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苏平在《控告状》中说：“就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还把电话打到家里骚扰，严重的打扰了我们家的正常生活，给双亲及女儿心里造成巨大的恐惧，巨大的心理压力，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父亲终于被他们逼得病倒了，……临终前想见我一面，姐姐拿着病危通知到市610开了信，赶到劳教所，劳教所却说我‘思想顽固’，不允许我去医院见父亲。父亲流着泪喊着我的名字说：再也见不上苏平了。”

“他们明知道我父亲一次次的昏迷，一次次的抢救，他们却不断的、一次次的向我父亲施加压力。是江泽民一伙的人逼死了我的父亲，触犯中国刑法第232条禁止‘故意杀人’。”

以下是李苏平与家人被迫害的基本情况：

一、修炼法轮大法，身心获得很大的受益

我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大法弘传，人传人心传心，传到我这一听就喜欢，自然就学了，这不就是我一直祈盼、等待、寻找的吗。真的是一直在祈盼、等待、寻找着什么，我从小就喜欢静，从小到大做梦都在天上飞，几十年前就打坐，一开始就双盘两小时。打坐中自然出现了许多这个那个的，我们现在都知道，人眼睛看不见的，不等于不存在是不是，科学还没认识到的、没发展到哪一步的，依然是存在的，要不科学怎么進步呢？宇宙奥秘无穷，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大概就是缘分。

缘分使我走入大法修炼。看了《转法轮》，心中打开一扇窗，自然明白了许多道理，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一扫心中的不快和烦恼，思想精神愉快，越活越带劲。明白了做人就应该真诚、善良、宽容、忍让，善待他人。遇事学会了换位思考，遇到矛盾时找找自己的不足，自己的言行是否对他人造成了伤害。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场合，还是在社会、在家庭，还是有人或没人，都是一样，严格要求自己，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修去为私的心，这次没做好，下次做的好一点，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最终就会达到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标准，正因为这样去做了，所以我变得更善良、更加宽容、更加真诚 。

修炼法轮功之前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病，感冒、嗓子痛还是有的，但是活得也不痛快，由于婚姻的不幸，我带着女儿长期住在父母家。修炼法轮功后，我在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收获，精神愉快，没有烦恼。在社会上，我是遵守社会公德的好公民，在家里更加孝敬老人，兄弟姐妹更加团结，不被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所影响，正直、善良、诚实，做人堂堂正正，不与人斤斤计较，宽容、大度。在我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女儿也是个很好的孩子，懂事有礼貌，孝敬老人，也分得清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

作为法轮功修炼者，我身心等各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受益。

二、我和我的近亲属被迫害的基本情况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被控告人江泽民 “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控告人深受其害，曾被多次非法抄家（多数是流离失所期间的）、行政拘留1次、刑事拘留3次、洗脑班1次、劳动教养3年。控告人被定为本地区最危险的人，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被非法通缉，被万元悬赏捉拿，后提到5万元悬赏，使控告人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无法照顾年迈的双亲和年少的女儿，使控告人的家人饱受生离死别的痛苦。十几年来，控告人没有人身自由，被非法监听、监控、禁闭、跟踪、专人监视，每到所谓敏感日即上门骚扰，并株连控告人的父母、女儿、兄弟姐妹（包括在省城的姐姐）及其他亲人。

迫害使控告人好端端的一个家家破人亡；使控告人十几年来一直背负着气死父亲的不孝之恶名，给控告人精神上、身体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给控告人的家庭、家族造成了失去亲人的痛苦，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使控告人女儿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影响了女儿正常的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给控告人母亲的晚年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把控告人的妹妹无端的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当年控告人妹妹的条件无论是年龄、军龄、级别职务、业务技术等方方面面，完全符合继续留队，却被强制转业，给她造成了很大伤害；给控告人的家庭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给控告人的家庭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1、上访讲真相 长期被骚扰，“我家成了警察的办公地点”

1999年7月20日江氏集团对法轮功进行全面的打压后，因为相信政府，我去了省城向政府说明法轮功真实情况，回来后却被警察禁闭在自己家中，我家成了警察的办公地点。岱宗坊派出所杨姓指导员和一名叫尚峰的小警察，每天到我家来上班，连续八、九天，杨姓指导员说：本来应该在单位隔离，因为我单位破产了，没有地方，就只好在我家里了。还说：我是重点，每天的言语行动要向市里汇报两次，这是市里的要求。泰安岱宗坊派出所杨姓指导员、警察尚峰、干休所亓干事(已转业)、泰安军分区×××、组成了四人小组对我進行看管、监视、跟踪。

1999年12月，只身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局上访，被泰安驻京办事处，泰安公安干警：张军、申大勇等连夜把我押送回泰安，岱宗坊派出所，警察尚峰连夜审讯，在派出所关押两天，被监视居住。1999年12月，我被泰安市610定为最危险的人（那个时候每个地区都要定一个最危险的人），警察三天两头到我家骚扰，干休所曾多次开会组织邻居，对我家進行监视。流离失所期间骚扰到我所有的近亲，包括在省城的姐姐家，还到女儿的学校骚扰，就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还把电话打到家里骚扰，严重的打扰了我们家的正常生活，给双亲及女儿心里造成巨大的恐惧，巨大的心理压力，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以致多年后晚上听到敲门声，母亲都不让开门，女儿听到警笛声都会紧张的心发慌，我出门时间稍微长一点，母亲和女儿在家都会坐卧不宁，担心我会突然失踪。

1999年7.20以来，每逢所谓敏感日他们对我都有过骚扰，干休所政工科科长王涛等有关人员，配合市610、公安派出所，社区也有过参与。

2、非法拘禁 侮辱诽谤 剥夺睡眠近九十个小时

2000年2月，在北京门头沟看守所，才進去就被脱光衣服检查，来例假也照样脱光。警察唆使吸毒犯和卖淫女，四个人打一个法轮功学员，从大通铺上打到地上，各监室都传出噼里啪啦的打人声，一个又高又胖的女警察站在走廊上，撇着京腔尖声叫道：“我最愿意听打人的动静啦”。打完后罚站墙根，穿着袜子站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我就把棉鞋给她送过去，因为这我被罚和同修一起站墙根，从下午四、五点罚站至第二天早6点，第二天泰安公安干警张军、申大勇、还有一名司机，把我从门头沟看守所带到泰安驻京办事处，铐在厕所的暖气管上站了一昼夜，期间长时间不让上厕所、第三天被押送回泰安岱宗坊派出所连夜审讯，第四天上午上班后把我押送到泰安市看守所关押，这期间剥夺睡眠近九十个小时。

2000年2月，在泰安看守所期间，夜间起夜时，一值班警察在铁窗外窥视，被我发现后速离去。在刚進看守所警察登记后，当班警察递过一个很脏的塑料碗和一把塑料勺，当我去接的时候，他却扔到了地上。在進监室时，却要从齐腰高的铁链子下钻过去。在看守所期间，家里给送的生活必需品，包括卫生用品等，女警察李海燕全部收下，但没有全部转交给我。

2000年2月，在泰安看守所被强制背监规，因不背监规坚持炼功，被戴手铐。和付艳丽铐在一起，站墙根儿。一次岱宗坊派出所的警察尚峰和另外一个警察到看守所来提审我，一出那道铁门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扭脸一看是妹妹来看守所给我送东西来了，就喊了一声，妹妹直奔过来，见我戴着手铐，眼圈一红眼泪就要流下来了，我赶紧说：别难过，这不丢人，我没做错什么，做错的是他们。警察尚峰吆喝着進了审讯室，提审是徒劳的，每次都是零口供。

2000年3月，在洗脑班他们派一个人和我同住一屋，寸步不离的跟着我，包括上厕所，工资却要我给她出。

2001年6月，在泰安看守所被强行灌食多次，第三次灌食后吐血。警察、武警、男犯人有参与。

2001年7月-2004年新年，非法劳教期间，警察孙秀凤(副大队长)多次罚站我，当着全监室的人侮辱威胁我，说我如何如何顽固，应该判我八年等等。警察王淑贞（大队长）叫我立正笔直站好，在车间当着全大队的一百多人，扯着她那尖细的嗓子，诏诏的训斥我一个多小时。家里送去的衣服，王淑贞一件一件抖搂开扔在地上，边扔边说：不脏这地刚打扫过。

劳教所就是人间地狱，法轮功学员没有一天不遭受猥亵、侮辱的。每晚每个班组只有五分钟的洗漱时间（包括上厕所），就这五分钟也常常被剥夺。每天十三、四个小时的奴役，还把贴商标、剪线头等活派到监室里，一干就到一、两点，有时在车间通宵的干，长期睡眠。

在山东省女子第一劳教所，曾被强行灌食、罚站、做小马扎、不让洗漱、不让上厕所、剥夺睡眠、强制洗脑、强制奴役、被关在没有暖气的小屋里、被包夹、被扣分、长期喝生水、稀饭中被下药、被查体等等。被劳教期间，法轮功学员被查体，当时并不知道怎么回事，直到活摘被曝光，才知道原来是为活摘建立活体资料库。

参与迫害的警察：赵杰、王淑贞、孙秀凤、冯赛、耿筱梅、张永梅等等。

3、非法抄家 流离失所 住進猪圈

1999年7月20日以来，我们的住处多次被抄，大多都是流离失所期间，十多次也不止了，许多次都是我们才出门不久，住处被抄，等到回来时，已是人去屋空，就再也见不到那些同修了，因此我们常搬家。

一般人想象不到流离失所的艰辛，我们很少买菜，更多的是买咸菜，我们只是在路过菜市场的时候，捡些人家丢弃了的萝卜缨、莴苣叶、白菜帮之类的，我们只想把每一分钱都花在正经处，冬天早晨起来，脸盆里的水结冰，白天穿着旅游鞋不出门还是把脚给冻了；夏天也没有条件每天洗澡。

一次两处住所同时被抄，多位同修被绑架迫害，我们的住处也不安全，我们收拾行囊连夜转移到郊区，那是一位同修的亲戚家，这位亲戚也是同修，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当地的同修帮我们联系到一个果园，这里远离市区，我们在果园帮果农搭大棚，果农要在年前上市他的蔬菜，在这里管吃管住，每人每天十五块钱，天不亮就起来干活，晚饭后天就黑了，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上厕所很不方便。

初来时看到果园里的那所矮小的房子，只是感觉有点怪，门很低，似乎低头才進得去，不大的房子，中间却有一道半截墙，就觉得这是看果园临时住的小屋。第二天，天快黑时，果农叫我和另一位同修去做饭，我们先去打水，然后三块石头支个锅，就烧起来了，终于在天黑前熬好了菜。果园里的红根菠菜很好吃，馒头是果农一早从外边带来的。我们坐在小屋里吃饭，四个人就把小屋坐满了，果农告诉我们说：别看这是个栏，可没有喂过猪。我心一惊：啊！原来是个猪圈，怪不得小屋有点怪。我没有出声，只是在心里觉得好笑，我们居然住進了猪圈却浑然不知。如果不是江泽民搞迫害，我们怎会住進猪圈。

4、通缉悬赏 超期关押 强行奴役

大约在2000年11月份左右，泰安市610对法轮功学员進行了一次大搜捕，那一次泰安市区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那一天夜里我也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了我的一本《转法轮》，我被非法关押在泰安市拘留所，那次拘留所非法关押了二十名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同时还有被关押在看守所和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

半月后，没有人来接我，家里只有年迈的双亲和未成年的女儿，警察又不放我自己走，他们就继续关押我，第二天弟弟来接我，我要求把日期写当天的，警察却无赖的非要坚持写前一天的。不管怎样，我被超期关押了一天。一警察告诉我们说：上边定的劳教八人。

不断的骚扰，迫使我流离失所，我被通缉了，万元悬赏捉拿，后又上升到五万元。2001年6月19日，我们被绑架，住处被抄，警察搜走了我们的私人物品：笔记本电脑、喷墨打印机、针式打印机、手摇油印机、丝网印刷模具两副、打印墨水、打印纸、新闻纸、人民币不详等等。

2001年7月，我被判三年劳教，在没有人身自由的劳教所，被强行奴役没有工资，曾被强行灌食、罚站、做小马扎、不让洗漱、不让上厕所、剥夺睡眠、强制洗脑、被关在没有暖气的小屋里、被包夹、被扣分、被多次找谈话、饭中被下药、被查体等等。最终他们没有达到目的，警察耿筱梅最后一次找我谈话时说：看来你是铁了心了，从现在开始一天二十四小时给你“做工作”（强制洗脑），到你解教也无济于事了，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回到班组里不要宣传你的思想。我所在的班组被警察叫作“反弹班”，我被多次调班组。通过这次谈话，我知道我离解教的日子不远了，正常的劳教人员解教期是公开的，法轮功学员的解教期是保密的。

由于我不放弃信仰，警察王淑贞（大队长）气急败坏的逼班组五大员（监舍负责人）直到给我写上“坚持顽固的×教立场”这几个字，五大员才算交了差。

离开劳教所才到家三两天，泰安市610人员亓可银、高××就到我家来骚扰。

5、邪恶株连迫害 逼死父亲

泰安市610和干休所人员多次给父亲施加压力，2000年，父亲被逼无奈，与我断绝了关系。7.20时、洗脑班时父亲都被他们逼得昏厥了过去，2000年过大年时巨大的压力使父亲突然病危，长时间昏迷不醒，重症监护多次抢救。

母亲也病倒了，医院要求她住院，母亲说不能俩人都住進医院，坚持回家，却卧床不起了，整日以泪洗面。那时的我被关在看守所。姐姐流着泪告诉我：人家过年都欢欢乐乐，咱家简直都乱了套了。

2000年大约7、8月间，泰安市610（王树春、亓可银 张纪轩等）非法扣押我父亲一天，逼迫我父亲作出承诺，保证我如何如何。我父亲被逼得出现了高血压症状，（父亲喜欢锻炼身体很健康，血压一向正常） 他们仍不放我父亲，直至黄昏父亲血压居高不下，才被放回。

在我被非法劳教期间，干休所领导配合610逼迫我父亲，说是不许我再回到干休所来住，说我影响了干休所的荣誉，等等等等。这时是张所长、韩政委。

2003年5月份，父亲终于被他们逼得病倒了，眼瞅着父亲的身体垮了，父亲临终前想见我一面，姐姐拿着病危通知到市610开了信，赶到劳教所，劳教所却说我思想顽固，不允许我去医院见父亲。父亲流着泪喊着我的名字说：再也见不上苏平了。父亲走了，带着屈辱与不甘，带着对女儿的思念与牵挂。

他们明知道我父亲一次次的昏迷，一次次的抢救，他们却不断的、一次次的向我父亲施加压力，是江泽民一伙的人逼死了我的父亲，触犯中国刑法第232条禁止“故意杀人”。

他们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去世而对我停止迫害，仍是不断的進行骚扰， 2008年奥运期间，干休所组织每家（我家除外）一个代表去开会，组织全所的人对我進行监视。这时的所长姓李，政委姓袁。

为逼我放弃大法，我的整个家族都受到株连，对我造成了剧烈的精神与身体上的痛苦，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和不幸，给我的亲人造成极大的痛苦。

以上是我和我的近亲属被迫害的基本情况 。为早日结束这场罪恶的迫害，伸张正义、还法轮功创始人以清白，重建我们民族的道德良知，请予尽快立案侦查，查明犯罪事实，将首恶江泽民及其犯罪集团的主犯抓捕归案，绳之以法，追究其必须承担的全部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