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去北京证实大法，被北京天安门派出所非法抓捕后，又被送到石景山看守所，被强制搜身，强行要求脱光身上全部衣服，并且被抢走八百多元钱。之后又开始提审我，由于我不报姓名和地址，我被两个男警察暴打。抓头发撞墙，扇耳光往我嘴里吐吐沫，一男警把金表打坏了才住手，另一个还继续又打了很长时间。他打累了坐下休息，让我蹲下，拿皮带往我头上猛抽，然后又让我面对门站在门板前，让我头使劲往下低，手还是使劲往后背，让我撅着。其中一男警又坐到我的后背上使劲的往下颠了几颠。

被打了两三个小时，我被送回监室后，他们又提审了二位同修，然后又连夜二次突审我，他们给我用了一种叫“打飞机”的刑法，就是下蹲，手往后使劲背。我被暴打的整个人都变形了，浑身没有不疼的地方了。第一次被提审回去监室后，同监室的两位女同修都被吓哭了。

二零零一年一月三日，单位派保卫科的两位同事将我从北京接回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然后我被单位书记高玉霞送到双山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了一夜后，又将我送到双鸭山市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了四十九天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给我代写了所谓‘保证书’后，我才被丈夫接回家。

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单位停发我的工资，单位书记高玉霞、主任刘成礼又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除了三千多元钱的他们去北京接我回来的所有费用。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日，双鸭山市全市大搜捕。大清早五点多钟，彭涧秋等十几名警察非法闯入我家，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对我进行非法抄家，抢走三个师父法像，师父讲法录音带一套，炼功带一盘，大法书和《明慧周刊》各一本等私人财物，然后将我绑架到双鸭山市看守所。

我在双鸭山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二十八天后，于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我没有任何签字的情况下，又将我非法送往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非法劳教了我两年。

在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日，十六大之前，劳教所对所有的大法弟子进行强行转化，对我们实施酷刑折磨“大背铐”，将我“大背铐”就是一只手越过肩膀，另一只手从床底下穿过去，然后将两只手铐在一起，让我坐不下也蹲不了非法用刑一天一夜。水米未进，还不让我去上厕所。看到我不行了，就往我的嘴里面塞救心丸，这样折磨了我一天一夜，在我没有转化的情况下，将我放回监室。当时我们这个队大约百八十人，最后只有我和另一位同修没有转化。

我在被非法劳教的两年期间，被强制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录像带”、听录音带、一次罚我坐“小板凳”时，佳木斯劳教所所长何强看我做的不标准，上来就扇了我两个耳光。我们每天早起被强行走军步、喊口号，强制上污蔑大法的课、写周记实、感想，唱邪党歌曲。我还被强制奴役劳动，做“汽车座垫”、挑小豆、强制固定时间上厕所，夜间上厕所要十个人一组必须去。每天吃的都是“鸡饲料”冬天吃冻白菜，夏天吃大头菜，没有一滴油，也不放盐，不转化的还不让家属接见。

就这样我被折磨得九死一生，两年的暗无天日的折磨下，我于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解教回家。回家后，我的两个手臂和两条腿经常就失去知觉，不能活动，后来我通过学法炼功身体才慢慢的恢复。我被非法劳教的两年内，单位非法扣除了我的所有工资。

大约在二零零五年，双山派出所的警察彭涧秋又到我家骚扰，要我写字，对照笔体，被我严词拒绝。

十几年来的残酷迫害，给我及我的家人带来了严重的精神、经济和身心上无法弥补的创伤，从二零零一年二月在我被从看守所接回家后，直到我被二零零二年五月二日，被非法劳教期间，由于我和丈夫是一个单位的，我们单位的领导停止了我丈夫的正常工作，让他在家看着我，怕我再次进京，给我的丈夫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给我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