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永倩今年40岁，是石家庄市南位村村民。97年得法，得法前，体弱多病，经常发烧，20岁那年夏天，肺部有阴影，不停的咳嗽，光输液输了一个多礼拜。得法后，身体健康了，尤其是得法19年，一次也没有发烧过。

以下是宁永倩修炼法轮功后的受益事实：

1996年夏天，以真、善、忍为修炼标准的法轮大法传到我们村，我有幸得法，得法后，我身心受益，不仅身体健康了，心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大法教人做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我收到假钱就把它销毁，不去坑害别人，捡到钱就想方设法找到失主，把钱还给人家。

一个在雪地里冻了两天两夜的素不相识的大学生，因为没找到工作，钱花光了，没法回家，我在自己也不宽裕的情况下支援了他钱，让他回家与亲人团聚。

一个老大爷喝了点儿酒，摔倒在路边，眼镜片儿划破额头，血流了半边脸，我顶着被讹诈的心理压力带老大爷去诊所就医并送他回了家，集市上的人们投来赞许的目光，摊主们主动照看我落在路边的自行车，连诊所医生也拒收诊费，大爷的邻居们围着我夸奖我，我说我是学法轮功的，讲真、善、忍，一个大妈激动的说真、善、忍好，真、善、忍好。

我小时候我奶奶待我很不好，以致我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我心里很是记恨，得法后，我放下怨恨，不计前嫌，悉心照料她，她现在自言自语的说，就沾着我的光了，见到我姑姑一个劲儿的说我照顾的好。

以上所述在我得法前我是做不到的，我的亲身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我的师父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最应该尊敬的人。

以下是宁永倩遭受的迫害事实：

一、依法上访 惨遭毒打

2000年7月，我依法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打开印有“真、善、忍”的横幅时，遭到广场上警察的围追殴打，抢夺横幅。我被一恶警拖上警车，因我拒交横幅，在车上一个恶警大打出手，照我左太阳穴猛击数拳，我就感到头部剧痛，左太阳穴起了个大青包，左眼瘀血近一个月。

随后，我被非法关押于北京石景山看守所。半夜十二点以后，石景山公安分局对我进行提审，一警察提审我，他先是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说他如何如何相信法轮功是正确的，来换取我的信任，让我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在得不到任何结果后，他便撕下伪装，对我拳打脚踢，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照我左脸狠打耳光，致使我大半个脸浮肿、麻木，眼肿得几乎看不见东西。他还恶狠狠地威胁我，“再不说，就送你去黑龙江，那里已经打死好几个了。”他还说：“就是打死你也白打，我顶多写一份检查就交差了，曾经有一个犯人的胳膊就是我打断的。”

为了抵制迫害，我开始绝食抗议， 两天后，我被带到当地政府在北京的办事处，背铐在大楼外的楼梯边，由于我身上有伤，又正在绝食抗议，感到很难受，再也支撑不住，昏了过去。不知何时，一警察过来喊醒了我，原来是当地派出所来接我。回到当地，我才知道，因为我进京上访当地方村乡政府对我家敲诈勒索了高达10000元的巨额罚款，至今没开任何凭证，给我本不富裕的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方村派出所把我关进了栾城县看守所。把我没去上访的母亲非法拘禁到乡政府。我的父亲经受不住打击一度想轻生。我和同修们集体绝食抵制非法关押，要求无条件释放。期间，看守所三次把我们送进医院强行插胃管灌食，我被插得大口大口吐血。一位绝食十几天的女同修，由于过度虚弱，最后昏了过去，被送进医院，公安局这才将我们放回家，改为监外执行六个月。由村里监视，限制人身自由，方村乡政府还经常派人上门骚扰。

二、在石家庄槐底刑警中队遭受的迫害

2001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在马路上张贴写有“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时，被石家庄槐底刑警中队绑架。在刑警队，男、女被关在一个小屋里，由铁栏杆隔开，男的关在里面，没有厕所，只能在桶里方便，女的挤在外面，当男的方便时，女的只好闭着眼睛，脸向外面。难闻的气味整天飘荡着，环境是极其肮脏的。

主审我的恶警叫杨剑勇，对我刑讯逼供，多次毒打，因我拒绝签字，被他踹得大腿青紫了一大片，走路下楼都困难，一次他将我从屋里一脚踹到门外。为了抵制迫害，我绝食9天，严重脱水，瘦弱得不象样子。他们怕我出事，惧怕承担责任，极力地想送我出去，但是当地的各个看守所都不敢收我，最后恶警只好把我送到偏远的深泽县看守所，在路上，一恶警不耐烦地说：“着急把她轧死算了，就说她跳车要逃跑。”

三、非法劳教，在石家庄劳教所被长期剥夺睡眠33天，逼迫放弃修炼

2001年11月我被非法劳教两年，转送到石家庄劳教所五大队进行强制转化。

一进劳教所，我就被单独关在三楼的一间屋里，不许我睡觉，由两三个犹大围着我，上厕所也由她们监视，说累了她们就换班轮番上阵向我灌输邪恶的谎言，逼我写“四书”。（就是编造谎言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邪书）。

劳教书有规定，“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后的次日至六十日内向河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或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诉。”但我一进劳教所就受到迫害，这一权利被无情的剥夺了。

队长们时不时地进来，开始伪善的劝我，后来就变成了恐吓、威胁，日夜不停。队长们称：“这叫车轮战，不“转化”就不许睡觉。”经过7天7夜的没有睡眠的苦熬，我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出现严重幻觉，睁着眼说梦话，我会把一盆洗脸水当板凳坐，在这种失去理智的情况下，我被她们诱导着抄了一份“四书”，算是“转化”了。

第二天，我清醒过来，知道自己走错了路，马上否定那份强制下写的“四书”，又写了一份声明作废。恶警就开始给我上吊铐两天两夜、关禁闭室、冻着我、不许睡觉，直到我难受得快要昏过去，才放下来。仍不许我睡觉，由普教日夜监控近二十天，腿肿得蹲不下，走路困难，脚肿得连鞋和袜子都穿不上。二十天后，开始对我进行第二次强制洗脑，这次他们更凶狠，犹大冯珍梅，照我胸口猛击三拳，把我打倒在床上，犹大吴建军多次动手想打我、踢我。大队长张双琴多次叫嚷着以“转捕”来威胁我，其他队长更是恐吓、恶语谩骂。这次“车轮战”历时了11天，我被熬得手、脚不听使唤，多次摔倒、碰墙，一个叛徒曾恶狠狠地说：“碰她个头破血流才对呢，否则，她就不会转化。”我多次出现幻觉，还迷糊过去，有的犹大在我迷糊时竟然往我鼻子里塞辣椒，直到有一次我突然失去知觉，无论他们怎么打都打不醒。他们见谎言迷惑不了我了，只好又让普教监控我。由于我坚决不放弃对大法的正信，经过33天的苦熬，劳教所终于开始让我睡觉了。但是他们并不死心，7天后，我被叫到办公室，逼我写“四书”，恶警马国庆、李斌和两个五大三粗的普教强行按住我，恶警齐红使劲握着我的手和笔写诽谤师父的话。我拼命挣扎，并蹬翻了桌子，他们就把我架起来，摔在凳子上，又把我强行按住，直到我筋疲力尽，这种粗暴、卑劣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的人权，违背了我的意志，我不能忍受对我师父尊严的侮辱，向他们抗议，恶警李斌拽过我就照我脸上打，还把我铐在椅子上。

我们不仅肉体承受迫害，精神更受到摧残，劳教所恶人恶意攻击大法，给我们施加精神压力。2002年夏天，电视报道“关淑云杀女”案，诬蔑法轮功。法轮大法教人向善，不许杀生，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决不会不知道这一点的，更不会杀生。而关淑云言论行为没有一点象大法弟子，甚至她所说的什么“要关门”完全和劳教所洗脑资料上的一样，这证明：“要么杀人案是假的，是给法轮功栽赃的；要么关淑云是被它们强制洗脑扭曲了人格的，更说明这些洗脑‘转化’的本质是害人的。”当我向来视察的干部揭露此事，他们作不出任何解释，就对我置之不理，最后还通知了劳教所的警察，要加重对我的迫害。

在石家庄劳教所我不仅承受了很大的身体迫害，同时还承受了很大的精神迫害。以致造成我精神状态极度恶化，时哭时笑，时而自言自语，直到后来和同修一块背法才得以康复。

在石家庄劳教所同样遭受精神迫害的王冬梅同修因承受太多的精神压力，以致不能照顾自己，最后落水而亡；许秀菊同修最后精神崩溃，失踪，至今毫无音信。

四、在保定劳教所经历的高压迫害

2002年10月，石家庄劳教所疾病流行，我不幸传染上疥疮，短短二十天，就长遍全身，痛苦不堪，但是，劳教所不但没有让我保外就医，而是转送到保定劳教所继续进行迫害。

保定劳教所邪恶至极，那里的普教多是因吸毒、卖淫、打架斗殴被抓进来的，恶警就利用她们充当爪牙迫害大法弟子，动不动就体罚、殴打，甚至电棍电、铐大板，还有死人床，进行高强度的残酷迫害。犯人们拿竹棍把我的手和胳膊打得直抽筋。没过几天，恶警又让犹大向我灌输邪恶的谎言，我拒绝接受。恶警气急败坏，开始体罚我，让我“面壁”，晚上只许睡三、四个小时，白天接着罚站。后来干脆就不许我睡觉，昼夜罚站，熬得我直摔跟头，无数次地碰在墙上，前额起了很多包，多次把旁边睡觉的人都震醒了，她们才允许我睡觉。没过一两天就又开始熬我，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迫害我一个月之久，导致我的腿、脚严重浮肿，筋骨疼痛，走路困难。期间，在恶警的庇护下，普教多次毒打我，恐吓我。

有一次，恶警陈亚娟让我念一些邪恶的话，我拒绝念，她就唤来爪牙毒打我。还有一个叫陈娜的恶警，年龄不足二十岁，却邪恶到极点，在我被罚站近二十天，腿脚浮肿的情况下，竟然罚我下蹲。我很难蹲下，她就罚我跪下，我不跪，她就指使犯人和犹大狠狠打我。犹大庄会青照我心脏部位猛踹，痛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恶徒李淑英把我的头往墙上撞，拿鞋子狠狠抽打我的脸，致使鼻子，嘴均出血，嘴上起了包。她们使劲踩着我的脚，扭我的胳膊和身子要我跪下，恶警陈娜甚至动用电棍电我，最后她们扬言要用胶带缠住我。恶警刘军辉不知廉耻地说：“电棍不电人，国家生产它干什么用。”其邪恶程度大有不把我置死不罢休的架势，我被强逼着艰难下蹲，受迫害近五天五夜，关节剧痛，半夜多次摔倒昏迷过去，庄会青就过来踢我，令我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而且迫害我都是在晚上两、三点钟。

我是大法的受益者，但在这种残酷的高压迫害下，我难以承受，被迫违心妥协放弃修炼，但这并非我本愿，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刻。

2003年，为抵制劳教所对我的迫害和非法关押，我开始绝水绝食，六天后，我已经很瘦弱，严重脱水。劳教所开始给我输液，12天后，对我强行灌食，又粗又硬的管子插进去，让人十分痛苦，难受到我竟然把管子从嘴里吐了出来。由于我过度虚弱，严重供血不足，插胃管导致我全身剧烈抽搐、麻木，呼吸十分困难，手背都抽青了，他们不得不将我送进医院。就在我正在输液时，又抽搐，医生束手无策。经过两天两夜的痛苦折磨，后来在我仍不见好转的情况下，劳教所害怕出事，惧怕承担迫害罪责，将奄奄一息的我送回家。就这样我提前7个月离开劳教所。

五、被迫流离失所

然而就在我到家第二天，得到消息的方村镇政法委和610组织立即找上门来，要我写转化，否则，等我身体一好就送我回劳教所，或送到沙漠地带，没人烟的地方劳改去。为了避免再遭受迫害，在家休养仅7天的我身体没康复，就被迫离家出走，流离失所近3年。

在流离失所期间，我曾两次被非法抓捕迫害且走脱，一次是非典时期被裕华路派出所抓捕，一次是2005年4月份被彭后街派出所抓捕，均被上老虎凳。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精神压力很大，生怕被派出所和当地政府抓住捉回，看见警察、警车都躲着走，居无定所，四处流落。

2005年9月份，我回到家中，以为事情过去了，可以安稳在家生活了。谁知2006年3月7日早晨，裕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及610组织在张建生的带领下，闯进我家，翻箱倒柜，并将我抓走，关到方村派出所。3月8日，又被方村派出所送进了位于北焦街的法西斯洗脑班洗脑迫害近3个月，对我的非法拘禁没有给我开具拘留证及任何证明。3月9日，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的恶行在全世界被公开揭露，举世震惊。

此后，逢年过节及敏感日期，上边就来人骚扰，甚至搜查，从不间断，有一次，竟然找到我在外的租房处，妄图绑架我。

对我家庭的迫害和伤害：

母亲

99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方村乡政府来人让我母亲天天去大队洗脑，强迫交大法书，交炼功带，失去修炼环境。

我在2000年去北京上访时，因说真话，说出我母亲也是炼功人，方村乡政府就把我没上访的母亲抓到乡政府，非法关押了一个礼拜，强迫写不炼功的保证。

家里老人、小孩得不到照顾。

2001年政府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毒害世人，家人恐惧，大喊大叫不许炼功，让我母亲倍感压力。给我的家庭造成了严重伤害。

父亲

在我被迫害期间，我那正直善良的父亲，不顾年老体衰，四处奔走于劳教所、看守所、派出所及相关部门，开证明，办介绍信，为的是见我一面，给我送衣物，其一路艰辛和痛苦可想而知，这场迫害给我们家带来的伤害是无法形容的。