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邓智慧老人在控告书中讲述自己的遭遇。

我原是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供销社伍城大厦职工。一九九八年，单位突然破产，夫妻双双下岗。下岗后，因为年龄偏大，找工作困难很多。没有了经济来源，心情也不好。逐渐周身无力，例假不止，到县医院检查，才知道是子宫肌瘤。单位突然破产，又无医疗费，儿子正读书需要钱，快九十岁的父母要赡养。没有钱，还要交自己的养老保险费，孩子读书交学费也困难，真是走投无路。

一九九九年三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谨遵李洪志师父的教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指导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心。很快就发生了奇迹，不但身体迅速变好，整个身心都发生了本质的改变。短短几月，以前爱发脾气，不想发了；以前身体不好，因生小孩后得的头风症、头痛，还有腿疼、肩周炎、妇科病症、气虚、咽喉炎、肾虚、风湿病、子宫肌瘤等，都不翼而飞。特别是原来饭前中药、饭后西药，周身没力气，家住五楼，上了楼就不想下楼，这些，我一炼法轮功，都好了。有了忍让与宽容的心境，随着修真修善，心胸逐渐扩展，不再生气和发脾气了，家庭和睦，快乐。朴实的真实是最能感动人的，家人、邻居、朋友也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

就在我修炼大法几个月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在整个中国大陆，江泽民一手制造了这场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迫害运动，疯狂、邪恶，旷日持久，特别是用谎言和欺骗的宣传手法，污蔑、陷害，毒害了整个中国人民，罪大恶极。

因为这场毫无理性、人性、道德的迫害，我三次被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判刑。

二零零一年暴力绑架到看守所迫害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晚上八点多钟，我在家看电视，穿的便衣的国保大队张跃君等十几人在未出示任何证件闯入家中非法搜查，七、八个人把我从五楼往下拖，我就大声喊：“抢人啦！”宿舍楼的很多人都出来，目睹了七、八个人象拖死刑犯一样的脚不沾地的把我拖起跑的暴力行为，鞋也拖掉，拖到大门口时，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没做任何坏事”，没有人敢吭声，他们把我拖出大门，大门外停了许多辆警车，闪着红灯，很多人在观看，他们把我塞入警车，拉到凯江派出所。

派出所的指导员上来就踢我几脚，我说：我没做任何坏事，为什么抓我？他说：江泽民这帮子人叫我们抓你们，我们端着这碗饭，没办法。当时公安局长寿恩泽也来了，我指着被拖青紫的双手臂说：你看这些，这是你属下的“功劳”！我指着指导员，说：他也来踢我，寿局长不吱声。后来，他们说送我回家，结果把我绑架到看守所，鞋被他们拖掉了，绑架到看守所都是打的赤脚。

在看守所好多天，手臂还是青紫的，一个检察院驻看守所姓石的人员，看见我青紫的手臂，问我：是谁打的？我告诉他：我在家看电视，被国保大队七、八个人拖起就跑，是拖的。他就说：要是有人打你，就告诉我。在看守所，国保大队提审多次，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就骂我是顽固分子，骂我是反革命，并强行要我承认炼法轮功是反对政府，反对共产党。我告诉他们：我工作几十年，老了，身体不好，就锻炼身体，谁也不反。又叫来亲戚、朋友来劝我别炼了，我的朋友流着泪劝我说：“你又没贪占别人一分钱，把你关在这里，不划算，你就说不练了，就好出来。”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他们用亲情给我施加压力以达到迫使我放弃信仰的目的，也使家人，亲朋好友遭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二十八天。强行交所谓的保证金五千元。（向亲戚借的五千元）后来在多次索要下，于二零零二年九月退还。

回家后，限制行动自由，不许离开当地，也不许上北京。因我修炼了法轮功，居委会把每月的低保生活费一百元也取消了。国保、住街民警、居委会、经常来骚扰。一段时间，我听见脚步声、敲门声，汽车喇叭声，就神经紧张，吓得心跳不止。这次迫害，使我和我的家人、亲戚、朋友的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二零零六年再遭看守所迫害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多钟，我在家织毛衣，住街民警杨文宇骗开门后，中江县国保大队都穿的便衣，陆雪勇、黎兵、何显田、及街道居委会、来了十几个人抄家，抢走所有法轮功书籍、师父法像、资料、光碟等等。他们要我跟他们走，我说：我在家没做任何坏事，是你们在犯法，我不去。卢雪勇伸手捉住我的脚脖，一人抓起另一只脚，国保队长黎兵等七、八个人如狼似虎把我仰面朝天的拖下五楼，又把我绑架到看守所。

酷刑演示：拖拽

当时快过年了，快九十岁的老父母气得住了医院。在看守所把我同杀人犯、抢劫犯关在一起，那个杀人犯就睡在我的旁边，每天晚上，那个杀人犯翻身时，铁链子的响声吓得我心惊胆颤，根本无法入睡。每天强制劳动十几个小时。有段时间做笔芯，每天要做六、七百只。两只手的拇指、十指、中指被笔尖把肉皮夺得稀烂，检察院两个法官来做笔录，指印都无法盖。看守所用手铐将我双手铐住到县医院检查。这次，我本来已经痊愈了的子宫肌瘤又查出了病症，打B超还有一团阴影。查出有“病”后，取保候审回家。在看守所七十天后被保释出来。

二零零六年冤判四年迫害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六中午，我在家煮饭，凯江派出所所长曹金民骗我丈夫说来家问我一句话，我把门打开，（丈夫在民营企业打工还没下班，曹金民就去把他叫来，哄我开门）曹金明说，我是执行法院的命令。七、八个人又把我绑架到看守所。

十一月三日上午九点，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法院在没有律师的辩护，也未作任何调查，未通知任何亲属、就枉判我四年。在法庭定罪之前，被告都是嫌疑人，哪怕是杀人嫌疑人都有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可是中江县法院对法轮功就可以随便这样冤判。

冤判四年，俩个老人精神受到巨大打击，我还没出监狱，老父亲就离世了。一年多后老母亲也离世了。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我被中江县看守所绑架到四川省女子监狱第三监区（二－六），监狱住址资阳市简阳县养马河镇。在监狱里，每个法轮功学员分散到不同的号房，每个法轮功学员有几个刑事犯监控，吃饭、睡觉、上厕所都一起去。法轮功学员说了什么，犯人都要向警察报告，随时掌握思想情况。每天强制劳动十几个小时，打报告时自己说自己是罪犯，没有人格尊严，每天要打多次报告，上厕所也要打报告。不许和其他大法弟子说话，不许炼功。由人看管逼写“认罪书”、“保证书”、“揭批书”，“悔过书”。每个月必须写思想认识。与家属来往信件必须检查后才能寄出，接电话时被监听。在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深深铭刻在了记忆中。

零八年奥运期间，所有的警察不放假，连续上班，把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在一起严管，每天上午都是洗脑、“转化”。有一天上午，一个警察政治教育后说：把你们拉出去枪毙（当时就有一个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哭了）。这个警察把“教育”的任务完成后，又说：这段时间天气温差很大，早晚很凉，多穿一件衣服（注：其实有的警察还是有人性在，只是被洗脑、欺骗中，违背良心、执行了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下午在车间劳动，我脑袋里老是这一句话：要枪毙了，要枪毙了……。第二天，发现那个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眼睛都哭红了，她说：我就是锻炼身体，把我关在这里，还要枪毙！她气得中午饭没吃，哭了一下午，晚饭没吃，又哭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饭也没吃，坐那儿还在哭。

慢慢地我从迫害中逐渐清醒过来，炼法轮功没有错，迫害是毫无理性和人性的作恶！于是，在逆境中仍然坚守对“真、善、忍”的信仰和践行，做道德高尚的好人。监狱里的警察和犯人，在和法轮功学员接触中发现，法轮功学员都是老实本份、心地善良，无怨无恨，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一丝不苟，吃苦耐劳，是难得的好人。在监狱里的厂家质检员也说，你们法轮功质量做的最好，只有法轮功做的才放心。那些犯人说：我们做了坏事关在这里，你们好人也关在这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几年冤枉的牢狱生活、所谓的劳动改造中，警察和犯人都认同我是好人，所以减刑八个月，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提前释放回家。

这场迫害，不但对本人造成很大的伤害，也给我的家庭、亲朋好友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造成的伤害不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描述的。我的丈夫在株连迫害下，精神上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担惊受怕，尤其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经常夜不能寐，经常不出门，也不同别人说话。

至今仍遭监视、限制旅行

出狱至今，我一直处于被监视之中。片警、居委会经常对我进行骚扰，暗中指使人监视我。电话长期监控，特别是五一、十一、过年，所谓的“敏感日”，电话打不出去，打进来要打多次才行。

我只有一个独子，去年我儿媳要生孩子，让我去带孙子，可是公安局却不给我办护照，护照不就是一个人的身份证吗？却不给我办，我去不成，我儿媳生气，不把孙子带我家来。

今年四月份是我大姐八十岁的生日，我去看她，在德阳火车站检票口随身带的东西安检完，检查车票出示身份证时，验票员看身份证后说身份证上有什么字，马上把我的火车票和身份证都拿走，叫我到警察那儿去登记。警察问我到那儿去，去干啥？加入过什么组织没有？有什么活动？我叫他把车票和身份证给我，他不给，要我把所有的行李打开又重新搜查后才给。

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能做什么呢？安检后还要搜查，一个验票员就可以随便扣下乘车公民和证件行李，这是法治社会吗？这不就是江泽民滥用职权指使层层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还在继续吗？

因此，我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江泽民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还人间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