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江泽民一九九九年七月在中国一手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后，十六年来，艾桂凤共被非法抄家三次、关押三次、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三年。遭受酷刑、长时间劳役迫害、强制转化、开除公职，不仅个人遭受迫害和身心伤害，家人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创伤。母亲因担心思虑，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含冤离世。丈夫在她入狱期间，突发心梗住院下了支架，住院治疗总计花费七万多元。 两个女儿，在恐怖的氛围中，在母女分离的创伤中长大。

艾桂凤说：“这种种迫害带来巨大痛苦，尤其由于每次被迫违心写的‘五书’，在劳教所、监狱、至今我都一直背负着违心背叛师父、背叛大法的沉重思想包袱，觉的无力抬头，那种背叛的耻辱，那种没地方释放压抑的苦，真的就要把我给逼疯了。从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被迫去污蔑生命中给自己最大恩惠的人。这种痛苦真的是让我身心俱碎，胜过了病痛、骨肉分离、酷刑和监牢。在此，向师父和所有的同修和关心我的人说一声我错了，同时宣布所说、所写、所做的一切不符合大法弟子言行全部作废。邪恶无非想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可我要说的是：大法我要修，要一修到底！”

下面是艾桂凤自述被迫害的经过：

三次非法关押

二零零零年我准备依法进京上访，在列车上到达泰来县火车站前被齐齐哈尔市警察截住，绑架到齐齐哈尔市站前派出所，不仅非法关押十八小时，还勒索我们三名法轮功学员每人五百元钱。

次日由讷河第二派出所两名警察给我们戴上手铐，押回讷河，非法关押看守所二十一天。

二零零五年，被非法抄家，非法关押派出所十六小时，罚款二百元。

劳教一年 虐待加奴工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和其他几名同修（都是医院工作的）又先后被绑架。

我是在单位上班时间被讷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六一零的警察付立彬、朱天福、任庆东等绑架到市公安局。他们用手铐把我铐在“铁椅子”上（铁椅子本身带脚铐），轮番逼供我三十六小时，强制不让睡觉，造成下肢严重浮肿，下来时已走不了路。

后我被异地关押在莫力达瓦旗看守所。讷河市六一零的来提审我，我仍然不配合，讷河市六一零的付立彬用拳头猛打我两侧的脸。我绝食反迫害，后来他们把我绑架回当地看守所。我仍绝食，看守所怕我有生命危险，一再请示上级，上级（指齐齐哈尔市六一零）答复说：“有口气你能把人拉出来，别死在看守所就行”。当时我的身体受损严重，基本没有体能。视物模糊，看不清笔录，付立彬就念给我听。我质问：“你们念的是实话吗？”付立彬回答：“这么多人在呢，能骗你吗？签字吧，签吧签吧，好回家。”于是我签了字。结果他们造假笔录，非法劳教我一年。其他五人各被勒索一万元，被放回家。付立彬两次勒索我家人共一万元。

在去齐齐哈尔双合劳教所（现在已经解体）的路上，我们一共三人，还有两个外县的同修。我呕吐一路，到劳教所后，开始安排包夹分别对我们转化。女队长张志捷、副队长赵丽娟、郭丽等授意下，我被安排到库房，晚上在警察办公室通宵站着，不让睡觉，包夹围着我说个不停，好多假的宣传，我就开始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在看守所绝食身体较弱，站了一晚上，还不让睡觉，困的直迷糊，神志不清，违心的写了“五书”，才允许进监舍里睡觉。随后，警察指使包夹（就是刑事犯）逼迫我整天看侮辱大法的书和录像。这给我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觉得天都灰了，悔恨和内疚，愤怒和压抑，恐惧和违心，五味交杂，痛不欲生。

逼迫放弃信仰后，他们就开始逼迫我们做奴工。早上五点出工、晚上九点收工（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点）。劳教所给每个人定任务，完不成就在走廊一直干，直到完成为止。奴工活有装牙签，做端午节用的葫芦等，做葫芦的材料被染色，粉尘很大，食管、手、脸、鼻孔里都是，洗不掉，有的同修血压很高也不放过。来活时都得我们来装卸车，二十至四十斤重的装牙签箱子，全靠我们用双手从一楼搬到四楼车间里，再搬下一楼，箱子太重了，搬不动也得硬搬，有的搬不动就掉下来把自己的脚给砸了，大家累的四肢无力，口干舌燥，眼冒金星，普通劳教人员说：死的心都有。

单位被迫也参与迫害。二零零七年我从劳教所回来，才知道卫生局局长李玉华让医院扣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当时工资二千多元）。医院院长李兴伟，逼迫我写了不修炼的保证书，才允许上班。单位负责迫害法轮功的副院长刘树发还经常派人看着我。

牢狱三年 再遭强制转化

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晚上，我出去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警察还是付立彬、朱天福，他们把我带到讷河市公安局，我还是不配合他们。他们又把我用手铐铐在铁椅子上，这次在公安局我坐了四整天的“铁椅子”，不让睡觉的逼供，铁椅子非常的冰屁股，迫害的我下肢严重浮肿，出现高血压症状，头疼头晕（之前没有高血压）。

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齐齐哈尔市看守所。在看守所期间，检察院看证据不足驳回起诉，结果付立彬又重新取的假证据，最后讷河市法院以这个为由把我非法判刑三年。在看守所关押一年后，我被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九监区，他们自称是攻坚组。那里的包夹都是职务犯，托关系找熟人还得每年花上万元的钱才能当上包夹，如果他们到年底不给贿赂那就要调离。职务犯们抢着当包夹就是为了清闲，只干少量的活，女监和劳教所一样有劳动“任务”，有很多犯人累的想自杀（背地里说：“给我个枪子儿崩了我吧”）。我一进九监区就被门岗的刑事犯带到厕所脱光衣服搜身，对每个大法学员都是这样。这是对我人格上的侮辱和人身的侵权。搜完身就给我送到监舍六组，

组长叫于淑范（在监狱里叫道长，道长的权限超过普通警察，每天负责汇报学员动态，衣食住行都包括在内，后来此人得乳腺癌，保外就医），还有包夹李淑梅等，他们就开始叫我码坐、看诽谤大法的录像、书籍。码坐就是坐在一个小塑料凳子上、不高于二十厘米的儿童凳子，放在一块大约六十厘米见方的地砖空间内，不允许伸腿、两手放在膝盖上，只要你的脚一出地砖，就用脚踢你，让你收回去。我是从早五点坐到半夜二点多才让睡觉的，除去吃三顿饭时间约三十分钟，其余时间都必须坐在小凳子上，上厕所包夹都得跟着。有的法轮功学员觉睡的更少，困的把窗户当门走了。你如果不配合包夹，所有的包夹一起开始围攻你、折磨你：用束缚带把你站着绑在床上，开始动手打人了；用牙签扎你的手；你要是喊就用胶带封你的嘴，有的用袜子堵嘴；有个同修脑袋上粘满了纸条，纸条上写着侮辱大法和师父的话；有的同修屁股都坐烂了、化脓了，长蛆了。不管多大年龄他们都不放过，都是这样迫害。

由于在看守所不让炼功，再加精神上的迫害，我身体就开始有病了，血压一直都高，总是迷糊、头晕。所以坐了四天的小凳我的屁股疼的就象折了一样，剜心透骨的痛，我用带海绵的胸罩垫在两个坐骨尖上，可还是疼的忍受不了。加上长期的精神折磨，每天只睡三个小时的觉，身体到了极限，承受不了，就这样的被逼迫转化了，按照他们提供的打印好的样本抄写了“五书”。抄写了以后继续再观察你一段时间，每天还是一遍接一遍的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大约一个月后，就进入迫害法轮功的巩固组。监狱内部还设了一个“六一零”，下监区时“六一零”来“笔试”，过一段时间再“面试”，必须得通过，才可以离开攻坚组九监区，在这里叫“下队”。

我下到十三监区，以为这回可脱离了邪窝，但环境是一样的，仍被包夹看管，禁止跟同修说话，而且还要出奴工，五十五岁以上的出工时间早七点半至晚八点整，给定任务，完不成就得加班，年轻的早五点至晚十点。有病也要被逼出工，不管你病的多严重，队长也不给假。法轮功学员如果在这个监区写了严正声明，宣布五书作废或不报卷减刑（因为减刑还要说违心的话）那就要继续迫害，就在仓库码小凳，如果还不转化就送到十一监区加重迫害。十一监区里面都是单间，象小号一样，没有任何监控设备，打死人也没人知道，是狱中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就是十一监区。监区的狱警最阴险、邪恶，包夹都是大刑事犯，例如毒贩子、杀人犯等长刑期的，为了减刑她们不择手段的协助狱警迫害法轮功学员。警察幕后操纵，一旦出现问题，犯人是替罪羊，狱警们能推责任。

监狱到期 又被绑到“洗脑班”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六日临近过年，地狱般的煎熬终于结束了，被非法囚禁三年的我终于可以出狱了。可没想到的是，讷河市“六一零”直接把我绑架到了齐齐哈尔市洗脑班（位于榆树屯的戒毒所内）。我和另两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那里被非法关押了五天，每天都逼迫我们看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光碟，天天写背弃信仰的“五书”、思想汇报等。

终于回家了，本来我已该退休了，却又被开除公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