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六十三岁的高艳杰女士于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希望世人看清这场迫害。

以下是高艳杰女士陈述的事实：

周围百里民众公认的好医生

我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在大医院经专家确认的有遗传性高血压病、冠心病、心绞痛、慢性胆囊炎、慢性咽炎、颈椎病等。尤其是高血压和心脏病，反复打针吃药、多次住院也不见效果，而且病却越来越重，那时我才四十岁刚过就什么家务活也不能干了，自己开的诊所也三天两日关门停业。因给我治病，给家庭造成了很重的经济负担，加上病痛的折磨，内心非常痛苦，对生活都失去了信心。

我修炼法轮功才两个月，全身的病就都好了。从那时至今已经十九年了我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针，真是无病一身轻。从此我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我发自内心的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

因为炼法轮功，使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我重新开了一个诊所。我按照师父的法理真善忍做人、做事、做好医生，我视患者为亲人，让患者少花钱、快好病，患者和家属都非常认同我、相信我。我的门诊量每天都百人左右，周围百里，我是民众心中公认的好人、好医生。

遭绑架、拘留、被迫关闭诊所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在江泽民的命令和指使下，当地警察对我进行迫害，我曾两次被抄家、三次被非法刑事拘留、两次被关洗脑班，给我精神和肉体造成很大伤害。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镇委书记、西南街派出所警察、西南街道委主任轮番到我诊所看着我，不让我出门，说是怕去北京上访，同时逼迫我，让我放弃修炼，还让我说出认识哪个同修，我不答应，他们就天天来。严重干扰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也失去了一个月的生活自由。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五日，我再去一朋友家串门时被当地派出所绑架，罪名是“超过三人非法集会”。先是到东北街派出所审讯，让供出其他同修，我们不说的，直接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直接送拘留所拘留半个月，在拘留所让我们每人交二百四十元的伙食费，但给我们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面窝头，带泥的白菜汤。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五日，我去北京上访，在天门前打横幅，被天安门派出所绑架，被送北京昌平派出所迫害。第一天排队照相、编号，然后关进一个屋子内审讯，让说出自己的名字和同修的名字。我不说，就让我面对墙壁站着一天一宿不让睡觉、不让吃东西、不让喝水。骂我同时。剪碎我的棉鞋，逼迫我们说出名字和住址，我不说就编了号，我是四十九号，然后送进监室非法关押。第二天提审我，逼我说出同修名字，我不说，就扒下我的棉衣棉裤，当时北京是零下十多度，外面还下着小雪，就让我只穿内衣内裤在雪地里冻了两个小时；第三天又提审我，我不说就给我灌食。我被拉进一个大厅中，上来五个狱警，两人按上肢，两人按腿，还有一个按头，一个医生叫着“开始灌”。我看见玉米面加凉水，灌完后我腹部开始剧烈疼痛，我要求去厕所，那个审讯我的王姓警察说：“不让她去，给她倒立。”我说“你们这样是在造业，我和你母亲年龄差不多，你积点德吧，你这样是在犯罪。”他嘴上说“这话我听得多了”，但他还是停止了迫害。

酷刑演示：灌食

我在北京昌平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了二十天。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三点我们被叫醒，被戴上手铐，拉上汽车就上路了，从早上三点多到下午三点多，已经十二个小时不让我们上厕所，几次要求他不答应。后来有一个同修脸都憋成紫色，呼吸困难，警察怕出人命才停下来。到了石家庄公安局又被分到平山县看守所，在那里我们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住的房子四处露天，屋内一个大水泥炕，几块砖头当枕头，每顿饭都是半桶稀糊糊的玉米面，我们十多个人吃一半，剩下一半被倒给外面的猪槽子里。在那里我被非法关押十天后放回。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因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到派出所，晚上十二点我在四个警察眼皮底下成功走脱。此后他们二次抄我的家，勒索几千元人民币，意图要绑架我，因此我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我的诊所不得不停业一年，直接损失十几万元。

在我流离失所期间，我的家人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街道派出所警察经常上门骚扰、和勒索钱财。同时又把我上报到省里通缉我，连国安电话都打到我家，公安局还到外地我的亲属家找我，意图绑架。我的丈夫、儿子、儿媳精神都受到很大打击，每天都高度紧张，怕我受迫害，每天都怕警察来找我。我丈夫和儿媳吓得心脏出现异常。江泽民的迫害运动，给我个人和亲属造成了极大伤害，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