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贤六，男，四十七周岁，原系甘肃省靖远矿务局机械制修厂机械技术员，自一九九五年十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前所患的胃病、手术后遗症、关节炎不治而愈，从此活的开心快乐，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不再斤斤计较，不再贪图便宜，不再骂人说脏话，生活中充满阳光、充实和坦诚。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后，赵贤六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他的《刑事控告书》中，赵贤六自述了自己遭受江泽民集团和中共迫害的事实。

我的艰辛上访之路

二零零零年二月十八日，我第一次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到北京时已经是二月十九日的晚上，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我不知道去哪里上访，就走向天安门巡逻的警车，告诉车上的警察，我是法轮功学员，到北京是为法轮功上访的。警车就把我拉进天安门公安分局，做完笔录后，我询问哪里是国务院上访的地方，警察告知我国务院信访办的地址后，就把我放了出来。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我第二次上北京踏上为大法上访之路。六月二十六日，我去了信访局上访，进入信访局后，做了简单的登记，就把我和其他为大法来上访的人截留在信访局。中午时分就把我们用公交车拉到了石景山体育馆。石景山体育馆派出所的警察为了询问我的籍贯，一上来就左右开弓，使劲的抽了我六个大嘴巴。

到了晚上，警察们把没有报姓名和籍贯的大法弟子分到各个派出所进行审讯，我被分到体育路派出所。警察盘问了三天，我们几个都没有说。六月三十日下午，警察把我送到了崇文区看守所。在看守所，我被警察欺骗，说出了籍贯。七月一日，我被劫持到当地驻京办。到驻京办后，我借上厕所的机会从二楼跳下来，再次踏上去天安门的路，由于身上的钱全被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没收，只好步行去天安门广场。

走到夜里十二点多实在太累，便在街上的休闲凳子上睡着了，结果因我是法轮功学员，就被联防人员带到了建国门派出所，在派出所又被审讯，审讯时，派出所教导员用装水的水瓶砸我的头，往我的身上灌水，逼我下跪、钻桌子底下，我拒绝回答、拒绝配合，他们就把我关在三平米的黑屋子里一整天，不给吃也不给喝，非法关押二十四小时后，警察们开车把我扔到了很远的郊区。

于是，我又一路询问到天安门的路。七月三日早上十点多，我又到了天安门广场。一到广场，我刚在旗杆下盘腿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警察便把我拎起来，赶到警车上，随后劫持到天安门分局的后院关押起来。

到了下午四、五点的时候，警察暴力把我们赶上公交车带走，我被非法押到前门派出所。随后，我们又被劫持到崇文看守所。由于我前两天才从驻京办跑出来，所以又很快被认出来，并被带到了白银市驻京办，白银来的警察就把我铐在一张长条椅上，我用绝食进行反迫害。绝食到第六天的时候，我们单位派人把我接回了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第三次走到天安门广场上证实大法。我被警察用警棍打翻在地，晕死过去，苏醒过来后，满头是血，头象裂开般的疼痛。到了下午，大家被赶上大轿子车，分流到不同的看守所。我被拉到了怀柔看守所。一下车，一个警察问我的名字，当我报出：“大法弟子”时，站在旁边的犯人没命的抽我二十多个嘴巴，打的我眼冒金花，随后被放到犯人的放风场冻着。

到了晚上七点多的时候，一个警察拿着电警棍，直接对我进行电击。起初是电双腿，接着电两个胳膊，再后来是一个指缝一个指缝的电，最后是电脖子。就在电脖子的时候，我被电的不省人事，摔倒在地。清醒后，我就抱定一念：不放我出去，我就拒绝睁开眼睛。警察一看把我电倒了，就叫来看守所的医生，医生对我是既掐人中，又用针扎我的合谷、人中、指甲缝等处，反反复复的扎针没有让我睁眼后，医生让犯人把我的衣服脱掉，企图把我冻醒。无效后，警察们把我拉到怀柔公安医院。到了医院，检查结束后，他们就用氨气熏我。第一次，他们仅仅是让我把氨气吸进去。第二次，警察让犯人把氨气的瓶口对着我的嘴，而且使劲摁住不让漏气，同时用手捏住鼻子不让出气，直接吸氨气，一分钟后才放开。后来，警察还想再这样重复，一个大夫说：不能再这样搞，时间长会中毒的。就这样，我又被带回怀柔看守所。刚一进看守所的值班室，一个警察用高压警棍电我两次，每次电的整个身体都弹起来。随后，我又被送回牢房。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看守所怕承担责任，从外面请了一个中医名家，对我进行扎针，该名医用九根针分别扎在我的合谷、人中、足三里、涌泉等穴位处，不停的弹、转、搓，想把我用中医的扎针弄醒来。扎针无效后，牢头直接把燃着的烟头摁到我的脸上。到了晚上，一个张姓的警察，让犯人把我抬到值班室，同时让两个犯人扶着我靠墙边坐着。该警察拿起电棍对我进行了疯狂的电击，从脚心、小腿、大腿、大腿根部到身上，一遍一遍的电击，最后电击嘴唇。张警察电累了，就吸根烟，完了接着电。

电的过程中，张姓警察以为电棍没有电了，就对着空中放电，结果仍然发出恐怖的“噼噼啪啪”放电声，于是他就接着电，电到最后，整个房间充满了烧焦鸡毛的腥臭味，张姓警察还用手撑开我的眼皮，对着眼睛放电恐吓。看守所看我再关下去，会出人命，就把我释放。

西果园看守所：脖子肉被烫熟、重镣、灌食

回到兰州后，我去看望一位法轮功学员朋友，从他家出来后我被兰州市公安局绑架。晚上，被送进恶名昭著的西果园看守所。在看守所我绝食抗议迫害，警察指使牢头强行给我灌食，我拒绝后，牢头一拳打在我的太阳穴上，当时我就昏死过去，牢头把我的脖子放在滚烫的暖气片上，我的脖子上的一大片肉被烫熟，至今留有伤痕。

中共酷刑示意图：手铐脚镣

苏醒后，我被强制戴上三十六斤重的脚镣和手铐，同时用八号铁丝把脚镣和手铐连接起来，让我的腰弓成九十度，谓之：“前穿”。白天、黑夜，我戴着械具躺在床上，左右各有四个嫌疑犯人坐在旁边，三班倒的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而且，每天要给我鼻饲灌食三次，包括灌浓盐水。

就这样，被非法关押在西果园看守所四十五天（期间身体状况极度恶化时，住监狱医院十多天），其中还被绑在死人床上，连小便都在床上，直接尿到裤子里，靠着体温把湿的裤子及褥子捂干，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最后，我被非法劳教我一年。

甘肃第一劳教所：野蛮灌食、背铐、延期等

我被送到甘肃第一劳教所后，由于我的身体不合格，劳教所拒收。于是，单位公安处的警察把我送进白银市平川拘留所，在这里又把我非法关押近四十天，我被逼绝食五天后，才放我回家。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日，我再次被单位公安处绑架，并被再次送进甘肃第一劳教所。在劳教所的一年多，我被非法关禁闭两次，每次都是十天。一次是背铐在铁床边十天，站不起来，蹲不下去，只有在去医院灌食的时候，才解开背铐。灌食时，不仅要承受鼻饲的痛苦，还要遭受注射毒剂的痛苦，比如身体内象火一般的灼烧。另一次是吊铐在高低床中间十天，直不起身子，坐不下去，痛苦不堪，不仅如此每天还要承受被鼻饲灌食的痛苦，为了增加痛苦，医护人员没有拔鼻饲管子，直接用胶布固定在额头，也是苦不堪言。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鼻饲）

非法劳教到期后，劳教所借口我绝食抗议迫害，又给我非法加长迫害八十一天 ，非法剥夺我的自由八十一天，直到二零零二年五月六日才恢复自由身。同时，我的公职被非法开除。

上海长宁看守所：脚镣和手铐、灌食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凌晨二点半，上海长宁国保、特警以及当地片警十多人非法撬开我家门，非法闯入我家，吓得两位八十多的老人（我母亲及我丈母娘）战战兢兢，把我再次绑架，警察多人把我打倒在地，四个人强行暴力把我抬到车上，并对我家进行非法搜查，电脑、手机、打印机、书籍、资料、现金等被非法抄走，有些东西至今未归还。

当天在长宁国保审讯室，我出现了心脏骤停的休克状态。警察不顾我的身体情况，直接送进长宁看守所。在看守所警察又给我戴上脚镣和手铐，并用另一只手铐把手铐和脚镣连接起来，也就是“前穿”。我绝食反抗非法迫害，看守所的狱医给我鼻饲灌食两次。每次灌食时，狱警把我用手铐铐在特制的椅子上，双脚和两只胳膊分别铐住，头部由两个嫌疑犯摁住动不了。同时要对着看守所的监室，给监管人员现场直播，达到威慑其他人的目的。当我喊：“法轮大法好！”时，警察就用毛巾堵住我的嘴。

上海监狱总医院：“死人床”、灌食

酷刑演示：死人床

十一月五日，我被送进上海监狱总医院，检查完毕后，狱警命令犯人把我直接绑在“死人床”上，两只脚和两只手分别绑在铁床上，头部也固定在铁床上，大小便也不放开，整天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动弹。同时，每天要被鼻饲灌食六次、七次，每天被强制输液体六至七瓶，其中所加的药物无从得知。

十一月二十七日，身体极差的我被释放回家。我在私企做高管的工作也再次失去，同时，身体出现严重的对温差不适应，一旦出现温差变化时，就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怕冷、身体哆嗦的症状。

追究首犯江泽民的法律责任

作为千千万万名善良和平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员，我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就蒙受十六年的不白之冤，惨遭一个小丑江泽民操控国家机器、打着法律的幌子实施的暴力迫害，这是天理、法律和人心所不允许的。因此，起诉罪恶之首江泽民，将法网向这个犯下滔天罪行的恶首收紧，是让法庭回归正义、让善恶有报的天理在人间再现的正义之举，顺天意，应人心！

请检察官们本着正义和良知，惩恶扬善，对造成我严重伤害的元凶江泽民依法提起公诉，要求对被控告人江泽民依法严惩，同时彻底清除江泽民以国家、政府的名义对法轮功所做出的一切不公正定论、规定、禁令、限制和影响；立即全部释放仍然非法被关、被拘、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