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家庭

我一岁那年，父亲因替别人顶罪坐牢，离开了我们，母亲受到很大的打击，一受刺激就犯病。母亲身体不好，很多事情都顾不上，经常做饭是生一顿糊一顿的。哥哥也只能由姥姥抚养。在学校里，小朋友因为我没有爸爸经常讥笑我、排斥我，我没有朋友，家里也从没有客人，我很孤独、痛苦。为了改变痛苦的命运，我唯一的出路就是好好学习，于是从中学起我的成绩直线上升，在年级中名列前茅。

十二岁那年我上初二时，父亲回到我们身边，母亲的精神状态也有了很大的好转，脸上开始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精神状态基本趋于稳定。我的双胞胎哥哥也回来了，我们家算是团圆了。然而父亲没有把他坐牢的真正原因告诉我们，只说这是命中注定该有的劫难。但是父亲的离开给我家带来的痛苦，尤其是同学们对我的嘲笑，使我不能轻松的就接受爸爸，我在外人面前从不叫他“爸爸”，也不让同学知道我爸回来了，觉得让人知道我有一个“劳改犯”的爸爸很丢人。这些都让父亲很难过，加之以前生活环境的差异、代沟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虽然是一家人，可在一起却总会因为很小的琐事吵架，几乎天天一小吵，三、五天一大吵，谁也不让谁，甚至大打出手，每次大吵后就是谁也不理谁。那时我放学回家站在楼下都不想进家门。

十一年监狱生活的折磨使父亲苍老许多，用他的话说是“五脏六腑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他经常身体疼痛趴在床上一言不发，脸色蜡黄、头上冒着虚汗，因无钱医治从不去医院看病，实在受不了了才去小诊所抓副药吃吃。因坐牢，单位早已将他开除，他的很多证件（工作证、退伍证等等）又被妈妈给弄丢了，爸爸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可家庭的重担却实实在在的落在了父亲身上，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我的学费，父亲干着社会最底层的工作——蹬三轮车拉货为生，高强度的体力付出、老板的克扣、客户的白眼加上家中解不开的矛盾，使父亲身心憔悴。

当时大陆掀起了气功热，父亲为祛病健身到处拜师学练气功，可惜练的都是假气功，还用气功给别人治病，父亲的身体没有好转，还花了不少钱。

喜得大法

大法洪传到我们家乡。父亲得到了《转法轮》及《大圆满法》两本书及一套炼功录音带。父亲看后说《转法轮》这本书很正，义务教功不收钱财，不象以前学的那个假气功分好多级，每级都得拜师，一级比一级学费贵很多，交都交不起；也解开了他多年的人生困惑。父亲按照《大圆满法》书中的图片学炼动作，之后他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脸色由原来的发黄变为白里透红，而且再也不用为有病要花医药费而发愁了。父亲通过学炼大法身体恢复很快，他蹬三轮车到六十多岁才停止，对于这个重体力劳动的行业，没有几个人能够干到这个岁数，这也体现了大法的超常与威力。

我在父亲的影响下看了《转法轮》，我明白了人的生老病死及一切痛苦都来源于自己的业力，人可以通过修炼偿还业债从而达到祛病健身，这对我们这个收入极低而且父母身体健康状况都不好的家庭来说真是福从天降，家庭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了大半。

不知不觉，我也开始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了，主动干家务，不和大人顶嘴，被别人伤害了也不记恨。我开始后悔自己过去的自私自利、任性妄为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我真诚地向被我伤害过的哥哥道歉，他很受感动，我们的关系也融洽了许多，家里也由原来的争吵、对峙，变得安静祥和。

十八岁时，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我在大学校园里有了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同修之间虽然互不认识、交往不深，但谁有困难都主动无偿的帮助与关心，慢慢的我的性格开朗起来，我觉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温暖和快乐！

一次我和同宿舍的同学一起去很远的地方玩，顺便逛了一个书店，我们都买了几本书，然后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学校．在快走到校门口时我掏口袋发现买书时店员给我多找了十元钱，于是我立马掉头坐公交车返回去还钱。

还有一次我们骑车外出，临近傍晚我们一起往回走，当时逆行就推自行车上了人行道，等我们回到学校时天快黑了，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自行车把上挂了一个带子很长的手机袋，里面装着一个手机。我很奇怪这从天而降的手机，对于当时没钱也没手机的我，这也是不小的诱惑，但是我马上想起大法师父的教导——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于是我想丢手机的人该有多着急呀。打开手机，看到通讯录里有一个起名叫“家”的号码，我立即打宿舍的公话联系，接电话的是一位母亲，她说是孩子放学回家后发现手机丢了。我骑上自行车就赶往约好的地点，她的母亲早已准备了一百元等着给我，我没有要并说法轮功要求人做人事事处处考虑别人，这是我应该的，阿姨和她的孩子都很感激。

如果我不学大法，我根本不会这么做，我感到自己变了一个人，我变得乐于助人，遇到什么困难心中都乐呵呵的，内心踏实，每一天都感到活的很充实。这再次体现了大法的威力，那段时间真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感谢师父，那段时光将在我的记忆中永驻！

迫害降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我们仍按往常一样来到炼功点，发现辅导员没有来，没人放炼功带，无法炼功，这时有人告诉我们：昨晚辅导员被秘密抓捕，其它地方的辅导员也被抓了。

之后学校每天早晨与晚饭时广播喇叭里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之词。我原本在校内干的一份勤工俭学工作——给报刊栏换报纸，也被无辜的取消了，管此事的老师也说：你干得很好，每次都把栏杆擦的干干净净，换报纸也没有耽误一天，但是没办法，上面说要换人。就这样，也让我身边的人看到我是因为炼法轮功而被取消勤工俭学的资格的。一天，学生会主席找到我，说因为我炼法轮功特地在私下调查过我，同宿舍、同班同学以及和我接触过的人都说我是好人，他说：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迫害）要你这样的好人摊上了？

后来我听说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同修被判刑十八年，当时我感觉整个人都要垮掉了，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是在真正的要做好人呀，不管修炼的层次如何，每一个真修者都在严格的修炼心性，怎么能把这样的人当成犯人抓起来监禁？ 在这颠倒是非与黑白、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对于没有多少生活阅历的我，面对这些打击根本就招架不住，痛苦使我上课时无法专心听课，我的成绩直线下降。

我们的修炼环境被破坏了，身边的人又被邪恶的宣传毒害着误解我们，没有地方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没有人肯听、敢听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当时继续坚定对法轮功的信仰就会被认为是“痴迷”、被“精神控制”了，从而承受世人异样的眼光、似见到洪水猛兽般的躲闪不及，这种广泛的社会歧视下我更感雪上加霜，以前晚上我们可以集体学法、交流，现在同修被开除的被开除、被看管的被看管，即使是同学同修见面说几句话也被其他同学有意的凑过来听，没有了交流的环境，压抑、忧郁使我经常晚上一个人躲在学校的某个谁也看不到、找不到的角落里（如操场的小树林、地下的配电室、教学楼顶的天台），痛苦、凄凉、孤独、自卑、恐惧紧紧缠绕着我。

学校领导一再找到我让我写对法轮功的认识，我也认真的思考，我觉的虽然我没亲眼见过师父，但是根据我学法后的亲身修炼实践，我变了，是在向好的方向变，我的父亲及我的家庭都因我们修炼大法而受益，我的处事为人也得到同宿舍、同班同学的认可，无论国家怎么说法轮功不好，在我心中法轮功是好的是正的，我就按照自己对大法的真实感受写了认识上交了。

一次我外出坐公交车，途径天安门广场，没想到天安门到处是警察、警车，我看到有炼功人打“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横幅，而紧接着就是一群警察发疯似的向炼功人扑去，把他们推搡、打倒在地，拳头象雨点般的砸在炼功人身上，其它警察则用呼叫机联系，不一会儿警车就驶到跟前，警察扭搡着把大法弟子推挤进车，大法弟子高喊“法轮大法好”，随即便是啪啪响亮的扇耳光的声音。我被这一幕震动了。

为了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到了信访办所在胡同的门口，却发现信访办的牌子已被摘掉，而且到处都是公安与便衣，是凡要过此门的人都被盘问是否是上访的、为什么事上访，我亲眼见到有人被问出是为法轮功上访后就被公安与便衣围困，他们说着对大法诬蔑、诽谤的话，并且进行人格侮辱。

正常的上访渠道被拦截，唯一能够反映法轮功情况的地方就只有天安门广场了。当我走向天安门时，不久一个身穿黑色皮夹克的男子向我走来，问我在这里干什么，又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而且还说他就是炼法轮功的，我半信半疑中说自己来上访，他便露出狡猾的狞笑说；我带你去个地方反映，结果巡逻的警车向我驶来，我才明白他是个便衣，我被欺骗着非法带上了警车。

当晚派出所警察非法审问我，我不说姓名地址，他就将我打倒在地，还说：小小年纪就敢跟国家对抗。在天安门派出所里，我因不报姓名、地址，被反复关押在北京的各个看守所。

后来警察将一大轿车法轮功学员秘密转移，车走了很远很久到了一个都不认识的地方，一车人被分成好几批，非法关押在不同的派出所，当时我们十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河北一个很简陋的看守所，归“亮甲店”派出所管。起初我们集体绝食抗议，被插胃管，期间还被拖出去刑讯逼问姓名、地址。派出所的警察见我不说，就叫人用电棍电我，我被电的身上多处皮肤留下焦痕，周身一股焦糊味。

邪恶调遣处

我们这些被刑讯逼供供出姓名地址的人，最后的结果都是被非法劳教，有同修被遣返原籍，我被非法押往北京。调遣处那两扇厚重的大门打开，两排手持警棍的警察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我们排成一队往里走，警察喊道：低头！不低头的就当即被四、五根电棍电头，直到被电得低下头为止。

所有的人在进监房前都被全面搜身，包括拆开扎着的头发，在院子里脱光所有的衣服，旁边不远就是男监区，中间是铁丝网相隔，男监区的警察和男犯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这里。衣服被里外翻遍的检查，看是否有与法轮功有关的物品、字条等，如果是手套会把每个指头翻过来看，如果有卫生卷纸会被从头到尾的抖开看是否有夹带，甚至是有女法轮功学员来月经，也要掀开月经纸下面查看。

我们被分成十个队，每个队都有一个真正的犯人看管其他人，共十八人住一间窄小的屋子，睡的是上下铺，屋子里只能放下四张上下铺，共八张床，靠墙一边两张，相对的床与床之间是不到一米半的距离，还有十个人就得睡在地上，几张木板铺在地上上面铺上薄薄的露出黑心棉的褥子，睡觉时得先蜷着身体把头和脚伸进下铺的床下才能把身体伸展。狱警为了不让我们“交流”，要求我们相邻的人头与脚错开睡。上下铺的床都是两米长，两米的地方要五个人并排躺下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睡下，躺下不能翻身，否则就会碰到两边的人。

早上五点起床，背监规、强迫劳动，晚上十点才能睡觉。每天只能喝两次水，一屋子人每次只给一小盆开水，全屋人轮着喝，每个人只能喝一两口。早晚洗漱包括上厕所每个队只给两分钟时间，洗漱的房间靠墙一边是水龙头，另一边是上厕所蹲的坑，由于时间太短人又多，每次都只能做一件事情，要么洗漱，要么上厕所，两分钟一过，小哨就没好脸的将大家往外赶。在那里从来没洗过澡，衣服都是发霉的汗臭味。

在那里干的活最多的就是包卫生筷的活，劳动量很大，房屋很小，成麻袋的未包的筷子只能堆在地上、掀开黑心棉褥子的床板上。我们除了早晚能洗漱平时根本无法洗手，房屋拥挤再加上天热，手上的汗都粘在筷子上，包筷子的纸条印着“高温消毒” 的红色油墨经常把手指都染红了。调遣处的警察为了赚钱，根本不顾卫生条件，掉到地上被踩上脚印的筷子一样强制我们包上纸条以充数量。包上纸条后筷子就成麻袋的运走了，我这才知道平时饭馆里用的卫生筷也出自这里，由于纸条掉色，如果再高温消毒筷子也会变成红色的，这样看来我们日常用的一次性卫生筷根本就没有消过毒。

除此之外，还干粘鞋底的活，胶水的味道很刺激，一天下来感到头晕恶心，有时活重就得干到夜里一两点，早上照样五点起床。

每天早晨洗漱完毕，狱警都会进行一次点名，每个被点到名字的人就要由站姿变为抱头，同时蹲下并将头低下夹在两腿之间。而进出门都要低头抱手（双手叠扣放在腹前）大声喊“报告、是”，后来才知道这是对犯人在出门或进门时要经过门口的小哨或队长同意才喊的。但是即使没有小哨或队长也得喊。

打饭时每个人要饭盆捧在胸前，以军蹲的姿势（双腿下蹲，一条单腿几乎跪地）报告说：我是劳教人员某某某，请队长打饭。有同修不堪其辱以绝食抗争立即被狱警关起用电棍电，传出电棍啪啪的声响和同修的惨叫，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屋有一个同修悟到早上点名抱头蹲下是对犯人的规定，而我们是做好人的不应该配合，于是大家商量好第二天点名的时候不抱头蹲下只答道。我们这样做后，我被带到狱警屋子里，早就有犯人在那里，一个犯人在后面用脚踹我的膝部，导致我站立不稳向后倒去，站在我前面的犯人顺势将我推倒在地，五个人分别摁住我的四肢和头，还有一个拿着湿毛巾死死压住我的鼻子，迫使我张口呼吸，犯人就将米汤倒进我嘴里，米汤被我呛的吐出来，我咬紧牙关，犯人又用钢勺的勺把敲我的嘴，将勺把捅进我的口腔里，使劲地划来划去，我立刻感到嘴里发咸，警察说：把她（指我）送回去，至少3天不用再灌了。一犯人跟在我后面送毛巾时不停的说：这么多血、这么多血。

劳教所的洗脑迫害

我们后来被非法关押至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到时已经是傍晚了，被送到楼道一块空地，面墙而站说是让我们“面壁思过”。外面漆黑一片，楼道里的灯亮了起来，没想到我见到的竟是我们学校的昔日同修梁红和另外两个外校大学生。梁红嬉笑对我说：你来了，还没吃饭吧？当时我确实很饿，她从屋子里拿出一包很上档次的方便面，亲自给我泡上，诱人的香味和饥饿感令我无法克制自己的食欲，我吃的时候，她们得意而笑，她们说她们都“转化”了，在这里不“转化”是不可能等等。我在怕心下，为了逃避痛苦的折磨，在明知“转化”不对的情况下顺水推舟的“转化”了。

我以为这就完事了，没想到同监室里有很多人是专门监视我们这些新“转化”者的言行的，一旦发现还有认为大法好或认同大法法理的念头都被视为“转化”不彻底，立即上报警察，继续“转化”迫害。

当时三大队里非法关押着全国各地去北京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有一百多人，我被非法劳教时只有二十一岁，没想到又绑架进去一个比我还小两岁的法轮功学员，警察逼她罚站并不让睡觉。虽然不能拒绝警察的指使，但我从内心不想干迫害好人的事，于是我就有意打盹，被这个警察看到后把我叫到一边，再次跟我强调说不能让她睡觉，还说人在长期不睡觉的情况下神志是恍惚的，才记不起法轮功的东西，这时再 “转化”就好做了。我惊愕了，原以为不让睡觉只是体罚的一种方式，没想到还起到破坏人正常的记忆、达到“转化”为目的的恶毒手段。这就是之后由北京新安劳教所向全国各地劳教所、监狱、“转化”班输出的对法轮功学员最恶毒的精神迫害之一“熬鹰”。

所有“转化”的人都要写“四书”以巩固 “转化成果”，之后还要写“大揭批”。警察集中全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到礼堂，每个““转化”者”一个个地念“揭批稿”，并被录像。全部念完后，所有““转化”者”起立合唱“同一首歌”。

被“转化”了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强制要求参加舞蹈、经络保健操、广播体操等，在邪党的重大节假日到其它劳教所进行串通表演，同时让新闻媒体录像播放给社会各界进一步制造假相欺骗与毒害世人。

对于被迫转化后又表明继续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狱警立即将她们隔离高压迫害，如：关 “小号”。同时警察允许犯人可以任意的谩骂、殴打、侮辱法轮功学员。这些所谓的“帮教骨干”不仅被警察利用来“转化”刚被非法押送到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而且还不时的外出到各个洗脑班对还未“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利诱、胁迫、洗脑迫害，而各地的洗脑班多以“法制培训班”、“法制教育学校”等冠名，不敢对外公开其机构的真实内幕。

在新安劳教所的一系列邪恶的“转化”手段，不断的向全国各地的劳教所及洗脑班输出邪恶手段，经常有各地劳教所的警察、邪悟者、司法部门召集来的教育、科协、心理研究的所谓“专家”到新安劳教“学习”所谓的“转化”经验。

法轮功学员张亦洁遭受血腥迫害

劳教所三大队是全所最邪恶的一个队，警察以此队的“转化率”最高、进了三队就没有不“转化”的而向上邀功、请赏。“转化”的办法有：罚站、不许睡觉、不让大小便，对于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则是多名犯人包夹，采用“车轮战术”让包夹轮番洗脑、关小号等。

被非法关押在一队的法轮功学员张亦洁，拒绝“转化”，被狱警转押至三队继续迫害，包夹围着她逼迫她“转化”。对张亦洁的迫害包括：毒打、辱骂、关小号。有一个仍有良知的劳教犯曾对我说：张亦洁被关押在一间小屋里，屋子的窗户、门都被纸条封住，不让人知道时间，而且一天就给一顿饭，是一个小窝窝头，送饭的包夹还使坏将窝窝头的尖部掰掉，使她吃的更少，张亦洁因长期罚站，双小腿肿得象海碗一样粗，这个劳教犯不忍心这残酷的迫害，含泪暗自为她搓腿，张亦洁问她今天是星期几，她如实回答，被其他包夹听到后，就再也不让她接近张亦洁了。

张亦洁的丈夫是驻外大使馆官员，劳教所出于政治需要极力“转化”张亦洁，以利用她影响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就把张亦洁列为迫害的重点。有一次，上面要来劳教所检查，狱警将“转化”不彻底的法轮功学员统统转移至楼上，将张亦洁转移的不知去向。然后在一楼的号室里摆上鲜花、鱼缸，并撤走几张床使得房屋显得宽敞，又让全楼道的人用蘸着洗洁精的抹布蹲在地上一遍一遍的擦洗楼道，直到地板砖被擦的光亮。上级部门的来检查时，马上找来记者采访事前安排好的邪悟者，用光鲜的假相掩盖背后残酷及血腥的迫害。

等检查部门的人一走，马上一切原形毕露。几天后，再见到张亦洁时，她是被两个人搀着步履艰难的走回来的。那个有良知的劳教犯哭诉着对我说她亲眼见到张亦洁被转移至一个很偏的房子里，卖淫犯在警察的唆使下用三把牙刷毛朝外绑在一起捅到张亦洁的阴道里来回刷，鲜血将张亦洁穿的厚毛裤浸透。

二零零一年年底，三大队狱警焦学先为了“转化率”达到百分之百，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将三大队所有人员叫到筒道里，对张亦洁说：不要再把这件事（指“转化”）拖到新的一年中，你不“转化”就让全楼道里的人都陪着你，直到你“转化”为止。于是全楼道一百多人都在筒道两侧站着，不管多大岁数（其中年龄最大的是七十几岁）、身体状况好坏，统统都被“株连”。当时张亦洁被逼站在队列的最前头，我站在后面，楼道静悄悄的，压抑而恐怖，没有人说话，狱警焦学先一次次的逼迫张亦洁写所谓的“认识”， 过了零点，那些劳教犯和邪悟者开始协同警察向张亦洁施压，说张亦洁“自私”。直到我们睡觉时都不知道是几点。

不堪回首

六月份，我从劳教所出狱。回到家里才发现母亲又犯病了。从我哥那知道，在我被劳教的时候，片警当着我妈的面把我爸绑架走，关在河口的某个洗脑班迫害。这一幕给母亲带来重创，致使精神失常。

我回到学校后，被安排跟着下两级的学生上课，每逢四·二五、七·二零等“敏感日”，我都会被“关照”：最好哪也别去，就呆在学校。

我可以重新上课了，但是我并不快乐，课堂上老师讲课，我脑中却不停的闪现劳教所里一幕幕对法轮功学员残酷折磨的场景，我压抑着自己不出声，任泪水不住的流淌。

以前的同班同学都很高兴我回到学校，我对关心我的同学提到劳教所里罪恶时，同学们会震惊得瞠目结舌。

我之所以要写出以前被迫害的经历，是因为现在仍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一事实，也不相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许多人仍对中共邪党抱有希望，我想我应该写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证实邪党的罪恶，望世人能够认清邪党，三退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