年，一个朋友把《法轮功》捧到我面前时，眼前一亮，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终于如鱼得水，我重获新生。如饥似渴的读完了书，我又邮购了《转法轮》、《法轮大法义解》、《转法轮（卷二）》等书籍，我如同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回家的路，终于找到了我追求的，甚至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从得法那天起，我就在内心对师父说：我对十方世界宣布：我要返本归真，我要修炼法轮大法，我要做一个纯净的法轮大法真修弟子。

一九九八年，我在西安某学院上大学，当时各大公园广场都有大法弟子炼功的身影，他们中有教授，退休干部，工程师，工人，农民等。我在学校较近的紫薇公园接触到很多同修，集体学法炼功的那段日子，同修给我很多的帮助，最难忘的是那位阿姨给我亲手缝纫的炼功垫，很舒服很柔软。大家在一起学法炼功真好。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生活虽简朴，但很幸福。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一个让人伤心的日子，江××发动了迫害，炮制了大量谎言和骗局污蔑法轮功。各大高校也如当年文革一样党云亦云，歪曲诽谤，不许学炼大法。当时真的像做梦，这是真的吗？可大法是好的呀！我决不放弃大法。于是我告诉我的同学大法是好的，并念书给他们听，在校园里公开学炼。

校领导知道了，找我谈话，让我放弃，我不同意，又把我父亲千里迢迢的找到西安，劝说我，我还是不同意，打骂没有用，父亲气得要与我断绝关系。我当时大脑“嗡”一下，于是我对父亲说：“你养我这么大，我还没有报答你呢，等我还了你再说。”于是，校方本来要开除，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再加上同学求情，校方做出了休学的决定。然而那是我最后一段校园生活。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从西安回到宁夏吴忠市。父亲又找了个女子一起生活，我也了解到那位阿姨生活的一段经历后（离异，带一女孩，前夫因贩毒被劳教），反而对这位阿姨很尊重。家里开了个洗衣店，生意不好，准备转让。我在洗衣店的时候，对那里的客人很礼貌，衣服洗一遍不干净的再洗第二遍，现金，手机，贵重的物品为客人保存好。就这样生意慢慢的好起来了，每月抽时间回妈妈家送去生活费。

后来在电视里听到当地辅导站站长被迫害非法判刑的事，内心很难过，于是千方百计的联系到他的住址，并看望了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也是同修，也被迫害过，于是我们约定继续做好三件事（学法、讲真相、发正念）。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午，我在盐池县党校门口贴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非法判刑三年，期间打骂，酷刑都经历过，黑暗的夜里我常常默诵师父的经文。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在遭受迫害三年后，我走出宁夏吴忠监狱，却没想到又被当地六一零劫持到银川武警消防中队四楼秘密开设的所谓“强制教育转化班”继续迫害，请了几位所谓的专家教授用歪理邪说迷惑我及几位同修。当时，我给他们讲真相，揭穿他们的谎言，依然炼功。后来他们不再说了，有时陪我下下棋，打打牌。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八日，我和一位同修走出洗脑班，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学法，接着做好三件事。工作不好找，当时因为面相年轻，我在一家音乐会所做服务生，虽然是灯红酒绿的地方，但是我很少动烟酒，也没有碰过任何女人，白天有多余的时间学法讲真相，感谢大法能让我在那样的地方依然保持纯洁的身心。

二零一零年九月，警察找我调查，我才听说一位同修在盐池县发真相资料时被迫害，内心很痛苦，认为自己没有把这里的环境开创好才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我想尽力曝光这邪恶，三个月后我去了北京，曝光了邪恶。此时家乡的警察一直在找我，我选择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做好三件事。

二零一一年五月，我和一名同修又被非法关押迫害。在拘留所，看守所，我们不配合邪恶，大喊“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从北京新安劳教所劫持到内蒙古未成年劳教所继续迫害，二零一一年六月接到了被非法劳教两年的决定书。那段时间闪电炸雷常在北京上空出现，邪党的罪恶累累，人神为之共愤！

在内蒙古未成年劳动教养管理所，我们和当地同修依然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在邪恶的欺骗转化中，我不被他们动摇，依然坚修大法，给他们讲真相，期间恶警电棍电，拳脚相加时，诚心喊出“法轮大法好”真的没有疼痛感。

二零一三年六月，在卫生纸车间发生事故，我的左手中指被裁纸的刀片连筋脉一起割断，缝了三十八针，穿了钢针，继续炼功，不到半个月手就恢复了，一个月后基本看不出伤疤，期间没有吃过一粒药。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劳教制度解体了！十一月十二日，我回到了家中。现在在宁夏，人们也渐渐的容易接受真相了。我一定要尽力把这慈悲救度的光照亮每一个生命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